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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狼

红亚坪：当代诗人的境遇



　　如果我要向随便碰见的对面的一个来人谈论一首诗并试图让他对诗的存在发出声音——这显然是异想天开，这会出现什么样的滑稽的结果呢？实际上即使是那些曾经对诗歌有过抱负的人现在也可能对一首杰出的诗不屑一顾，他们早已经罔顾这一事实：诗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在人类历史上，它始终承担着这一责任并显示出天赋：诗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并非完美的）人。即使它和其它人类努力一样难免功亏一篑，但是它给人类带来了诗的瞬间，在这个瞬间里，诗会让个体的非自然人很清晰地目睹到一个自然人的前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就会毫不犹疑地得出结论：诗从来没有在我们颇有微辞的现实中缺席过。可以说，即使一个砖瓦匠人或者一个田间耕作的农民他都可能会随时或者在某一个不可预期的时刻接受诗的教育。在我看来，人的语言包括日常语言天生就含有诗的成分，语言的产生与其说是人类适应自然的需要，毋宁说是产生于人对诗的渴望而且这种天真的渴望恰好适应了诗的自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语言是人类对自我的教育。这就决定了诗的两个属性：言语的属性与自然的属性。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一事实：日常语言的发展越充分越自由的时期往往是产生卓越的诗歌的时期。而语言被某种外力规范化的时代一旦来临，卓越的诗歌（而不是诗）往往看上去也销声匿迹了。但是只要人类言说的渴望还存在，语言还在发展，诗也就存在并和语言一道向前发展。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给我带来无尽的惊喜——因为它足以回答一个诗最本质的问题：什么是诗？诗的概念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人类历史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诗的概念。语言是人——诗的冲动的结果，而诗歌是语言的——言说的本质。卓越的诗也是人卓越的自然与时刻。
　　这和诗早期所包涵的范畴恰好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诗往往是其他更多艺术类的统称而不单指分行韵文一体，在人对诗的追求中体现出人对自身自由本质的追求，在古人看来，凡是自由的，皆是诗，而在言说受到自然限制的早期，歌咏与动作被率先体现到这种对诗的追求中，这也是“诗”与“歌”被巧妙联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最初的动因。当个体的人最大限度的战胜了残酷的、困扰自身的大自然，人的喜悦最终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反之亦然，痛苦与悲伤也产生了诗。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在人类一定的时期，人类只有一个朋友，也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和朋友就是身边的自然。因此，早期诗歌反映的人的自由在本质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人的自由就是诗的唯一的主题，但是当人类共同体俨然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人的关系被无限地发展了，这时，自然本身被人的社会结构无限地遮蔽了，美的概念随之诞生，诗是自由的已经不能涵盖人与社会的关系，诗不但要是自由的，而且要是美的。“美”作为一个概念看起来要比自然更自然，它几乎代替了自然的崇高地位成为人类精神上显性的追求。“美既是真，真既是美”是如此深入人心，诗随之获得了一种崇高的文体地位被人类以精神财富的形式确定下来。几乎与此同时，“美”获得了高于自然的概念被人所接受。诗所面临的美学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有难度，终于，诗与歌的关系不在是孪生的姊妹了。这个时候，人的自由发生了更显著的变化，自由的关系不再是人自然单纯的关系，人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比这种单纯的关系重要的多，从而形式的自由被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形式的辅助下才有可能有限抵达，而“美”成为衡量是否自由的尺度，这看上去更像是反自由的，但却是现代自由最真实的状况。在我看来，相对一定的阶段而言，诗，更有可能是对人的显性“自由”的反叛。在现代，最典型的一句话似乎是“我是我的敌人”，因为这一句话涵盖了现代人生存的背景，是宗教、科学、诗歌合力发展的结果，这同时也是当代诗人的境遇。
　　但是，必须意识到：这一境遇相对于诗人而言并非纯粹是消极的因素。当“我的敌人”从“我”中被剥离出来，这种对自我主观意识的澄清相当于在重重被蒙蔽的自然中，在意识里面再造了一个“自然”，这一“自然”不仅必须由诗人的美学观念来确认，而且更需要和比诗人更永恒的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有时候，这种关系由睿智的批评家来完成，另一时候需要考古学家或者社会史家来发掘。吊诡的是，也许未来的读者会像欣赏一幅毕加索的画一样欣赏一首诗，用“美”的定义来衡量一首诗的价值从某一个时间以来悄悄地战胜了自由的观念，而更加哲学化的美的概念会被广大的非诗人的读者所轻易接受么？只要诗的这一状况没有改变，诗人与读者的矛盾所造成的焦虑就具备更永恒的意义。诗人因此不但需要面对自己眼中的自然的困惑而且必须面对读者眼里的自然的困惑，这种双重的困惑等于诗人不仅仅要替自己活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要代替读者活着。因为很明显，为了“美”的义务，诗人不但要充当作者，而且要充当读者（很可能就是唯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一境遇的存在实际上相当于延长了诗人的有限的寿命。所以，这对于“穷困潦倒的常常被称做文人”的诗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短暂的不幸，毋宁说是一种命运的格外的垂青。诗所表达的对象往往并非“我”，而是“我的敌人”，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诗人没有能力在他的有生之年通过诗的完成建立一起一个意识化的独立的“自然”，那么，一首或者很多首优秀的诗歌将会毫无意义，“我的敌人”也会因为“我”的死亡而消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这也令诗人和经常给顾客缺斤少两的商人完全区分开来，因为诗人的作品首先要卖给诗人自己或者被自己称作“敌人”的人，这样无论多么聪明的诗人，只要生产的是诗，无论他采取何种交易的方式——这里面并无利润可言。这种生存的状况逼迫诗人加倍地受意识的自然所支配，除非在本质上来说 “诗人”并不是诗人，而社会的主流诗歌观念往往由社会的主流审美意识所统治，因此，并不是诗人的“诗人”在当今社会更容易获取诗的资源。但是，意识的自然最后会做出最终的裁判。这与古代的诗所面临的境遇有很大的差别，古代诗歌的永恒延续主要由生存的自然来裁判，而现代诗歌的永恒延续却要由意识的自然来完成。
　　看上去，我们一方面要受存在的自然所影响，另一方面还必须受意识的自然所支配，我们一方面是自然的人，另一方面还是社会的人，这二者没有哪一天让我们消停过。当人类最初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曾经有无数的睿智之人表现出人类最天真的一面，隐士之风开始盛行，这些天真的隐士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开人的意识的自然与人的社会性，但这是真正的天方夜谭，现在，谁还有这种天真的待遇——有资格在芸芸众生之中充当“隐士”的身份？相反，诗人——作为一个群体——被这个社会有意识的“隐士化”了，没有一个诗人能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结构发出声音。诗人于社会群体的关系变得极为可疑，即使诗人确实是伟大的，但人们宁愿这么相信——诗人是一群火热生活之外的旁观者，诗人的作品不是被这一个社群就是另一个社群所轻蔑与排斥，因为诗似乎不再享有纯粹的动机。更让人可疑的是，诗人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自己，某一类诗人总是自动归入某一个派别或者“主义”之中，在这里面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对另一种派别与“主义”视而不见或者嗤之以鼻，甚至，古代的诗歌也在这个意义上被他们所改造、利用、解读、生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人已经不相信人类普遍的情感对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起作用，或者，这个世界给人一种这样的假象：每一个自然人在世界上的位置都不是在同一个起点上，但是，每一个人要获取的社会资源却是相同的，人，通过人的社会性，仅仅因为这个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由于早期诗歌的启示，当今的诗人总是急于在诗的情感、精神上代替他人的存在，这种精神上的暴力倾向被认为是“美”的因素，表达了普遍人的情感被视为最高的艺术追求，但是因为这个普遍人往往并不是确定的团体，因而诗的感受就可能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之中。实际上，只有政治家才试图代表人类普遍的情感并以此为追求的目的，要把软弱的羊群驱入栏中，这正是精神领袖的做法，而诗也能如法效仿么？所以，诗人看上去最天真的一面往往产生于深厚的世俗化的土壤与厚黑学的政治机制之中，难怪有的诗人最终被这种“天真”所击败，因为这个普遍的——真是太庞大了，诗人往往因此而看不到出口（我们看到，在当今的诗坛，甚至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以为一死可以扬名）。但是要试图否认这种美学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经典的作品给我们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旗帜飘扬在我们的精神领域。似乎，越经典越更具有普遍性。但是，我们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代表普遍性，只是经典带来的效果，而诗的本质并不在代表普遍性这一范畴之中。大多数诗人却宁愿把这种经典带来的效果视为创作的动机，以为自我的诗意可以代替他人的生存，从而妄想在情感与精神上代替他人的存在。问题是，诗从一开始，从来没有具备过这种雄心。诗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虽然它确实与人的精神联系最为紧密，但是它在什么时候沦为一种工具化的精神存在呢？
　　在这里我不想谈论个体的诗人在精神上的错觉如何让他们步入诗的歧途，实际上个体没有错与对之分，相对于自然来说，每一种存在都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比我更睿智的人早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而诗真正伟大之处也正在于诗的包容性，凡是已经发生过的存在，都包涵着诗的存在的角度，这也是社会结构经常松动的见证之一。不惟过去、现在如此，未来也一样。我们完全可以发现，诗存在的背景是如此芜杂，几乎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即使是伟大的诗人都对此抱有必不可少的怨言，问题不在于背景的非诗性，而在于挑战这个背景的可能性。诗人的任务在于将这个背景与它所处的即时性用恰如其分的言语表达出自己的声音来，并善于倾听其他的声音，声音即是诗的感染力。但是，如果一个诗人总是认为其他的声音不是诗的一部分，这个诗人就是极其可怜的、猥琐的，其诗艺也只能沦为平庸与社会化的模式之中。这里，几乎可以说包涵了诗与非诗的标准，如果一首诗不能在这个芜杂的背景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不能成为诗，充其量是诗艺的练习，而自己的声音必然包涵对其它声音的尊重与理解。其实，诗真正的难度不在于表达普遍的情感，而在于发出真正的个体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不会在人的社会性的巨大洪流里被湮灭，相反，真正的艺术的声音最终将会让人的社会性极其谦逊地倾听它所表达的见解。人、事物之间最平等最自由的状态即相互之间的倾听。杰出的诗在于获得有尊严的倾听的对象，但诗杰出的本质在于诗自己发出的声音。这一点绝不能被本末倒置的理解，否则就混淆了诗产生的动因从而误解诗的处境。例如，诗在处理人类普遍的虚无的感觉时——这几乎是人类情感的历史——大都数诗人很可能会和每一个自然人一样在这种历史性的情感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如果他遵循最普遍的情感，那就只能充当历史的哑巴，而且，似乎连倾听的耳朵都找不到。因为虚无的洪水是如此汹涌，什么声音能够让它伏下身子来倾听呢？而诗杰出的本质正是要让虚无来倾听它发出的声音。如果说《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神曲》这类巨著有着绝不可替代的杰出的本质的话就在于它们成功地在这种洪流里面发出了令人类的虚无感必须认真倾听的声音。莎士比亚的戏剧最成功之处不在于会成功感染每一个善良单纯的人，而在于它同时会令每一个复杂的、恶贯满盈的人在剧场里百感交集。在这里，虚无并不是被排斥的情感经验，相反，人类的虚无感是人类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它产生了诗的杰出的因素。虽然它确实是自然科学消除的对象，但是实际上，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虚无的经验空间，这种罕见的人类现象只有诗才能认识与理解。因此，诗的声音即使在某一段时间被没有听到，但是所有的事物正在生成诗的因素，最终，人类言说的本质会以自己的声音述说存在的自然，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可以想象如果一种存在没有被描述过，这种存在会是真实的。
　　因此，对诗性的怀疑不论在哪一个时期都是肤浅的、可笑的，这仅仅是个体的人在任何时代面临的艰难的困境，而非诗本身的境遇。无论人的社会性如何发展，诗总会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保持言说的冲动。因为，没有一种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崩溃会主动放弃被言说的本质。诗性的因素就暗含在这种进程之中。同样，人的某一自然属性的发展与消亡也需要诗的参与，否则，它的发生与消亡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就会沦为日常的消费。而诗人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去做的话，就是必须让诗人的自我免于被日常消费掉。但是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个体的人能免于这种命运——所以，这里要进一步区分诗人的自我与诗人的个体，因为，说一个人是一个十足诗性的人并非说他就是一个诗人，同理，这种诗性不一定代表诗人的自我，而有的诗人看上去却毫无诗性可言，但绝不能因此断定他的自我也是非诗的。一个人身上的诗性往往正是日常消费的对象，但是一个人自我的诗性却会在这种日常消费的河流里浮现出优异的禀赋，从而免于被日常消费掉。如果一个诗人在他的文章里赞扬另一个诗人诗性十足的生活本身，我难免就会对他的作品的诗性印象大打折扣，当然这是题外话了，这些细节的言论丝毫也不能改变当代诗人的状况。而且，当代诗坛即使没有发出足够诗的声音，却从来不缺乏这种诗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