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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解构问题。翻译发生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之间的边缘交界处,这是外部的翻译问题。根本上说,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翻译本质上就是重构,被翻译的文本是另一个文本,而不可能是原来的文本。然而,恰恰是在不可翻译的地方才存在着翻译的必要性,“正是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是那些不可翻译的东西吸引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来文本中的统一体和语言统一体在重构中爆炸了,它们被重新组合成另一种文字,另一种文本,在另一种文化中获得不同的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语言为各种思想的表达提供了工具,但同时也限制了它自身,用一种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遇到表达的困难。比如法语中的一些词具有双重甚至多重含义,有些词既意味着解药也意味着毒药,既意味着贞节又意味着婚配,在别的语言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这种限制对于别的语言恰好是一种魅力,假如一种语言可以完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翻译的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每种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才具有翻译的必要。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世界语,而只有民族的语言;世界语也无法表达民族语言所表达的世界。
从上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基本内容来看,解构主义在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它解构那些普遍的、理性的、逻辑的、独断的、现成的东西,同时又建构个体的、非逻辑的、民主的、自由的东西。它反传统,但这种“反”又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所以,解构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否定,因为它恰恰反对任何绝对的东西,因而它自身不能成为绝对的。解构主义并不意味着西方传统的断裂,事实上它是西方传统的继续,是变形的延续,它是自希腊以来所形成的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否定和分裂传统的继续,其核心是辩证否定思想,解构主义是这种思想的变异形式。
解构主义是一种发现差异性、他者及其衍生能力的思想态度。它所指出的那些精神现象,根源于我们思维的性质:只要我们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思维时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根本无法完全把握,当我们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它就走向了别处,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思维已经游移时为时已晚,有时甚至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思维不断地分叉,如同迷宫一样。当一个意义占据着目前位置的时候,其他无数个意义隐藏在后面,等待着登上思维的舞台;当其中的一个登上了舞台,其他的便被遮蔽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感到词不达意,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只是一个核,而这个核心周围形成了一个意义场,这个场是由多层次的意义构成的;而且也是因为任何词、概念也是如此,它也只是大致地表达出一个意义核,而其周围则形成了一个多重的意义场。我们的思维就在不同的意义场及其不同的层次之间过渡和跃潜。
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解构主义恰恰不是横眉立目、反抗一切、与人为敌,相反,是对个性、他者和差异性的尊重。就这个意义而言,解构主义精神的实质便是宽容。而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它倡导的是和解与妥协,而不是斗争;是多元而非一元,是个性而非集体,是多重的意义,而非一种意义,也非无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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