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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中国诗坛不缺“先锋”缺“后卫”

中国诗坛不缺“先锋”缺“后卫”
    ——给中国第一个世界大师提前“画画像”
      自胡适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的《白话诗八首》开始至今已近百年,但若单纯从形式上讲,这短短的100年(包括歌德体的30年)中国人几乎完整走完了西方近200年的进化史,无论由现代派向后现代派进化的宏观格局,还是异彩纷呈的微观流派之争,中国人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人家有德里达咱也有非非,人家有下半身咱也有,人家有垮掉咱也有莽汉、撒娇、垃圾,只不过每一轮喧嚣过后,诗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都未因之产生有世界性影响的大诗人出现。客观评价,中国目前还未出现一流诗人,即便已经相对赢得西方诗坛认可的杨炼、多多二人,放在世界范围仍旧处在二流水准,其本身都未明确确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仅可“独善其身”,尚不能“兼济天下”。至于屡获诺奖提名的北岛,后期写作一直未突破早期朦胧诗的制高点,即便侥幸冲诺成功,在诗学上的价值也不大。那么,中国诗坛第一个世界大师何时出现?是未来三五年还是未来的公民社会,恐怕没人知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提前模拟他的出场动向,因为他的出现必然是这块土地呼之欲出的,非那样不可的。

一、他必然是为永恒写作的大诗人。

从这近一百年来中国名诗人的“发家史”来看,无非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A,朗朗上口,有韵无思。如徐志摩、戴望舒等。
B,政治顺风车,如郭沫若、艾青、北岛等等。
C,感动写作,如亲情诗、乡土诗等等。
D,新闻性,如精神病、自杀意外成名的诗人,顾城、海子等。
E,娱乐化,如梨花体、羊羔体、废话体等等。
F,观念写作,如韩东《大雁塔》,伊沙《车过黄河》等,意思是你们那么干,我偏这么干,与理性无关。
G,实用性,如汪国真的情书体等。
H,冷门题材,如采访艾滋病人、打工仔、打工妹等等。
I,圈子流派,如“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跟风异域的下半身、垃圾派等等
J,美女诗人加隐约的性暧昧。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成名方式基本与普世价值、永恒真理没什么关系,甚至与诗歌艺术形式上的进化也没什么关联,那么也自然谈不上思想史的进化与退化的问题。很显然,靠以上方式造出的名诗人是靠不住的、过期作废的,不必说亲情诗、乡土派、徐志摩、戴望舒那些分行散文之类的感性诗与思想没什么关系,即便后来“科技含量”更高的流派之争也与诗学思想没什么关联,因为它们不是这片土地应运而生的东西,而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说难听点都是一种照猫画虎的抄袭模仿。比如欧美的下半身只是个表达“政治正确”的道具,与器官写作本就没什么关系,但弄到中国就成了“一把好乳”、“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而美国的“垮掉”也是对丧失理想与信仰的一代人的反讽,而到中国的“垃圾派”就成了屎尿屁写作。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大诗人,必须有勇气做一只“孤寂的陀螺”,自觉游离于以上急功近利的出名方式之外,那么,这必然要求他自觉摆脱掉“没来由”的跳跃式发展,和这片土地的春华秋实荣辱与共亦步亦趋,始终走在为永恒写作的大道上,一旦中途走了点“出名获奖运”,被这些造奖贩子青睐,可能从此便失去抵达终点的机会。因为,自古以来大诗人的成长只与上帝和自然万物有关,和造名家的“阿修罗作坊”没什么关系。

二、他必然是一个“后卫”

   中国诗坛之所以名家太多大家太少,就是因为“先锋”太多,“后卫太少”,因为诗坛一些真正重要的事始终没人做,反而都忙着“八方取经,四面开花”,喧嚣过后便烟消云散,这对于学徒期的中国诗歌来说,只是“枝叶满天飞”的虚假繁荣,与“树根、树干”反而没什么关系。之所以中国诗坛迫切需要一个“后卫”,因为有三件事必须由他来做:
1,修复古诗与新诗之间的断裂需要一个“后卫”。
   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民国,“格律诗”(非狭义律诗称谓,凡古诗词都有一定的格和律)已经有了几千年进化史,这其中既充溢着一代代诗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氤氲着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潜意识世界观,如果完全弃之于不顾,直接跟风世界潮流,那中国诗永远也无法在世界诗坛体现出民族性和原创性。尽管目前已有些诗人意识到这点,自觉在诗中纳入历史文化背景以体现厚重,但仍然是机械化、取巧化的,有的甚至弄成了聱牙诘屈的文言文。对历史文化的承继要提高到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才体现为继承了筋骨精髓,而非某种古文化语境的硬植入或题材化运用,那样对现代白话新诗反而形成新的制约。
   那么,三千年格律诗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很简单,四个字——“天人合一”,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从世界观来说,无论神本主义哲学还是人本主义哲学最终都将归于老子的“天人合一”门下,因为无论神本主义塑造出的“神”还是人本主义塑造出的“人”都只是人类社会的“道”,而绝非宇宙的道大自然的道,因这两者都是在忽略“万物共生”的前提下为人类社会立法,最终的结局都是让人成为宇宙孤儿。人类社会与万物的和谐存在应该有个最恰当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的存在必然是以老子的“天人合一”为依据,否则人类的道德最终将“无法可依”。因为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又成为这些欲望达成的一条“电子手臂”,这必然导致人类的空间越来越大而万物的“地盘”越来越小,毫无疑问,诗人将担当这一“黄金分割”比例执行的“法官”。从方法论高度来论证“天人合一”就更加直观,就是在一首诗中让作者和万物结成天人合一的对等隐喻关系,也就是王国维所言的“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只可惜在对古文化的继承方面西方人反而走到了中国前面,目前盛行于西方的“深度意象”便是从我们的唐诗宋词借鉴去的。

2,修复现代派与后现代之间的断裂,需要一个“后卫”。

   我曾说过,若西方后现代对现代派的解构是一场物极必反的自然进化,但在中国却是人为安排的,并非自然形成呼之欲出的,因为现代派诗歌在中国并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自49年建国起,现代派元诗的自然进化路线便被“歌德体”强制终止了,那么关于天、地、人、神等元意像的本质命名也被强制终止了,朦胧诗虽然启动了短暂的反哺工程,但在有句无篇的道路上并未走出多远,便被后现代叙事解构掉了。那么,这便给文学史留下了“空挡”,这个“空挡”既造成思想史的断裂,也造成艺术史的断裂:

思想断裂

   每一代优秀诗人的崛起都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确立,但西方诗歌在形式上的发展进化是在文学界思想史的暗暗统驭下进行的,或者说新的美学范例是在新思想的需要下应运而生,如波德莱尔的出现便意味着现代派象征诗学的崛起,他算是第一个对法国工业革命做出应急反应的大诗人,他的“审丑诗学”实际是潜意识对未来科学杀死上帝产生“畸胎”的担忧。但过渡到艾略特时代,这种潜意识便发展成为“上帝缺席”的自觉警醒,在诗学上艾略特用以情节性软象征为主导的批判现实主义取代了“邪魔附体”(艾略特语)般的浪漫主义硬象征,可算对陷入主观化抒情的现代派元诗一次矫枉过正。但这些领域的思考在中国形同空白,因为“现代派”还未来得及思考便被“歌德体”洗脑了,若西方看到的是几十年、几百年后人类精神信仰、地球的生态环境被现代科技摧毁局面,我们则沉浸在当下婆婆妈妈的家长里短上,以此建构起的后现代再美妙也是虚浮的空中楼阁,吹口气就倒。

艺术断裂

   中国人喜欢造神运动,而且尤其喜欢造青春期的“年轻神”,因此回首百年文学史,基本就是青春期排名史,用西川的话说“基本到37岁死”,那么这便决定了这些所谓“名作”基本都是亮点不大漏洞百出的“远观”作品,在诗学上不但构不成必然的承继关系,反而陷入机械的非此即彼。比如朦胧诗因为曲高和寡被新生代取代,但取代之后并未对其进行艺术性改良,反而弄成无丝毫美感的唠家常;再比如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之争,口语好还是书面语好?争论的结果无非两个都好,但写不出有思想有美感的诗都统统不好,但二者的确都不好,因为二者都放弃了诗歌的艺术性赖以生存的核心——“意象”,前者用抽象思辨去说理,结果弄成伪场景伪叙述,后者弄成调侃化、娱乐化的类口语,让诗歌逐步淡出精英文化、严肃艺术之外。

3,修复民众与诗人之间的“断裂”,需要一个后卫。

   当今诗人在民众中的威信正丧失殆尽,不但在新华书店、报刊亭等场所连作为国刊的《诗刊》、《人民文学》等也见不到了,大部分畅销的大众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等)也将诗歌栏目排除在外了,即便还有点热乎气的网络也只是有限诗人间的“互粉”罢了。而当前网络带给诗歌的负面效应比正面还大,让那些“行为艺术”闹得,似乎当今写诗成了一件丢人的事,“说你是诗人,你愿意呀”已成当代口头禅。毫无疑问,这是极不正常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民族的年轻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影星走光、歌星艳遇等靡靡之音上,而将传道授业解惑的诗歌排除在外,都是一种精神坠落,都是对他们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扼杀。在此恶劣形势下,诗人们如果继续我行我素踽踽独行,再这么婆婆妈妈地唠叨下去,装神弄鬼地花哨下去,像北岛似地大喊大叫着“不要粉丝”,那诗人这个称谓真要离作废不远了,自古以来“诗人”就是读者送给写作者的称谓,没听说过还有自封的“诗人”流传下来。

   目前在当代诗人与民众之间的“断裂”必须修复,否则这种“断裂”就会慢慢发展成“天堑”,那么如何修复?当然是进一步强化诗歌的正能量、理性含量,和世界大师站在同一个战壕里,让更多讴歌弘扬真、善、美、爱有格局有体量的好诗出现!因为诗歌是人性的产物,在任何年代都存在人性的需求。如果当代诗人不能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精神需求等于把我们的民众进一步推向古诗或西方诗歌,比如,他们失意时会情不自禁想起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或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吟诵雪莱“冬天来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同窗相逢老友聚会,他们会想起毛泽东的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一旦谈到爱情,他们会情不自禁吟诵《诗经》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或普列维尔的“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三、他必然集诗、论于一身。

   瓦莱里说过,“凡是第一流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本•琼森也说过,“只有诗人,而且只有第一流诗人,才配批评诗,在中国现代诗这段摸石头过河的特殊时期,离开一流的批评家的参与论证想让大诗人单独出现是不现实的,这等于他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首先中国教科书对现代诗的启蒙教育几乎为零,想让民众自觉地把大诗人找出来是不现实的,不用说中国,即便读者群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也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审美思想领先时代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其次,他应该站在当前话语权机构的对立面出现,因为当前的话语权机构只是生产人造名家的投机作坊,因此想让现有的批评家转而吹捧他们的对立面无异于让他们自杀。那么,只有一个最了解他的人才能完成这项工作,或者说这个人只能是他自己,否则他便只能是一朵“彼岸花”,他的声望和他的才华只能生前各不相见。比如,艾略特因为他的理论作为支撑,生前即奠定了世界大师的地位,而波德莱尔和史蒂文斯因为没有自己理论体系作为文本的支撑,死后几十年、近百年才得到世人的逐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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