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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赫伯特的散文 (波兰)兹别格涅夫•赫伯特 李以亮 译

赫伯特的散文
(波兰)兹别格涅夫•赫伯特
李以亮  译

永动机

克尼利厄斯•戴博尔①是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和学者,但他的同行对他的看法有所保留,指责他不够严肃。的确是这么回事:他更倾向于炫耀其诸多的的能力,而不是做出系统的研究。也许正因如此,一直没有一所大学给他提供一个教席。然而,宫廷却很赏识他。1604年他曾经出现在英格兰。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上流社会和国王的同情;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得到皇室提供的一份年金,以及在埃尔特姆宫的一套住房。于是,戴博尔成了可被称为“奇象怪物的全职制造商者”:一个奇迹的提供人,迷幻与眩晕的生产者。

根据当时的记述,有两件事(在很多事例中)尤其引起轰动,并长时期留在人的记忆里:一次是向人展示这位发明家建造的潜水艇,在泰晤士河里,从威斯敏斯特潜水艇潜行到了格林威治;一次是当着国王、皇室和受邀嘉宾的面,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创造了一个气象奇观。在那个壮丽的场面中,戴博尔设计的机器,倾泻出万钧雷霆与闪电;于夏日里在忽然之间制造出严寒的天气,使墙壁之上覆盖起寒霜,让在场的人因寒冷而瑟瑟发抖;而在结束时,又降下一场温暖、酣畅的阵雨,让每个人都融化在出其不意的欣喜里。掌声经久不息地响起,只为致敬这个具有天才的力量,使得自然力顺从于其意志的人。

戴博尔的脑子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严肃与可笑、聪明绝顶与荒唐至极的念头。他建造了一只梯子,助力大胖子上马;他弄出一套排干沼泽的系统;他创造了一个飞行器(被恶毒的人称为坠落器);他发明了一种小锤子,专用来敲打头顶的寄生虫,附带的镊子则从头发里挑出被打死的尸体;他发明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工艺流程,使一堆纤维,有时是一个塑像,它们被放到风中时,发出骇人的哭声和呻吟。这还只是这个充满奇思异想的人,搞出的少数几个花样。

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江湖骗子,还是一名学者?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他的灵魂,它多半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们只有集中研究下他最后留下来的东西。戴博尔的图书馆,真是无奇不有,给那些对戴博尔的才能、天才而野生的丰富创造力抱有探究兴趣的人,提供了珍贵的指示。

书籍的陈列使人发现,戴博尔既钻研学者的著作,同时也阅读大量炼金术士的论文。培根、莱昂纳多•达•芬奇、乔丹诺•布鲁诺的著作,与巴拉塞尔士②的著作《伊希斯③的七重面纱》、《希拉姆神庙》、《永恒智慧的竞技场》并排而列。灵知的野草蔓延在自然科学的花园。在他有关机械学、化学和弹道科学领域的论文的页边,戴博尔绘制了一些神秘难解的图表,记着一些铿锵上口的名词:Binah, Geburah, Kether,分别表示“智力”、“力量”、“知识之冠”的意思。戴博尔认为,世界能够以纯粹科学分类的方式进行解释,他认为自然永恒不变的规律,有时候并不是强制性的,这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留下余地。这也许是他为什么要建造一个永动机的原因,他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改进、完善之(他认识到,从物理学家的观点看,他的事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他那条布满狂想的小路上,他也取得了某些成果。他发明的摆锤、风车、悬挂的轻量金属球体,的确运转了很长时间,而当运动停止时,发明者只需像造物主那样,用手指轻轻一拨,就能惊醒打盹中的物体。

在若干世纪之后,当我的骨头化为齑粉,戴博尔想,甚至连我的名字也消散在薄雾里之后,有人会发现我创造的,永在撞击的时钟。我不指望人类的记忆力,而是指望宇宙的记忆。我要我的存在像上帝的存在一样,被以不会出错的、绝对可靠的证据得到证明:自主的永动。  

————
译注:
①克尼利厄斯•雅布斯纵•戴博尔(Cornelis Jacobszoon Drebbel 1572-1633),荷兰发明家,对测量学、控制技术以及光学和化学都有贡献。
②巴拉塞尔士(Paracelsus 1490-1541),瑞士化学家、炼金术士,为了研究到过印度等地,据载也是一个诗人。
③伊希斯(Isis),埃及神话中的生育女神。

长子格里特

格里特出生在邻近费勒①的一个小村子,与其家中所有其他男人一样,注定要以捕鱼为业。通常情况下,在操劳一生后,将他的渔船和房屋传给儿子,然后满足于享有两码的墓地。但是,大自然,它通常都惯于小心分派给所有生物以固有的形状,却使格里特有些特别。令格里特的父母大为苦恼的是,儿子的生长发育超出了常规;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就达到了八英尺又五英寸的高度。毫无疑问,他是荷兰国土上行走过的最高的人。在一个多山国家,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起来;然而,在这里,一览无余的平原上,他的身高就是一种持续的冒犯,尽管并无居心。

虽然被赋予了一身力气,他却是一个正常地安静、温和,并有一点忧郁的人。他没有什么朋友;姑娘们都躲着他。他还尤其喜欢,坐在屋子的角落,看着一束阳光里的灰尘,起伏旋转。

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来自父母的阻挡,格里特决定,以其反常的身体作为职业本钱,去闯荡世界。他走街窜巷,开始了他的漫游;在乡村集市或节假日里,扳断马蹄铁,把铁条折弯,将大桶抛向空中仿佛小皮球,赤手空拳地拦截一匹疾驰而来的奔马。他跟其它自然的奇迹,展开艰难的较量:一只双头猪、六条腿的狗、会数数的马,以及魔术师、走钢丝者、吞硫磺者,还有倒立泥地、大腹便便的小丑。

在一群骗子、占卜者和捕鼠者中间,在鼓点、喇叭震耳欲聋的的喧闹里,在手舞足蹈、高声叫喊的队伍中,在肉类、大蒜和甜糕饼的气味里,格里特像一只旗杆高耸——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他收入菲薄。在他蓝色的双眼里,隐藏着一个食口众多的家庭父亲的忧虑;格里特的忧虑便是他那巨大、总难吃饱的身体。

在1688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在哈勒姆市,离纽埃格拉赫特不远一个小巷子里,人们发现了长子格里特。脸朝下,躺在地上;他的紧身上衣,浸透了雨水和血,一把小刀反复刺穿过他的身体。很可能有过不止一个谋杀者,在他身上发现的棉质小钱兜,使人相信这并非一起抢劫。他的遗体被送往莱顿大学,所以,他甚至并未享有一个体面的葬礼。然而,有几个教士,在他们的布道中提到这次谋杀;其中一个教士,被修辞的热情冲昏头脑,他说格里特身受击打的次数,堪比尤利乌斯•恺撒②。不清楚这样一个标举的类比,是如何做出的。

也许,这位教士想要我们懂得,健康的共和精神赋予巨人和恺撒身同等的敌意。

————
译注:
①荷兰地名。
②即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军事统帅、政治家。恺撒出身贵族,公元前49年率军占领罗马,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后遭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  



当一个人说在他旅行之前,一幅地图就已经存在,这虽然略显夸张,但肯定不是太过夸张。就像某个人大胆写出一首诗歌,在赋予它可以理解的形式之前,一个朦胧而真实的雏形已在空中盘旋良久。同样,当有勇士向荷兰人提出一项大胆的计划,经过北方的通道到达中国时,也出现了地图、塞壬的歌声和种种挑战:北方的通道可不同于普遍使用的热带航线,那是一个黑暗、狭窄而冰冷的走廊,充满了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和同样凶恶的竞争对手。

提议还是被严肃地对待了,因为荷兰财产总局确立了一笔高达25000弗罗林①的奖金,奖励任何能够成功实现这项几近疯狂的意图的人。两个富有经验的海员,雅可布②船长和领航员威廉•巴伦支③,带着一批船员、两艘大船开始了执行勘察的冒险。这是1597年5月。大陆的绿色地带迅速从视野里消失,仅仅三个星期之后,船上的水手便发现,他们被包围在一个难以置信的极地世界。6月5日这天,甲板上有人高声叫喊,说他看到一群巨大的白天鹅出现在海平线上。实际上那是连绵的冰山。水手的误判,基于对北极世界可怜的知识,并无多少诗意的想象成分。

在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插曲、恶劣天气与命运的考验,以及与不可思议的环境进行艰苦的较量(其艰难程度是逐渐增加的,船员得以部分地调适)之后,也就是,在离开荷兰不到四个月后,进一步的航行便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两艘大船都被困在新地岛海岸附近秋天的冰中。他们决定在那里过冬。为此需要搭起一个房子。

幸运的巧合是,他们在岛上找到了由洋流带来的西伯利亚的树枝。这些树枝坚如岩石,难以对付。船上的木匠在开工之初就死去;冰封的大地似乎拒不接受这凡夫俗子的遗体,所以他只是被埋葬在巨冰的裂口之间。时间在流逝——白天越来越短,气温以可怕的速度在下降。负责造屋的工人抱怨说,他们不能像木匠平时习惯的那样,把钉子含在嘴里,钉子冻结在嘴唇上,他们就不得不撕破唇皮。

在十一月的第三天,最后一块木板终于钉上屋顶。快乐的水手们,以冰雪冻结而成的“枝条”装饰他们的家。

于是,这里有了他们的房子:一个微型的家园,一个避难所——为他们抵御冰霜,和时刻觊觎着荷兰人的北极熊。几乎没有一天不要面对面地遭遇那些北极熊;步枪、燧发枪、火枪、戟和火,全部用上但收效甚微;这些动物的固执和耐性,简直跟人一样,它们像白色、嗜血的幻影,突然冒出来,爬上屋顶试图从烟囱进入。它们在地上嗅着,在门边令人恐怖地气喘吁吁。

这次探险的年代记录者,几乎从不允许自己流露太多个人的情感,除了面对造物主虔诚的感叹。在他的记录的某处,却采取了情感化的一词“野兽”指代北极熊,直到结束。在一个半夜里,北极熊的围攻终于停止,北极的狐狸出现了;这位年代记录者对于那些北极狐狸有一个温柔、暖意的指称——“生灵”。它们顺从地进入他们设下的陷阱,给他们提供了肉食(味道就像兔肉)和皮毛。这再一次表明,在人类跟所有那些匍匐的动物之间神秘的兄弟情谊里面,有着一些伪善的内容。

在那残酷、刺目的白色地带,在令人目盲的命运的棋盘上,搭起一座房子,终究不在上帝为人制订的计划里。壁炉的火释放的烟多于温暖。严寒的风在生满苔藓的缝隙间戏耍。被坏血病与发热折磨的男人们,躺在悬挂于墙上的床铺上,大雪掩埋了小房子和它的烟囱。北极的夜晚混淆了时间和现实的刻度。截至一月底,水手们一个个屈服于集体的幻觉,就像沙漠里的漫游者,在错觉里看见绿洲,他们看到了地平线上不真实的太阳。但极地之夜悲哀的黑暗,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认为荷兰人的冬眠只是消极的抵抗,那就错了。相反,从他们体内迸射出的能量,是引起后来者敬意的原因。他们忙碌、喧闹,仿佛弗里西亚④贫瘠耕地上的农民。他们取木生火,照看病侣,修整房子,还有人记录周围世界的奇特之处,他们打猎,囫囵操练厨艺,朗读圣经,在理发师用热水烫到他们时故意拔枪相对;理发师还给他们剪去体毛,体毛长得出奇地快,身体仿佛想要生出一副皮毛覆盖自己。他们缝补衣服、鞋子,用他们捕到的动物的兽皮,他们唱虔诚与下流的歌曲。他们修理过一只不断被冻住的钟表,钟表的存在是一个安慰,使他们相信时间并非深渊,或是虚无的黑色面具,而是可以划分成人类的一个昨天和明天——划分成没有光明的白昼与没有微光的夜晚,分钟,小时和星期,划分成消失的怀疑与新生的希望。

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致命的搏斗中,对付过百倍强大于自己的对手,就懂得只有集中所有注意力、意志和狡黠,面对打击才有机会取胜。这尤其需要减少人格方面的考虑,将自己下降到纯粹受本能冲动支配的动物状态。必须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人。真正起作用的,是在雷霆、火灾、风暴发生时那一刻的反应。任何属于人的额外考虑,多余的思想,感情和姿态,都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有几个荷兰水手面临那种最为严酷的考验时,至少有两次违背了这个铁律。在这种跟非人的自然作斗争的规律中,他们加入了人性的东西。但是,那也不仅仅是一种冒险的奢侈,或是在冰天雪地关于依附之物的伤感之歌,而是自我保护的重要部分。两次事件都与他们的新居有关。因为——毕竟——它也是他们的家。

1598年1月6日这天,一个富于启示的日子,这些遇难的船员,没有在意屋外正在发生什么,决定在他们的家中,庆祝假日。即便清醒的船长黑姆斯克尔克也在他们的疯狂下让步了,下达命令从不断减少的补给里,量出相当一部分酒、两磅面粉,他们用这些东西焙制了李子糕和饼干。调味酒的作用使得船员的情绪高涨,他们开始跳舞;一遍遍跳他们喜欢的民间舞蹈。并且安排了一项比赛,看谁是新地岛的舞蹈皇帝,选出一位“杏仁之王”。最后,一个生病的年轻水手,雅各布•施达姆摘冠,虽然不久他就死了,但是,在那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他最后一次对着他的同伴,而不是这个世界,露出了笑容。船上的年代记录者说,这一切发生得就跟在他们荷兰亲爱的家中一样,他不禁发出了一声的庄严的咒语:“佩特里雅(patria)”。

不知最初是谁的主意——也许是一次集体想象的产物——当房子最后建成(说实话,它就像一间狗屋),他们决定赋予它一点风格。在低矮的门上方,他们用黑色绘了一道三角状的门楣,两扇窗户——对称地画在墙上(房子没有窗户)。船板做成的屋檐,排列起来钉到屋脊上。它很快就被雪暴卷跑了,显然,雪暴对审美的微妙之处充满敌意。

当1598年6月13日,他们乘坐两只不幸的小船踏上返程之途时,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那被弃置于身后的家——那三角状的门楣,和两只虚假的窗户(其中潜伏着一团漆黑),那是代表忠实的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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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①弗罗林,二先令银币。
②雅各布•凡•黑姆斯克尔克(Jacob van Heemskerk,1567-1607),荷兰航海家和探险家。与巴伦支进行了两次探险航行。
③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z 1550-1597),荷兰探险家。1596年他第三次出征北冰洋,抵达新地岛,次年6月脱身返航,在返程途中病逝。为纪念他,后人将新地岛与斯瓦尔巴群岛之间的陆缘海命名为巴伦支海。
④弗里西亚(Frisia),历史地名,在今荷兰。  

斯宾诺莎的床

想来令人惊叹,我们对那些走到生命尽头的哲学家形象,记忆总是最为深刻。苏格拉底举起盛满毒鸩的杯子,塞内卡被一个奴隶揭开面纱(鲁宾斯据此作有一幅画),笛卡尔漫步于阴冷的皇宫,预感他所担任的瑞典女皇教师之职将是他最后的日子,老年康德在每日例行的散步前嗅着刺鼻的山葵(手杖牵引着他,在沙土里愈陷愈深),斯宾诺莎①被肺结核弄得衰弱不堪,依然耐心地磨着镜片,他是那样虚弱,已经无力完成有关彩虹的论文......这是一个长长的画廊,布满高贵的垂死者、脸色苍白的石膏像。

在他的传记作者看来,斯宾诺莎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睿智之人:无比专注于著作的精心设计,全然无视物质性的事务,超然于任何激情的限制。但是,有一段小插曲,在一些传记家们中间默默流传,而另一些人则将它仅仅看作不可理喻的、年轻气盛时的一个冲动表现。

斯宾诺莎的父亲于1656年去世。在他家里,巴鲁赫早有古怪的名声,毫不务实,只将宝贵的时间浪费于研读不可理解的书籍。依照精心设计好的计谋(他的继妹和丈夫卡西里斯起了主要作用),他被剥夺了所有的继承权。她盼着这个心不在焉的年轻人不会在意。但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

巴鲁赫以出人意料的精力提起了诉讼。他延请了律师,召集证人,他表现得既有理有据,又充满激情,尤其突出地强调整个进程的细微之处,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一个受到伤害、被剥夺了权利的儿子的样子。

他们将家产迅速地分成几份(在这个事情上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接下来的,却是意外的审判,招致了常见的不快和尴尬。

仿佛一个有着强占有欲的魔鬼进入了他的身体,巴鲁赫开始了关于父亲屋子里每一物件的归属权的诉讼。首先是他母亲德波拉在上面过世的床(他没有忘记那深绿色的帘子)。接着,他主张对那些毫无价值之物的权利,解释说他对它们有着格外的感情联系。法官感到非常厌倦,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一贯禁欲苦行的年轻人,怎么会有着如此不可阻挡的欲望。他为什么要继承这些东西?——一根拨火棒,一只断柄的洋铁水罐,一个普通的餐具,一件瓷器(上面所绘的牧羊人,头部已缺),一只破损的时钟(立在门廓前,早已成为耗子的家),一幅壁炉上挂着画(已经完全发黑,就像是画上去的一坨柏油)。

巴鲁赫赢得了官司。现在他本可以骄傲地坐在废品堆积成的金字塔前,怀恨地瞟上一眼,那些企图剥夺他的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选择了要他母亲的床(连同那个深绿色的帘子),将其余的一切,都让给了输掉官司的对手们。

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这么做似乎是明显的浪费时间精力,事实上,却具有深意。巴鲁赫似乎想说,美德绝不是留给弱者的庇护所。放弃权利之举要求做出富于勇气的牺牲(并非不带后悔与迟疑)——为了那美好、不可思议之物,牺牲掉普遍为人欲求的东西。

————
译注:
①     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著有《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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