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論壇 繁體 | 簡體
Sclub交友聊天~加入聊天室當版主
分享
返回列表 發帖

[转帖] 扎加耶夫斯基说(3) 李以亮 编译

扎加耶夫斯基说(3)
李以亮  编译

天真的诗歌也有某些迷人的东西,我不是说业余诗歌现象有多么迷人。当然,它们足够无害,即便它们对我们理解世界并无帮助。(据说牛顿曾经把诗歌说成“不老实的废话。”)

当我们谈论文学这个巨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已有现成的答案:作品弥补了作者的性格缺陷(“他写得很好。”)但是,同样的事情,适用于我们的小诗人吗?

诗歌将我们提升到日常之上,使我们得以专注而热情地审视我们的世界。它并不能将我们从经验主义的限制之中完全解放;诗人不能飞升到空中,他们并没有被赋予外交豁免权,也不能免于疾病。

诗的忧郁,有时难道不是狂喜的伪装么?仿佛诗人都想要更久一点地享受灵感,于是把它藏在了一只耐热的容器里。

除了其它传统意义上的劳作,作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还必须包括衡量两方面的成分,即:发现恶的新形式、善的新的品种、新的行为模式与不朽的生活方式。

在法国,几十年中抒情诗一直将其功能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独白、对“诗歌到底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没完没了的沉思。这就好像一个善于内省的裁缝,不再为他人做衣服了,而是不停地在思考那句非凡的阿拉伯谚语:“针给无数人缝制好了衣服,自己却一直光着身子。”那些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寻求答案、富有思想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离弃如此枯燥、自恋、与外界隔绝的诗歌。

如果我们想要严肃地谈论文学,有的作品,有些时候就必须被抛弃,即便它“写得非常好”——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相当是是大一部分作品就应该被抛弃,虽然他巨大的天赋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也有《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荒原》、米沃什的《关于道德的论文和关于诗歌的论文》、曼德尔斯塔姆的彼得堡诗篇、奥顿的《阿基里斯之盾》、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和策兰的诗——它们处理的是什么?邪恶、现代性、我们时代的生活、我们与时代之间的牴啎。

只有极少、非凡的诗歌,通过它们大诗人评判我们时代的耻辱。

二十世纪最广受崇敬的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这一个迷住过古代诗人的话题上,也几乎无话可说:应该如何在人类中间、 在何种社群之中生活?虽然关于如何在存在的隐秘之中、在孤独中、在孤独的爱中生活,以及在如何去死这些方面,他都说得很好。

诗歌是一门艺术,因此不能减少到只是精神活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就像在破碎的镜子里一样,惟有在精神生活中,我们才偶尔得以一见“永恒”小小的、移动的火焰。

与此同时,精神生活也必须被隐藏,它不能被炫耀于大庭广众。

捍卫精神生活,不只是扔给激进的唯美主义者的一块小面包片。我认为,精神生活,以波兰语、英语、俄语或希腊语对我们讲话的那种内在的声音,也许有时只是低声细语的声音,却是自由的支柱和基础,是沉思与独立的不可或缺的领地,保护我们免受强大的打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

在诗歌里,我们必须总是考虑至少两件事:事物之所是,与我们之所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见人类的喜剧和残酷,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之人的虚荣和愚行。但是,我们也不应匆忙地放弃对于更高世界、更高秩序的愿望,即使人类愚行的障碍可能使我们沮丧。

仅仅描述人类的堕落——无论多么小心谨慎——只会导向沉闷的自然主义。一旦离开了冷静的裁断,那么,对生活潜力的狂喜,它的神学的维度,只会带来一种不可忍受的、充满不恰当傲慢的修辞。但是,同时维持两种观点是极其困难的;最终诗歌也成为不可能的(正如人类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按西蒙娜•薇依的说法)。

“雅典与耶路撒冷”,这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和列奥•斯特劳斯看到的两难困境,舍斯托夫选择了耶路撒冷,斯特劳斯却发现其中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

为什么当代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人——热衷于精神的冷淡,热衷于那些小小的、俏皮的玩笑,热衷于优雅、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

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诗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低与高、凡俗与神圣的诗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情人的争吵、城市街景,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暴君的谎言的诗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精神贫瘠,无智慧,一种谄媚的诗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在一个幻觉的污浊的云团里迅速地掠过地面。

如果你用波兰语写作,你也就不得不接受波兰历史赋予你的复杂遗产。

时代的无情,及其补偿性的轻浮,意味着今天年轻的一代,熟悉后现代主义理论并充分意识到文本陷阱的年轻一代,已经忘记了所有那些恐怖;不能不说,就波兰战后文学的根本性质而言,在做出积极回应方面,有负于那一时刻——华沙人被迫离开化为废墟的城市那一刻。

今天的年轻作家,首次发表作品不久就可能被人记住,但对我以及出生于战后的我的同代人而言,生满杂草的房屋废墟,就像哥特式修道院遗迹对于浪漫主义者一样充满诱惑,既包含宝藏也富于危险,它们构成了我们童年深爱的自然景观,也激发了我们最初的灵感。

他们流落在世界各地,并依靠奋斗在极其困难——经济和精神双重困难的——条件下幸存了下来,在巴黎人的蔑视中,也在其他左派的奚落声里;然而,它的确成功地创造了波兰现代文学的感性基础。以一种普遍而非地方性的方式,它成功地创造了与历史的威胁相匹配的文学模式。它也缝合了希望最深的断裂,避免了过于廉价的慰藉。

最近,作家、作曲家齐格蒙特•麦切尔斯基的遗作《日记》出版了,其中有一段,清楚描述了在铁幕背后,作者所处的困境:“在西方,我无疑被看作 '一个揭示黑暗事物的作家',一个吹响悲观主义号角的作家,预告欧洲的末日、人类愚蠢的徒劳以及我们这个物种全部进化的终结。然而,在这里,在这智力和经济的失事地点,我在鼓吹讴歌道德和存在意义的小号。”

诗人所起的主要作用,往往移交给了小说家甚或哲学家,这一情况是非常突出的;然而,在波兰,诗人们并不为现代主义美学教义的种种禁欲处方所困扰,没有撤退到炼金术式的隐喻所属的隐居处,而是怀抱巨大的热情,致力于研究世界的种种疾病。

任何试图以波兰语写作的人,都面临着新的威胁。众所周知的“常态”,它是很难界定,但中东欧的公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情形,终于得以实现了,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凡俗”现在被允许——你可以写得很轻,可以写得琐碎,完全只写自己那点事,或确实只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主要是关于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外取得的”民主对于极权主义的伟大胜利,也可以看作是常识对于斯大林主义谎言的胜利——谎言是斯大林主义的本质,而民主并不能保证谁免于粗俗。

用什么语言写作真的那么重要吗?任何一种语言,只要用得好,难道不是一样能够打开通往诗歌的门,向我们揭示世界吗?写作的人通常独坐,面对蛮横地反盯着他们的空白纸或暗淡的电脑屏。他们都是孤独的,如果不计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为自己。既受益于传统的鼓舞,又承担其妨害,那些已逝者声音的喧哗,他们试图深入到未来的年代,现在却保持沉默。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似乎属于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内在的吼声像是火、风和水之外的一个元素。

作家是孤独的,表达喜悦或悲伤。他的探索的见证者,既不是护照办理处,也不是大学的文法专家,只是太阳和死亡——这两种力量,用拉罗什福科的话说,我们都不能正视。
收藏 分享
分享到: QQ空间QQ空间 腾讯微博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腾讯朋友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