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德里达《见证的诗学和政治》

轮回的马

世界变成了它的语言，而它的语言变成了世界。但这是一个失控的世界，从意识形态中起航，找寻言辞上
的安全和一个被诗意的文本所允诺之外的无有，然而这个文本却常常是一个自我拆封的文本。
——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一个封闭的重新打开：反抗自身的有机主义》

是艺术的角色在演绎这个打开面具的角色——一个显露出面具作为面具的角色。在话语之中，成为我们的
灯塔的是文学艺术……认为这首诗，在其成功地变成诗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其构建成诗歌的过程中，
也暗自地建构了它自己的诗学——似乎有点评价过高。但是，在这里我想保持这样一个奢侈的建议。
——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自觉的视觉艺术描绘（描绘，以往的图说）：自然标记的幻觉》

标记、密封、显露、拆封，这些将与承担见证有关。也与作为承担见证的诗学相关——而非遗嘱中写明的见证：证明书，证言（原文用英语），遗言。
一首诗可以对一个诗学承担见证。作为一个遗嘱中写明的承诺，它可以允诺它，也可以回应它。实际上，它必须，它不得不这样做。但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比如求助于一个以前已经存在的文字的艺术；或者参照某处一个书面的宣言（许可证）；或者遵守它的像先验的权威那样的律法。而是在这个事件（成诗）发生的过程中，诗歌通过它自己允诺其自身诗学的建立。这可能是一个诗歌“建构其自身诗学的”的事实，正如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在他的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个诗学必须通过它的普遍性变成一个阅读的发明、创立、和给予，以一种值得仿效的方式，标记它，同时封闭又拆封这首诗的可能性。这可能在事件自身发生，在它（诗）独一性的言辞身体之上：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在一个签名（它向物而非它自身展开它的言辞的身体）的与众不同的又可被重复的时刻，在它（诗）的附注（参考）中（附注在它之外携带它，朝向一个他者或者世界。）
由于证言的热情洋溢，从我的角度，我想冒一点险，目的是为了和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一同分享——我所冒的险就是“保持这样一个奢侈的建议。”而且为了尝试，我想将承担见证的经验放到尝试（试验）中去。我想回忆起一些地方，在那里我很享受和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临近而居超过十年的时间，我选择回到策兰的一个特殊的文本中，这个文本我碰巧和我的学生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一期时长三年的研讨班上读到，这期研讨班是关于见证。尤其是关于责任，当它在一个独一的日子里，使一个诗意的签名负担起了责任。将被证明的假说是：所有重要的的见证都对语言诗性经验起到了一定的责任。
一
不要否认它、远离它，在责任的地平线上思考一下这个秘密：一个人必须怎样面对证言的问题（testimonium）？为什么testimonium的问题和testamonium的问题没有差别？和所有证言的问题没有差别？换句话说，就是和从死亡中幸存的问题，和生死对立之前和之外幸存（sur-viving）的问题没有差别？

灰烬荣耀背后
……
没有人
为了见证
承担见证
（Neugroschel）[2]

如果我们想保持对纸上文字本打算回应的东西诗性的共鸣，那么我们就必须记得它们是以德语走向我们的。通常，习语是难以恢复的（或不能缩减的）。言辞主体的难以攻克的独一性已经将我们引进了一个证言之谜。紧邻着独一的见证之不可替代性的，可能是，严格的说是这首诗正在向我们所讲述的。这样的话，讲到自己，就是在向他者的言说他者之中标记自己，在一个简单的手势之中标记和设计自己——密封和拆封自己——或者再一次，引用和移植一点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的话：“作为一个诗意的文本密封的同时（通过）拆封自己。
最终，这个习语是无法翻译的，即使我们翻译了它。这三行诗句抵抗着甚至最好的翻译。而且，它们在诗的最后走向我们，然而关于它的意思却鲜有确定性。根据必要的参考，很难不去考略和指向日期、事件、以及策兰的存在和经验，以上这些不仅仅是一些“词”：诗是唯一的可以向它们承担证据的一个，但是策兰没有在诗中为它们命名。一个秘密的可能性常常保持着敞开，而这将是无穷尽的，这在策兰的诗歌中更是如此。策兰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这些注释加密（密封，拆开）。事实上，有些人已经能够对此承担证据，比如策兰的朋友，读者兼解释者彼得·宋迪（Peter Szondi），首先，他至少和分享了策兰的一些经历，但远远不像证言那样详细阐述或者证明他所说的。
某种程度上，这首诗歌对于德语来说也是不可翻译的，尽管德语对诗中所指涉的事件具有特权般的见证，也就是说，纳粹浩劫（the Shoah一个命名纳粹大屠杀的希伯来语。）有些人则比较恰切的称它的名字（一个转喻的名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暂且将它悬置在此）为“奥斯维辛”。这首诗的德国语言将对所有被火焰摧毁并化成灰烬（灰烬荣耀是这首诗的第一个词，一个双重的，分裂的词）的不可胜数的数字的存在（不可胜数地）保持在场。数不尽的、也未被命名的，不能言说的、反抗的，就这样烧成了灰，和着那些名字和记忆，甚至证言的被确保的可能性。由于我刚刚已经说了“证言的被确保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将不得不问是否证言或者承担见证的概念和确定性和保证，甚至知识等等的一个价值是一致的（相容的）？
灰烬，这也是毁灭或者威胁将承担见证的可能性破坏至毁灭的名字。灰烬是毁灭的形象，没有提醒，没有记忆，没有可读的，可被解码的档案。也许这将指引我们来思考一件可怕的事情：毁灭的可能性，见证者实际上的消失，承担见证的能力的消失。这可能是承担见证的唯一的情况，作为它的不可能的情况的唯一可能的情况——矛盾的，难解的。当证言确定性地出现，然后变成一个可论证的理论性真理，变成一个法律程序或报告的一部分，变成一个证据的证据，甚至证据的一小部分时，它将面临着失去自身价值，意义和它作为一个证言的身份的危险。总之来讲也就是——常常是相同的悖论，相同的悖论的母体——一旦证言被确认为一个理论上的证据，那么证言将不可能再被确认为证言。因为它若被确认为证言，依照其知识本书的顺序它将不可能，也不能绝对的确认，绝对的保证和确定。上述的悖论是一种我们可以经历的悖论——而且这并不是偶然的——和秘密与责任相关，和责任的秘密及秘密的责任相关。一个人怎么可以清楚表示一个作为秘密的秘密？再次援引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在他书中的话：“一个人怎么可以揭露作为面具的面具？”以某种方式，一首诗意的作品可以要求使这种奇怪的打开的行为产生作用？
所以，有必要首先用他们的母语听听这几行诗，在他们的空间看看这几行诗。必要的，出于尊重他们的空间，但首先是这种语言的空间写作不允许将其翻译成一个简单的语言，法语或者英语。我们已经看到，上述所说已经通知了它自己这个不可悲翻译的证言的令人痛苦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和一个独一性，和一个习语标记的经验——一个语言的经验连接起来——证言挑战翻译的考验。如果值传递意义的话，它就得冒着不能够跨过独一性边界的危险。但是一个不可翻译的证言有什么价值？它可能是一个非证言吗？一个对翻译绝对透明（亦即可被翻译）的证言将可能是什么？它还是一个证言吗？
我们这里正在说的灰烬，它毁灭，甚至威胁毁灭对于毁灭的承担见证的可能性。
策兰的诗歌真得就像它的标题和引言所说的那样发生。第一行说道灰烬，它明显是可以翻译的。杜·布歇（Andre Du Bouchet[3],）将Ashenglorie这个单一的词翻译成了三个词——Cendres-la gloire；勒菲·弗尔（Lefebvre[4]）也翻译成了三个词：Cendres De gloire；Neugroschel则使用连字符，翻译成了Ash-glory。词对词的翻译已经不可能。不忠、背叛、违背诺言，伴随着无法估量的应负责任，从算数的开端处就开始了。一个词语诗性的力量是无法估算的，当一个词语Ashenglorie——是一个被发明的组合，是一个新身体开始时更是如此；当这个言辞的身体的出生赋予了这首诗第一个词并且被置于最开始时更是如此。En arkhe en ho logos（我这里猜测，应该是提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道成肉身）。对约翰来说，如果这个道是光，那么这里就是灰烬之光，太初（有言）有灰烬。
这灰烬的荣耀，这灰烬的荣耀，这荣耀是一堆灰烬的，也是一个灰烬的。在一堆灰烬——和荣耀中，在最后，那光或者火焰的发光的明亮——照亮了（阐明了）这首我甚至都没敢尝试去与你们解释的诗。光也是知识、真理、和意义。现在，这光在这里不再是一堆灰烬了，它变成了灰烬，沉入了灰烬，就像火焰熄灭了。但是（这个自动的、不稳定的“但是”的发音对我们很重要）灰烬仍然是荣耀的，如果那些享有盛誉的，可被重新命名的的荣耀对火焰和知识之光来说都是不可缩减的话，那么它们仍然是享有声誉的，可被重新命名，被歌唱，被祝福，被爱。荣耀的光明不仅仅是知识（connaissance 法语知识的意思）之光，也没有必要是知识的明晰。
为什么甚至不尝试着来解释这首诗？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局限。通常重要的不是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也不是这首诗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它向什么承担证据？甚至是它命名或者他命名了什么——省略地讲。通常，在策兰的诗歌中，省略、句中停顿和打断的呼吸毫无疑问在诗歌的躯体和韵律中指明似乎才是最据确定性的。一个决定，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常常作为打断出现。它能决定是由于它是一个可撕开的切口。有意义的不是诗歌命名了某些我们预先知道的主题（这些主题必须被置于反思责任、承担见证和诗学的中心）。最重要的是在什么能够和什么不能够确定或决定这首诗中的对承担见证的承担见证之间的奇怪的局限。因为这首诗说了一些关于承担见证的事情。它对它承担见证，现在，在这个承担见证的承担见证中，在这个显而易见的承担见证之后，一个必然的局限使得承担见证之后——也就是绝对的见证——同时可能与不可能。
让我们尝试着进入到这个局限的领域中，进入到这几行诗的章节中。我们将被一个假说所引导：这几行诗可能是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所说的必要的“奢侈”的几行诗。
我们不得不提及某些主题，这些主题在诗歌中以某种方式发出信号，并且我们预先知道的这些主题横亘在责任、秘密和承担见证的问题的核心部位。
那么，这些主题是什么？好，来举个例子，比如“三”，它是一个存在于任何一个“二”“一双”“双数”“一对”之间的形象，“三”被命名为“两次”，在第一节诗和接近最后一节诗之间。确切的说，它（三）命名了灰烬（灰烬荣耀，重复，在第一行诗的第一个词中，但是灰烬-荣耀，由一个连字符跨过两行诗切开或连接，接近结尾）。两次在这里就是三重结构，它（三重结构）影响了路、手和打结的手（让我们也握紧这个链和手的结点）
让我们援引一下法语版和英语版的翻译；它们整体来说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确切的说，人们不应该在这里将它们当做一个权威翻译：

灰烬荣耀之后
你的颤抖的，打结的
手，在三岔路口上
（Neugroschel）
它也可能被翻译成这样：

为了灰烬的荣耀，在后面
你的被损坏的，折叠的手——全都打结
在三条路的分岔口

我对这句“为了灰烬”不甚满意，因为这个短句将灰烬的荣耀放佛看作是荣耀允诺了灰烬。正如我在考虑的，如果我将此翻译成“对于灰烬的荣耀”，将有必要在它那里听到不止有灰烬的赞颂，正如人们可能会说的平静的生活，我们还将听到被灰烬围绕的荣耀的形象，这个形象有一个背景，也有一个灰烬的装饰品。这首诗的多种注解敲打着天才们对这个不可翻译的灰烬的翻译。这个组合的词语保持着不可翻译，不可词对词的翻译，不可为了另一个词而翻译成这个词，这个词不是分开的。因为在最初的版本中，它就是没有被分开的，就好像它更贴近结尾，靠近结尾。这一次，在诗行的最后，通过一个连字符，是关节部分脱离并自成一个整体。这个连字符也是一种诗性的记忆。它反过来重新标记了开始；它给灰烬荣耀最初的不可切分一个提醒：

灰烬—
荣耀在背后
你们的分成三个杈的
手
（Neugroschel）

也可以翻译成这样：
你们身后
的灰烬的荣耀
你的三条路的
手

“你们”刚刚在取代了第二行的“你”（你的，你们的手，您的手），省略号的对应者是复数的。无论如何，这个第二人们将不再是简单的相似，将不能再简化成一个单数的、男性的、女性的存在，将不能再被简化成在第一节中所提到的那个“你”。这两节诗相互回转，就像一节诗和一个省略号通常起作用的那样。后者，在一行诗中周转。这两节诗省略的不仅仅是一个对应着。它们扭头转向另一个；它们远离一个转向另一个；它们返回，它们回转，它们反转，它们回环，从一个到另一个。
为什么甚至不指出这个“三”的隐喻，是否和“路”还有“手”有关系？因为事实上，我们马上就会在可能的或不可能的证言，或者在作为不可能的可能的证言的情景中连接起这个“三”的主题。从拉丁词源学的角度讲，见证者，证人[5]，作证的人，是作为一个“第三”（证人）在场的。我们可能必须去细致的了解这暗示着什么。证人（testis）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有一个同音异义词，这个词通常以复数（testicles）出现，意思是“睾丸”。普劳图斯在他的作品《象鼻虫》中使用过这个词，而且利用它的同音异议。“证人（Testitrabus）”这个词，立刻就有了完整的、男人的、男性的的意义。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者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他们愿意，开玩笑的说，是可以从关于“三”的一个确定的思考和“证人”之间的关系上获得一些什么；另一方面就是在“三”和最重要的，首当其中的，菲勒斯中心的大写字母之间得到一些东西。这是真的，在英语中，“证人（testis）”这个词还保留了“睾丸”的意思，这对以某些好战的人来说这是煽动性的。
在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书《印欧语言和社会》[6]中的《宗教和迷信》一章，她分析了一个词，supertes,意思就是法文的temion，也就是因为的“作证的人”，在幸存的意义上：一个人已经在场，那么就已经幸存了，扮演着证人的角色。他将“supertes”与“testis”连接起来，又同时将它们区分：“我们可以在这两个词之间看到不同，从词源学的角度讲，testis的意思是，在一个利益双方的审判执行当中，一个人作为一个第三方在场；这个概念要返回到共同的印欧语言时期”。通常，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是通过追踪一个谱系回忆录（即从制度、管理、习俗和神话上）而分析词源的。在这个无法估量的，但是深刻的问题式工作（想成为一个印欧语言机构的词汇）中，根据这个由来已久的，被认为是证人[7]的形象，词语被精挑细选了出来并被置于一个网状系统之中。这个词证明了机构，并证明了一个由来已久（机构性的）的意义。但即使假设这个意义在这些词之前或者之外存在，它也至少说明这些，这个意义不能脱离它们而存在。也就是说，没有这些词来证明，那么在证实的意义上，这个词将是一个难解之谜且不可被逃避。如果这个词指证了一个用法或者一个由来已久的习惯用法[8]，那么悖论就集中在对（证人）testis这个词的分析上。（证人）testis，（就知识而论，产生了这种假想的知识）,他在事实上证明了一个制度，或者一个习惯，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概念”——本维尼斯特的话（他说：“回到一个共同的印欧的时期”）——的存在，证明建立了这种系统，证明了这个事实，本维尼斯特还补充道：

一个梵文的文本中这样写道：“每次两个人在一起，密特拉[9]（Mitra）就作为一个第三者在这里，”这样密
特拉自然地就是那个作证的人，但是superstes描述的是作为一个“幸存者”来证明的人，就像一个人，由
于他幸存，他才能证明，或者就是一个人，他坚守着某种东西，他对这种东西在场。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在理论上superstitio可以且必须暗示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作为一个superstitio（证人，见证者，或者其他相关的意思）的价值。这将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作证的人”的“在场的权利”。[10]

这里，本维尼斯特的表述想一个更大的文本敞开，而我们应该重新复原这个文本，特别是围绕着superstes、那个被确定作为证人而幸存的人、以及被确定作为第三个的testis（证人）而展开。那个作证的人是那个将一直在场的人，在在场中，他或者她将对他所要证明的一直在场。在场，在在场，在场中的主题常常被证明是这些决断的核心。在让·弗郎索瓦·利奥塔的《延异》这本书中，见证的问题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多次称见证的问题为一个第三者，但并没有提到本维尼斯特和策兰，但是他在书中通过大量讨论了关于“奥斯维辛”例子和“修正主义”（即自然是关于证言和幸存者地位的考虑），从而质疑了上帝作为绝对见证者[11]的观念。
很明显，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被认为作为参考，应该有所反应、象征或具体化的机构。拉丁语义（testis,terstis,superstes）表明在这些词中只有一个词源学上的、由来已久的构造——即使那唯一的在他者之中的那个是为了“我们”，假设我们可以称“我们”为西方人的话，因为比如在德语中就不可以。
Zeugen,bezeugen,Bezeugung,Zeugnis这一语族可被翻译为“见证人，承担见证，证言，证据”，它们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语义网。没有一个可以很容易的被特别的挑出来明确指代这个“第三个”的情况，也不要提在场。在一个我们不能简单的称为同音异义词的语族中，所有这些词以一种最基本的方式重新出现在策兰的诗中（Zeug，Zeugen，Zeugung）。在其他地方，它们的意思还有“工具，生育，正在产生，”确切地说，在生物和遗传学上，应该称为“生产”。按照temoin这个词所证实的（通过它猜想的谱系），我们也在Zeugen这个词的假定谱系和同代词中拥有了他所承担见证的东西。如果我们将“证人（temoin）”，那个证明的人，看作是幸存的第三个（terstis superstes），或者遗嘱中的继承人、保护人，守卫者，或是原则上来讲曾经是而现在不见了的遗产承受者，那么，在一个谱系的、同代的Zeugen语义学和terstes superstes的语义学之间的交叉就变得不稳定了。
一个不稳定的谱系的交叉，也许是的。但是这是一个让我们晕头转向的东西，我们将在其中来回游走，甚至沉入其中无法自拔。不仅在各种比喻、诗章、诗节中，也会在策兰诗歌的省略号中。
在英文原意中，证言、证明、证据、抗议、约定的最初的拉丁文意义当然仍有保留。这样就清楚的向我们表达了幸存和证言的两个主题。但是英文原意中“见证人”和“承担见证”这一语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它毫无疑问向“看”的一个方面敞开，这个“看”是优先的视觉上的看，这样的话，它就转向了策兰这首诗最后几个词的另一个语义和诗意上的空间，这几个词，英文翻译为：“没有人/为了见证/承担见证。”最终——但这里应该是我们已经开始的地方——希腊语没有对第三个、幸存、在场或者产生（martus,marturos）提供清晰的参照。变成了殉道者，和信仰见证的见证者，严格来说，并没有承担这些价值（三、幸存、在场、产生）。根据惯常地用法，Marturion的意思是承担见证，但也是“证据”的意思。
这里，我们触碰到一个敏感的、深刻地成问题的差别：在承担见证（承担见证的经验作为“我们”[12]理解它）和证据之间；在承担见证和观解的假定命令的确信之间：这个概念上的差别原则上讲，和它不可超越一样必不可少。但是，困惑常常是可能的，局限有时候出现的如此脆弱不堪，又如此易被交错。因为这不仅仅局限在希腊语Marturion中：拉丁语testimonium——证言、宣誓作证、证词——可以被当做“证据”来理解。因此，语言不能像字典和词典那样，单独成为一个用法的确认者和保护人。有时候，从一个意思到另一个意思，文章从一个句子到另一个句子的实际上的滑移常常出现。我们必须疑问“证据”这个意义常常出来污染和转移“承担证据”这个意义的必要的——不是偶然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必须尊重真理，即使后来真理可能受质疑，但对于我来说，承担证据不是证明。承担证据不等于制造证据或者展示一个证据。对于宣誓时所说的话，承担见证恳求信仰行为，它在保证和宣誓词的空间中产生（“我发誓说出真相”），或者在法律面前，在一个需要负起责任的允诺的空间中发生。这个允诺常常是被违背了的，常常取决于违背誓言、不忠、或者公开弃绝的可能性之中。
“我承担见证”是什么意思？当我说“我承担见证”的时候我是什么意思（因为人们只能以第一人称承担见证）？我的意思不是“我证明”，而是“我发誓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触摸到了；我感觉到了，我在场。”这是在场、过去在场、正在在场、确切的说曾经在场以及承担见证的意义的无法恢复的感知维度。“我承担见证”——意思是：“我证实（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却是真诚的，认真的）它在时间和空间中（这样就可以感知到）过去或现在对我是在场的，虽然你不能接近它，不一样的接近，但是你，我的证言接收者，你必须相信我，因为我使自己承担起责任来告诉你真相，我已经为我说的承担起了责任，我告诉你我正在告诉你真相。相信我，你不得不相信我。”
证言的接收者，见证人的见证人，没有看见第一个见证人所说的他看见或她看见；接收者没有看见它，也从来不会看见它。这种接收者对证言对象的直接的，立刻的不可接近就是对“见证人的见证人”对事物自身的缺席的标记。这种缺席是必要的，它与演说以及证言的标记有关，某种程度上，演说可以从那个被叫做见证的东西中分离：因为见证人也是不在场（当然，这是在场性的在场）的。对于他所回忆的，在感觉的层面上，他不能算作在场。某种程度上，他承担见证，是在那个时刻他承担见证；现在，对于他所说的他曾经在场，对于他所说的他觉察到的，他是不在在场的；他不再在场，即使他说他在场，在这里在当下这个时刻，通过被叫做记忆（记忆用某种语言清楚的表明他曾经的在场）的东西，在场性的在场。
二
“你不得不相信我” 这句话必须被正确的理解。“你不得不相信我”没有理论和认识论上的知识的必要性。它不是表现为一个提供证明的说明。我们不能但却赞同一个演绎推理的结论，赞同一个论辩的链条，或者实际上是一个在场的事物的展现。这里“你不得不相信我”意思是“相信我因为我告诉了你要相信我，因为我要求你相信我。”或者可以这么说，“我承诺告诉你真相，我对我的承诺充满信念，而且我使自己对此信念担上了责任。”在“你不得不相信我”这句话中，这个“你不得不”不是理论上的，而是表述行为的，讲求实际的，它被动词“相信”决定。最终，它可能是对“相信”这个词的思考唯一精确的解释。当我赞同这个推演的结论或者说证据的生产时，将不再是一个关乎相信的行为，即使那个指挥证明的人要求我“相信”证明的事实。一个数学家、一个物理学家，或者一个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学者，不会严肃的要求我去相信他或者她。在分析的最后，当他呈现出他的结论，他不会恳求我相信。
“相信是什么？”——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什么（也就是说，通常一旦我们进入与别人的关系中）：当我们去思考承担证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抛开某些恳求将事情变得更清楚一点的例子不管，承担见证不是完全彻底地、必然地跑题的。有时候，它是寂静无声的。它不得不使身体的某些部位承担上责任，而这部分身体是无权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说或者相信承担见证是完全跑题的，是一个彻底的语言学的问题。但在整体上，我们将不能称“承担见证”为某种不能向在场和曾经在场的命令打开的东西，不能向“As such”或者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在题词中所引的句子（“显露面具作为面具的角色”）中适当强调的——即作为真理自身，谎言或者幻想的真理，面具的真理——那样敞开。
站在“As such”这个词组的角度，除非它至少假定了一个标记的可能性、或者一个标记的前语言经验、或者“As such”的踪迹，否则“As such”这个将被语言预先假定。这就是用否定的方法所得的、“As such”的、在场的或者语言的难以克服的问题打开的地方。我们将不能依照它自身的权利[13]直接进入这个地方。
不论是谁承担见证（英文原文），都不能提供证据；他是这样的一种人，其经验——原则上说是独一且不可被替代的（即使为了变成证据，为了在调查的过程中变得具有可检验性）——确切地说，证实了某种已经对他在场的“东西”，当然了，这种“东西”当证据发生的时候，在感知的样态上，将对他不再在场；但如果他声称这种在场，就像在记忆中在场性地重复一样，那么它对他是在场的。无论如何，即使——反常的、不可信的某种东西——它在证实的时刻是当下的，它也将难以到达接受证言的接收者（他被置于相信的命令中，或者要求将自己放在那里）那里，就像可被感知的在场。见证者标记或者宣称某种东西对他在场或者曾经在场，而对于接收者来说并非如此，他只是通过一个约定、一个誓言、一个允诺、一个发誓的词语被加入到其中，他的表述行为是证言的必要部分，而且使得证言像一个誓言，一个承诺。伪证甚至预先假定了这个它背叛了的誓词。伪证实际上威胁了所有承担见证，但这种威胁在誓词或者证词的意义上是无法恢复的。这种结构上的威胁立刻就变得不同寻常，而且与任何一个证言都会预先假定的限定性不可分离，因为任何一个见证者都会真诚的犯错；他可以有一个局限的、错误的感觉，这种感觉正以各种方式误解他所言说的；这种限定是无法恢复的，没有它将没有见证者的位置，但实际上，它仍然与那种迫使我们相信或者让谎言和伪证变得可能的东西不一样。这样的话，这个限定就有了两种不协调的结果，或者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接近有限的方式：一种通过真诚的错误和幻像到达；一种通过作假，伪证和欺骗到达。在承担见证的时刻，这两种方式都是可能的。
但正是这种说谎和伪证的可能性证实：对我们这些承担见证者来说，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东西，只有在法律、承诺和誓言之前或者一个意义。它有一种意义只与一个原因相关：正义，作为正义的真理。这里我们仅将这个困难置于我们遇到一个同样的词——殉教者——的时刻，而且这种方式不是偶然的，这两个不相协调的意义是：一、一方面是承担见证（这个属于相信、信仰行为、誓言和签名的空间，而且我们时常问了又问我们自己：“相信”是什么意思？）；二、另一个方面是证据，被承诺的判决，知识的命令。这两个意思常常在是“信仰与知识”[14]之间交替，也是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没有终止的论证。
是现象学上的还是语义学上的存在于这个词语的一个强势的、严格的意义中，我们将不会走那么远去说这种承担见证和证据之间的差别，我们也不会走那么远去说它稳固地、事实上地、在场性地保存在现实当中。在这里，我们正在处理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是严格的、不协调的、不稳定的、密封且可渗透的、不可交叉地交叉着。整个问题起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这样一个概念上的交错是立刻被禁止的，而且常常是练成的。但是如果存在承担见证，如果它恰当地、无可争辩地回答了被设计的名字和意义，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的世界里，通过这个名字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准确地继承和承担见证，那么，这个承担见证本质上就必须不能由证明、确认一个知识、确保一个理论上的确定、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所组成。它只可以求助于信仰的行为。
为了完成对希腊语词汇的调查，紧接着marturion这个词的是marturia,它的意思是免职或者给予罢免的行动：这是一个见证者的证明和罢免。Marturomai是呼唤见证者，恳求见证者们，把什么当作（take as）见证者的意思。这个把什么当作（take as）的短语出现在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庇安[15]Appian of Alexandria的著作《内战史》（The Civil War）中，书中他写道：“我将我自己当作我的热情、我的雄心、我对荣誉的品味的见证。”(用希腊语写成)，另一个通俗的翻译是：“我将自己的良心当作我的雄心的见证。”某个人在他人面前承担见证，是因为他正在说话，是因为他正在向别人表述；但首先他将别人当作是他将自己当作见证人的见证人，事实是他在别人面前是完全清醒地、自我在场地承担见证的，不但在别人面前，还在他向某个东西承担证据的面前，在他承担证据的事实的面前，在他向某个东西承担证据的事实的面前，在他者们面前。
为什么是这个翻译？为什么是这个例子？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遇见了一个承担见证和在场的不可恢复的折痕之一，一个作为见证的在场的折痕之一，一个作为在场的、在存在的意义上作为见证的在场之折痕：它是自我在场的在场之折痕。一个见证人，只有在存在或者曾经完全的像这样自我在场的情况下，在宣称的状态中，或者至少是在他完全清醒，完全对他所说的自我在场的情况下，才可以可以宣称他对这或对那曾在场，是这个或那个的曾经的见证。这里再没有任何面具。如果仍然还有，那么这些面具将作为面具而被展示，在他们的面具的真相之中。我宣布可以提供可靠的证言，只有在我真诚地宣布我能够在我自己面前见证它时，没有面具，没有面纱；只有在我宣称知道我所看见的、听见的亦或者我所触摸过的时；只有在我像昨天宣称的一样时；只有在我宣称我知道我所知道的，鞭打我所表达的时。这样才能够在面具和面纱之外揭露和显示。在承担见证中，在自我在场中，责任的经典场面80必须和对其他东西的在场共同伸展，必须和对其他人如证言的接收者，以及他者的在场的曾经在场共同伸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见证者才可以为他自己回应、回答，才可以对他的证言负责，也才可以对他所承担义务并确保的誓言负责。在他们的这些概念中，伪证和谎言等等上文提到的预先假定了说谎者和违背者是完全自我在场的；他不得不自我在场地保持他所隐藏的、伪造的、或者违背的事实——然后他可以将此保持为秘密——的意义或者真正意义。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保持——这个保护的保持就是真理的运动（去保持；真理）。
这就是结合点之一，这一个结合点将秘密、责任、以及证言的问题连接了起来。如果没有责任就没有谎言和伪证，如果没有自我在场，就没有责任。当然，这种自我在场常常被解释为自我意识。在这个前提之下，在他者面前承担见证可能意味着在自我意识面前承担见证；这可能导致一种意识的超验想象学。但这种自我在场没必要是意识或者自我意识的最终形式。它可以利用存在的其他形式：比如，一个此在的形式。考虑下（现象学意义上的）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证言或者证明的价值所扮演的角色，确切地说，特别是围绕着那段关于此在对它的原初可能性和它的可靠性的证明[16]的文字中。此在必须有能力证实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也就是，此在的存在性分析的自明性原理和证言。从一开始，海德格尔就宣称带来光明和显明，以及这样的证明的现象学上的表现，也就是说，存在自身是想象学上的现象学，用些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个显现所组成的现象学。它是一个显现的显现，一个关于证言的证言：这儿有一个为了见证人的见证人，为了证言的证言。
现在返回策兰的诗歌中，让我们再次强调这句诗中——没有人/为了见证/承担见证——这个证明的双重所指，作为对“三”这个重复出现的、谜一样的数字的一个参考。当注意见证人的语义学渊源和“三”或者“第三”的语义学渊源之间的交叉时，让我们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不要预先解释策兰诗歌中这两种主题的的共同出现。这个交叉是不能减少的，它是一个先验的存在，不管有没有见证和“三”的这个问题存在，我们都只能被允许在这个先验的存在之内来读这首诗。
这对“誓言”这个此来讲，也是有借鉴经验的。这首诗命名了誓言和这个石化的誓言，这个石化的誓言在石化的誓言、石头的誓言以及誓言变成石头的底部深深地喧哗：

曾经诗意的：这儿
一滴水
在上面
那被水淹了的桨
深深地
在石化的誓言中
它向上喧哗
（Neugroschel）
另一个可能的翻译是：

曾经诗意的：在这里
一滴水
在
被水淹过的桨沿上
在石化的誓言的最底部
喧哗

让我们对这首诗的“注解”先克制着，就如我在这里所希望的那样，至少，也应该在我们这样做之前。不管这首诗或者它的签名者意思是什么，不管他打算向什么承担见证，我们都不能先验地将这个誓言的形象和出现在结尾的承担见证的形象连接起来。如果没有一个誓言或一些证词的某些参与，就没有承担见证。从简单的知识的传输中、简单的信息中、简单的陈述和仅仅一个已被论证的理论上的真理中，我们辨别出的承担见证的行为就是：在这个行为当中，某个人使他自己对其他人承担起了责任，通过一个至少暗含的誓言。承担见证者承诺对另外一个人——他的接收者——去说或者去表明某些事情：一个事实，或者一个曾经或者现在向他在场的不同寻常的、不可替代的见证的意义。这个不可替代的独一性将承担见证的问题和秘密的问题连接了起来，也将那个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没有人可以预料或者看见的，或者给予或者接受的死亡的问题，不可分离的连接了起来。通过这个证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相信或者不相信。对证据的调查或者转移，或者以“知识”的名义进行论争都属于外部的行为。在承担见证的特有时刻，他们是不相协调的。如上所说的承担见证的经验就这样预设了誓言。它在“sacramentun（宣誓，誓言）”[17]的空间中发生，相同的誓言将承担见证者和他的接收者连接了起来，比如——但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法院审判时：“我发誓我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只有真相。”这个誓言是神圣的：它标记了对神圣之物的接受，标记了对进入与他者相连的虔诚神圣之境的顺从。违证自身在亵渎中暗示了这种神圣化。伪证者只能在他将誓言的神圣性做出伪证铭记于心的范围之内做出伪证。伪证、谎言、面具只能像这样（“揭露面具作为面具的角色”）出现在它们证实它们属于这种神圣经验的领域的地方。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伪证者对他所违背的东西保有信念；他付出了亵渎神圣的忠心并违背证词；在违背当中，他献身于那个他所被背叛的东西；他在他所玷污了的那个事情的的祭坛上献身于他所背叛的东西。因而同时，狡猾而绝望无辜的他会说：“在背叛中，在背叛你中，我恢复了誓言，我赋予了它生命，我对它更有信心，如果我客观地以一种忠实可信的，无懈可击的方式违背，我将更加信心十足，与此同时，我必须忘记开始时的诺言。”由于誓言和伪证的不可分享的秘密，由于这个秘密甚至不能和誓言中的同伴，联盟中的同盟者分享，结果只有承担见证和信仰，一个没有可能的证据的信仰的行为。这个证据的假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但因为它是单独的且没有证据的，因此承担见证不可能通过一个第三方或者另一个承担见证者被合法化。对于这个见证者来讲没有其他的见证者：没有为了见证的见证，从来就没有为了见证的见证，这也可能就是策兰诗歌的意义。相反地，当全世界所有的“修正主义”以所有的借口拒绝那些从定义的角度来讲从来都不是证据的证言时，这也可能就是它们所断言的。当一个断言可能被翻译成这样时——我可以在我的良心面前承担见证，我正在背叛你，我正在欺骗你，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依然相信你，我甚至比对我的誓词更相信你——人们的回答是什么？没有异议，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被证明来支持或者反对这个证言。对于这个语言的行为，对于这个证言和证词的述行成分，在信仰的黄昏，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另一个述行成分，这个成分由说出或者检验出，有时候甚至不用说出口的“我相信你”组成。
这种信念可被怎样理解？我们应该将它置于什么场景中？它甚至都没有必要在所谓的宗教信仰的宏大迹象面前呈现。这个信仰的行为在任何一个被称作承担证据的场景之中隐含。事实上，你一张开嘴，甚至只是悄悄地交换一个眼神，一个“相信我”就已经被包含，并在他者的身上回响。谎言和伪证都不可能打败这种对信念的祈求；它们只能确认这种信念；在玷污这个信念中，它们可以确认它们的无法战胜。只要通过承诺—在誓词面前（不管是隐晦还是明晰）—说我相信的就是真理，或者通过对我的承诺假装是有信心等诸如此类的行为，我就可以撒谎，作伪证，或者背叛。
这种“相信”可以被思考吗？它对思考的逻辑是可到达的吗？我参考《存在与时间》，并参考“Bezeugung”这个词、证明的现象学、以及确切地说此在“成为自己的合法潜在性”的主题等等上述所要求的东西的原因：总体来讲是，在其他别的地方，海德格尔拒绝了，或者说至少将信仰或相信的顺序从思想或者哲学的顺序中分离了。他经常这样做，特别是在《阿那克西曼德的格言》[18]（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这本书中突然的、迟到的陈述。总体来说，这种陈述从思考的顺序中根本上拒绝了相信的顺序。海德格尔接着触碰到了一个翻译的问题。（我指出它是因为，海德格尔和我都在这些地方所纠缠，这些地方就是翻译和承担见证、策兰诗歌关于承担见证的翻译、实际上不可被翻译的诗歌和关于承担见证的承担见证）。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是“格言”翻译的一个问题。格言：俗语、格言、命令、决定、诗，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者科学的陈述，它们都试图以一种独一的、述行式的方式挑战着语言。现在，海德格尔在一篇确切地说也与在场（那个发现了承担见证的经典价值的在场，这一次，在场作为表征，在“表征的表征”中）相关文章中说了什么？在建议了阿那克西曼德之格言的翻译之后，海德格尔宣告：“信仰在思考的行为中没有地位。”这句话从一个争论中被带出，但必须被重新构建，至少是部分的：

我们不能科学得证明翻译，也不应该以某些权威的德性对它充满信心，相信他，证据的长度太短。信仰在思考的行为中没有地位。翻译只能在格言的思考中被再次思考。但是思考在思想家们历时性的对话中，是存在之真的诗意的行为。[19]

这样，海德格尔就把科学证据和信仰区分开来，这可能暗示着海德格尔对非科学的证言的赞许。在这段文本中，信仰的相信就是承认权威合格的轻信。轻信闭上眼睛，武断屈从权威。根据那句“信仰在思考中没有地位”，海德格尔毫不费力地，激进地拓展了他的武断。这个相信与在思考中Bezeugung（证明）所关切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讲的证明是异质的吗？（特别是，在思想翻译的经验中，在Zweisprache中思考的思想，以及将它自己与思想家的格言连接起来的思想）是否在话语中存在一种依靠证明的信仰？总体来讲，在思考的经验中，思考真如海德格尔所指的那样。是否在海德格尔从思考中所轻易拒绝的权威之前存在一个不可或缺的轻信或者被动性信仰的经验？难道某些“相信”“让相信”“要求相信”的权威常常是必要的迂回进入存在之真的思考的祈求中吗？是什么（不是证据）保全了“Glauben”在思考中的地位，而在这个思考中，海德格尔本打算当他拒绝信念或者信仰时思考？
三
“举起你的右手然后说，‘我宣誓。’”一个见证者当他出现在法国的法庭之上时，必须回应这些词。不管举起右手意味着什么，它在宣誓的行为中使可见的身体担负上了责任，这对戴在手上的婚戒同样如此。现在，“Schwurfinger”的意思指在宣誓时举起的三根手指。这和“手是三叉路”或者“分成三叉的手”（曾两次出现在策兰的诗歌中）可能没有关系。首先，它们试着去解开结。有人可能会联想说，这些“结”与誓词的联系不大，比如诗歌中提到的“石头的誓词”。第二，它们试着去解开手和苦痛的结。
文化上决定的、被继承的承担见证的概念暗示了我们正在说出某种誓言、律法、或者宣誓词。这是sacramentun（宣誓，誓言）的参考，也就是说这是法庭审判中，或者争论中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问题的参考。这个问题在听的过程中，在宣誓的过程中为委托给主教（Pontiff）。“Pontiff”这个词离“Pontisches”（德语中庞廷的意思）这个词不远，Pontisches Einstmals，关于它，以后有机会再讲。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每一个证言中，我们都必须举起右手并发誓说出事实，全部事实，除了事实没有别的。这也并一定意味着每一次我们在法律面前，仪式化地去做这种所谓的“去证明，或者承担见证”的事情——承担见证几乎通常是具有“在誓言之下证明”的价值。不，但甚至是在场合不是很正式，通过明确的法律的一个由来已久的密码强迫我们去看或者去背诵的时候，在所有的证言中，也存在誓言或者法律的暗示。
这种对誓言的暗示的扩展可能是不同寻常的、被滥用的、甚至是没有节制的，但我相信它是合法的，我甚至将会说它是无法辩驳的。逻辑上讲，它迫使某个人向另一个人致辞而成为一个证言。每一次，我对别人说出或者表明某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在对他承担见证，即使我没有说或者出示事实，即使我正藏在面具后面说谎，隐瞒，或者背叛。每句说出的话都暗含着：“我正在告诉你真相；我正在告诉你我所想的；我对我在我的面前所承担的见证，对向我在场的（独一的、不可替代的）东西而在你的面前承担见证。而且我可以尝尝对你撒谎。因此，我在你的面前，就像在一个法官的面前，在法律或者法律的代表者面前。一旦我承担见证，我就在你的面前一如在法律的面前。但是，结果你，我的见证者，你，见证了我承担见证的人，最终也成了我的法官和调停人，法官和当事人就像法官和调停者。”我们将返回到这种法官的变成见证者或者见证者的变成法官和变成调停者的实质上的可能性上来。
我已经承认：我将不尝试着去翻译者首诗，甚至是最后一行诗：

没有人（无人）Niemand
为了见证 zeugt für den
而承担见证Zeugen.

那么我们将怎样处理这首诗？为什么我们要引这首诗？为什么我们请求它诗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要借助它的力量，即使我们可能解码了这首诗中所有的密码时，仍然不知道承担见证是什么意义？首先，在它的语言中，正是这里我们所称呼的力量、能量、诗的德性才是让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在不能停止的冲动中背诵它的原因。因为，在它被反复背诵的过程中，我们才开始用心学习它，而且我们知道在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意思，甚至不知道它是对什么、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承担证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即使我们可以它那那里知道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读”这首诗，我们可以反复地读并背诵这首诗，但是不要翻译，或者不要试图超越它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它的翻译者同时遇到了它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这里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去反复诵读的冲动，就是去重复所理解的东西的冲动，而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完全理解，也没有在此冲动中、在省略符号的经济中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比意义或者真理的力量，比作为面具能够表明自身的面具的真理更有力量的东西。诵读的冲动，这种来自心底的欲望，就从意义的明了或者透明的局限中产生。
这种局限难道不是隐藏的局限吗？难道不是秘密的局限吗？在为了承担见证和见证人的承担见证中，这首诗说没有为了见证人的见证人。没有人为了见证人承担见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陈述的、述愿的描述；但暗地里，也可能是一个禁止的处方：即实际上，没有人为了见证人承担见证，当然没有人可以，因为首先没有人应该这样做。没有人可以是因为这是被禁止的。秘密的可能性在承担见证者揭开面纱或者宣称将揭露任何事情的那个时刻必须是保持密封的。
这首诗承担见证，我们不知道是关于什么，为了什么，关于谁，为了谁，在为了承担见证的承担见证中，它承担见证者。但是它承担见证者。结果，当它谈及见证者时，它也是在说作为见证者或者作为承担见证的自己，作为一个诗意的承担见证。能不能将承担见证转化成这种诗意的承担见证？转化成在所有的承担见证中出现的“诗歌功能”（一个独一的行为，与一个独一性的事件相关，而且使一个与众不同的、具有创造性的语言关系承担上了责任。）这个“诗歌功能”就是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的“奢侈的建议”：“诗，在它成功地变得诗意的行为中，在它组成自己诗集的过程中，悄悄地组成了它自己的诗歌功能”？。
而且，最后一节诗自身：

没有人
为了见证
承担见证

可能正在左右摇摆或者在旋轴上转动；它似乎围绕着它自己的句法规则之轴来回旋转。而这个轴心点即使“为了”——它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提供三个臆测：
1、      它是关于为了某个人的利益起见承担见证吗？（我为你承担见证，我代表你承担见证，我是一个为了保护的见证人等等）“为……承担见证”，通常来讲，实际上是为了某人的利益而承担见证，而不是为了反对某个人而承担见证。
2、      它一定程度上是关于站在他者的位置意义上，为了他者而承担证据吗？而且它是关于通过使人回想起没有人可以在他者的位置上承担见证，而只是任何人都可以在他者的位置上死去这件事而拒绝这种可能性、这种能力、这种权利吗？在替代者的这种不可能性中，我们被置于死亡与秘密之间的一个联盟的测试中。这种秘密恰恰常常是是承担见证的经验、某个不能被替代的人的一个见证者的特权，因为他本质上是唯一知道他所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那个人，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被相信；在他公开那个仍保持为秘密的秘密的那个时刻，他的话必须备注意到。一个作为秘密的秘密，现在即使我们没办法定义它，“灰烬的荣耀”仍然清晰地保持为一首死亡与秘密的诗。这首诗通过承担见证幸存，通过死亡与秘密的联盟，成为“作证的人”的“证人”的幸存。
如果没有人可以取代作为见证人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人可以为作为见证人的他者承担见证；如果一个人不可能为了承担见证而承担见证，同时并不减少承担见证做为承担见证（必须由第一人称承担）的价值， 那么用一个第三者称来确认见证人难道不困难吗？我们乐意作为某个人，作为第一人称的替代者来代表第三者：一般而言，这个第三者是一个独一的“我”，现在没有人比“我”更可能或者更不可能具有替代性。地平线上正被宣扬的问题事实上是所说的第一人称的问题，是一个第一人称（单数或者复数，“我”或者“我们”）的话语。这首诗的“我”是谁？这个问题置换了它自己；它分裂了或者说增加了；就像签名的问题，它在两个“我”之间，一个我是诗歌中的说话的“我”，或者是这首诗所指称的，反身代词的“我”（它有时候也可以是一个被提及的，甚至一个被引用的“我”），或者写这首诗的“我”，或者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标记”这首诗的“我”；另一个“我”是读诗的“我”。那么这种自我参考（这种自动参照的品格通常被称呼自己是“我”的人假定或者断言，从而证明（示范），即使他被遮掩）是如何决定言说者正在显示和指称他自己呢？这种自我参照的自我在场的形式不仅仅是语法学上的；它可以通过和第一人称现在是没有关联的话语简单地隐含。我一说“你”或者“你的”等等，我就在说或者暗示“我”。
3、      但仍有一个第三者的可能性：去“为了”某人而承担见证，不是在“为了某人的利益”或者“站在某人的位置”的意义上，而是“站在某人面前”的意义上为了某人。那么一个人将为了某个变成证言的接收者的人承担见证，这个人的耳朵和眼睛正在对某个人承担见证。那么这句话“没有人/为了见证/而承担见证”的意思将可能是在另一个也是见证人的面前，将没有人，没有见证人来传达他的或者她的证言。上文所提到的见证者将不再处于接收另一个人的证言的位置；他从来都没有被授权这样做。法官或者法庭，法律的代表者们等等这些被预先假定为一个中立者和对象的人们当然会接受一个证言，但是另一个见证者则不能，这是因为他就像第一个见证者那样独一且被关联。法官、法官、调停者，那些判决或者决定的人，那些下结论的人，他们不仅仅是见证者；他们必须，也不应该是唯一的见证者们，用别的话说，或者对象。这些见证者或者对象，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独一的潮流中，在一个正在场的情境中，或者在一个证言已被给定的情境中。他们就像任何一个见证者被怀疑的那样可能被怀疑为利益攸关方、部分的主体、或者被关涉到的自己，他们被置于被证言描述的空间当中。这样的话，法官、调停者或者证言的接收者就不是一个见证者：他不能也必须不能是一个见证者。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法官、调停者以及接收者也不得不被认为是见证者；轮到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的良心或者他者面前，他们不得不向他们所已经参与的、所在场的，在在场中所成为的东西承担见证：站在见证者的一边的见证者的证言。只有在这个证言的基础上，以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够去证实他们的判断。法官、调停者、历史学家，当他们接收、评估、批评、解释幸存者的证言时，也应该保持为一个见证者，一个见证者的见证者。比如，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不管他接受还是反对这个证言，他都应该保持为一个见证者的见证者。即使他通过坚持己见认为一个幸存者（因为他幸存了）不可能是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确定的、可靠的见证者，从而反对第一个证言，他也应该保持为一个见证者，一个毒气室或者焚尸炉（被用来杀人的地方）的见证者——因此他不能为了那些唯一真实的见证们、那些已死的、那些确切地讲不可能再承担见证、不可能再确认或者反对另一个人的证言的人们而承担见证。在这个文本中，灰烬的荣耀从灰烬的光亮中升起，让人们听见，在词语之间，某种东西像一声绝望的叹息：在这个执拗的情境中，没有为了见证者的见证者。而这个情境将允许所有的法官、调停者和历史学家去坚持修正主义者的论题从更本上来讲是不可摧毁不可辩驳的。
虽然法官兼调停人式的历史学不能成为一个“立场上”的见证者，但他必须且仍然承担见证，即使仅仅是对已被证实了的他所听到的东西承担见证。他必须对这种经验承担见证，在这种经验的过程当中，曾经的在场正式要求证言的在场。他曾经能够听到它，理解它，而且可以仍然再现它的本质等等。这儿有可能有一个第三者或者对于证言的证言，为了见证的见证。[20]
“没有人/为了见证/承担见证”中的“为了”是这首诗中最具有决定性又同时最没有决定性的词语[21]。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以上三种解读中的任何一个。它们是不同的，但却没有必要是互不相容的。相反地，它们在这首的最隐秘部分积聚潜在的力量，因此在没有知识和知识之外，赋予这首诗它的恳求的力量，并诱发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诵读的冲动。在对“为了”（加深了“三”的意义，关于此思考还没有结束）的这三种解读中，即使是这一章的动词也变换不定。它的时态在不断变化；它让它的时态和影响它的否定词也随着它变换。现在时的陈述可以表示一个将被注意到的事实：没有人承担见证。但是，正如通常所是的那样（在法语中，也是如此，特别是当它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没有人承担见证”暗示着“没有人承担见证”，“没有人现在可以、曾经能够、也将能够为了见证而承担见证。”结果，这个“存在的能够”，这个“存在的不能够”被很容易地置换和翻译为“绝不可以”或者“不应该”：于是没有人“可以”，就被说成没有人“必须”，没有人“应该”去为了见证而承担见证；去取代见证者；去保卫见证者；去在见证者的面前承担见证等等。一个人“不可能”和（另外，或者而且，或者）一个人“绝对不能”为了见证而承担见证，在“for”的所有意义上。一个人不可能且绝对不能（宣称）取代了他自己的死亡的见证者，比如，那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抹去的人们（但这没有意味着这首诗是一首关于奥斯维辛的诗——而且由此，我再一次的将它指出来，也就是没有人为了见证而承担见证）。一个人不可能且绝对不能取代他或者她自己的死亡的见证者，或者别人的死亡的见证者，或者那个曾经在场且幸存下来的人。比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
但是，这首诗用它自己的方式向这种不可能性承担见证。它在人们不得不持续的求助于它的地方，证明了这种强加在承担见证身上的禁律。这种不可能性和禁律像上文提到的那样表明了他们自身，不可表明作为不可表明“可能”表明了自己。这可能吗？怎么做的？人们怎么理解这个“可能”？是它的可能性还是它的必要性？
如果死亡就是人们不能为了他者而见证的东西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问题。首先因为人们不能凭借自身而见证死亡。就像证言的位置和遗嘱一样，幸存的幸存可能会立刻发现它的可能性和它的不可能性、它的偶然性和它的威胁。它可能会在这个复杂的结构和事件中发现它们。
说这是一首关于死亡主题的诗，一首死亡之诗，一首言说死亡的诗，是可以毫无风险地被证实的。在一个人不能将秘密、墓穴、和证言的问题从幸存与死亡的问题中分离的地方，它可以被证实。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将证言当作是灰烬的命名而证实。这里有灰烬，但这是荣耀的灰烬。或者说，有荣耀、光、火，但都已经沉入灰烬。“但是”的两个可能性——当然了，是灰烬和死亡，但是光荣的；当然了，是荣耀，但却是没有记忆的灰烬和死亡的。这种暗含了“但是”的两种可能性实际上也暗含在连字符当中。现在所强调的这个连字符，在诗歌的结尾使灰烬和荣耀成为系统又断开。

灰烬（的）Aschen-
荣耀  gloire

（两个词：我们不知道哪个是主语，哪个是谓语），现在这看似两个的词在一个单一的，简单的词语中消失了，就如在开头的那个“灰烬的荣耀”中一样（中间没有连字符）。也没有人知道荣耀是否是灰烬的，灰烬是光荣的、是荣耀的灰烬。这解释杜·布歇（Andre Du Bouchet）对这个词的法文翻译：读起来是灰烬荣耀，而不是属于灰烬的荣耀。“灰烬”在这里当然常常是复数的：灰烬从来都没有集合在一起，它们总是分散的，而这恰还就是它们所要组成的。它们在不能组成之中组成，丢失了所有的黏性，它们不再存在；它们被剥夺了所有的集合在一起的或者与自己相同的实质，也被剥夺了所有的自我联系，力量和自身性。
这可能是通过“此在”、庞庭、墓穴中誓言的石化、特别是鞑靼人的月亮之间的联系而被确定的。这里至少有两个恰当的名字（鞑靼人和月亮），对它们的参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女神赫卡特，这里还有一段，我们还没有读到：

（在垂直的呼吸之弦上
在那个时候
比上面更高
在两个痛的节点上
当鞑靼人的发光的月亮向我们攀升
我挖向你
挖向你。）
（Neugroschel）

也可以被翻译成这样：

（在垂直的呼吸之绳上
很久以前
比高处更高
在痛的两个节点之间
光洁的、鞑靼人的月亮升起
我把自己埋向你，葬入你。）

女神赫卡特的名字是没有被说出来。但在这首诗的表层之下，它始终不能被抹去，因为月亮的联系、黑海、以及分成三叉的路的联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赫卡特，关于她，人们第一个能够想起的是她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三——三叉路，她是一个三面体，她有三个形式和三张脸。她也是十字路口的女神，用别的话说，也就是她的名字实际上暗示了是分成四个方向的路而不是三岔路。当然，除了所有的和路口相关的俄狄浦斯情结外（俄狄浦斯在路口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我们知道一个路口可以由两条、三条、或者四条路组成，所以在三条路上。现在，赫卡特，路口的女神，被称作“三条路”（三条路：这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意思是“在路口被尊崇”）。赫卡特保护着路口，而且是多名的，被赋予了很多名字。我们正在挑选一个唯一的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的特点。赫卡特可以被引申到无限，因为这个路口的女神也和火、光、燃烧——因此也和被火烧毁的东西、和灰烬、和荣耀有优先的联系。她的嘴能够吐出火焰，她是“火的呼吸”（这个词非常接近策兰的诗集《换气》，就是包含《灰烬的荣耀》的那个诗集），她的手舞动着火把。 Chaldaean Oracles将她和无法抚平的雷神联系在一起，并叫她“火焰之花”，将火焰从高处传递（想想策兰诗歌中的“垂直的”和“在高处”），她也是给予生命和富饶的女神。但是另一些联系的线索将这些意义完全推翻，而将赫卡特推向了月亮和死亡。她的姿势和她的三面体本质将她和Mene、塞勒涅、月亮、月亮女神——等等我们在策兰诗歌中看到的意像——连接起来。一些月亮的信徒将赫卡特和塞勒涅当作一个女神来祈祷（三个头，路口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你被叫做多名的赫卡特的原因，Mene，你劈开云雾就像拿着弓箭的阿尔忒弥斯……从你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向永恒的你接近；所有的东西都走到了终点。”在别处，她又变成了阿佛洛狄忒，宇宙的生育者和爱神的母亲，她同时“在阴间、深渊与永恒（永远、存在于所有的实践中、永恒）世界之中”，即卑下又尊贵。是光之女神，也是夜之女神。她在墓穴和坟冢里进行着自己的节日，因此她也是死亡之女神，是地下的世界，是冥府的女神。这种装束是适赫卡特出现在《麦克白》中的模样。除了这些大家可能普遍会知道的知识之外，我们知道策兰也曾经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在《麦克白》第三幕第五场赫卡特的幽灵幻影中，三张脸再一次以三个女巫的样子出现，她们碰见了赫卡特，且和赫卡特说话（“为什么？赫卡特，你现在好生气！”），赫卡特的回答没有别的，只有死亡（“你们怎么可以，和麦克白交易，在秘密与死亡之事上。”）、荣耀（“或者出示我们艺术的荣耀”）、“阿克隆河（冥河）的陷阱”、月亮等等。
提到阿克隆河，或者冥河，我们可以返回策兰的诗歌、返回庞庭山脉，返回到那唯一的一次我们穿越了黑海的波浪时。因为，我们只能穿越那唯一的一次，“曾经的庞廷”可能标明了死亡的路线。这里，也是当奥德修斯请教忒瑞西阿斯（盲目的忒拜先知）时，唯一一次被允许穿过并拜访死亡的地方[22]。在死亡的时刻——即使他们被烧成灰烬，但为了在确认他们在死后的命运——希腊人需要一个见证者。他们不得不通过一个三面体，在那里，他们命运的道路和地方已被决定。
这里我们关于奥德修斯也可以多说两句，或者说说埃尔佩诺尔[23]，以及他的醉酒和他的桨，也许这对我们了解策兰诗歌中的词语“被水淹的，或者醉了的桨”是一个参考。而关于“垂直的绳”，那呼吸之绳，我们也有很多要说，因为这可能暗指了茨维塔耶娃的死亡[24]。我们知道她对策兰来说代表着什么。茨维塔耶娃1941年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自缢身死，她住在鞑靼共和国内。这样的话，鞑靼人的月亮可能凝缩了至少两个被加密的典故，因此——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挫败了参照物、阅读、承担见证的一致性，而不抹杀每件事情的、每个与此相连的并被再次标记的日期的独一性。
不管它们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是什么，不管这些独一性的“可能”指的是什么，它们都求助于被标记了日期的证言。（比如，我们不得不了解茨维塔耶娃是谁，她对策兰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是在什么地方，怎样自杀的，她就像策兰一样等等。）我们可以先验地说这首诗是关于死亡的（这种死亡，没有见证），也许是自杀，那句“grub ich mich in dich und in dich”可能意思不止是“我挖向你，葬入你”，也是“我在你之中，把自己加密进你”：挖的是坟墓：你是我的坟墓，我自己的坟墓，你是那个我把自己所授予的人，那个被我当作见证人的人，只要说给你就好。“没有人为了见证而承担见证。”
根据那个“可能”、可能性和信仰的行为（是一个诗性的经验），在这首诗中所有的可以被思考、阅读、演说的东西之外或者面前，在所有可能的翻译之外或者面前，一个标记保留且在这里被重新标记：对于翻译理解来讲，这是一个确定的局限。最终，在所有的不可能的确定性中，这个局限停止了这首诗的意义或者参照，而这些或者参照就是这首诗所承担见证或者回应的对象。不管人们将要对此说些什么，都将持续到无限。这不仅是被诗歌所标记的，而且也是这首诗、诗学，或者这首诗的诗学——像上面的文章所提到过的那样，通过展示它的伪装而影藏自己。但是，正是这个“通过伪装而展示自己（as such）”最后被证明与“可能”命中注定连接在一起。很可能或者不可能（可能或者从证据被转移），这种“通过伪装而展示自己（as such）”作为诗，或者作为这首诗，在它之中不可替代地发生，那里是寂静无声的，它保守着它的秘密，始终告诉我们有一个秘密存在。揭露这个它保守为秘密的秘密，同时有没有揭露。因为它继续承担那个不可能为了见证而承担见证的见证。最终，它是孤独的，且没有见证人。在布朗肖的作品《The Step Not Beyond》中，他提到：“一个词语在死了之后仍然被言说，为证言的缺席而证明。”[25]
我曾经说起过这种见证人的本质上的孤独，这不是任何孤独或者任何秘密，这是孤独自身和秘密自身。它们在说话，正如策兰在别处说的那样，诗在说话，通过秘密，秘密地说着秘密，在它里面又不在它里面：“但是它确实在说话，它留心着它的日期，但是它说话！”[26]通过保持安静，通过使某种东西保持安静而向他者说话。，在这种安静中，在这种无声中，它依然在说话。所有见证的这种内部局限也就是这首诗所说的。它对它承担见证甚至通过说“没有人为了见证而承担见证。”揭开一个作为面纱的面纱，但却不显现自己，不表现自己，可能也不表现它的不表现，也不表征它。这样的话，它就在整体上说关于承担见证的事情，但首先是在说这首（在它的独一性中，这首诗是关于自己的），说这个承担见证（每一首诗歌都在对这个承担见证承担见证）。
这里，我们再次回到诗歌本身，在它的本质上的孤独中、在它的的表现中、在它的事件中，作品诗意的行为可能将不再从自我呈现中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获得。      




[1] 附原文注释：这个文本原来的题目叫《一个自我拆封的是以文本：见证的诗学和政治》，首次以英文版由蕾切尔·鲍尔比（Rachel Bowlby）发表于《美学的复仇：文学在当代理理论中的位置》）一书中，迈克尔·克拉克（Micheal Clark）主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180-207。接着有法文版问世，本文是其英文版本的修订本，并参考了扩充版的法文版本。以下均是原文注释。
[2] 这首是策兰诗歌《呼吸》， 选自Joachim Neugroschel英译策兰诗歌的集子《语言栅栏和诗歌精选》（纽约），本文据其英译翻译。
[3] 杜·布歇（Andre Du Bouchet策兰诗歌的第一位法文译者.
[4] 勒菲·弗尔（Lefebvre）策兰诗歌第二个法文译者。
[5] 接下来的部分，德里达从拉丁语词源学的角度讨论了temoignage,temoin,ect.,这个词源马上就会和德语中的一组词Zeugen ,Zeugnis,ect.也会和英语的证人（witness），承担证据（to bear witness）,对照；还包括和希腊语“marturion”的比照。为了保证德里达对拉丁语词源的强调不混乱，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这些词比如证人，将被译成那个“作证的人”
[6] 见艾米丽·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印欧语言与社会》一书，做引言，目录和索引的是吉恩·拉诺特（Jean Lallot），英文翻译为伊丽莎白·帕尔默（Elizabeth Palmer）1973，接下来的讨论可见该书526页（英文版翻译，有略微的修改）。
[7] 在《印欧语言与社会》的第11页，本维尼斯特在前言中解释了“insititution”这个词条，他解释说：“这个对这个词作最宽泛意义上的理解，不仅是包括法庭，政府，宗教，也包括在各种技术中被发现的各种不明显的食物。”也就是指社会机构的所有层面。
[8] 碰巧，本维尼斯特自己，就以一个词或者一个文本为特征来使用一个词，比如temoin，在这个文本的范围之内来证明这个词的一个用法或者习惯用法。
[9] 这是本文翻译者的注释（来自百度百科）：密特拉（Mitra），原始印度-伊朗语，主格形式为Mitras）是一个古老的印度-伊朗神祇。这一神祇原是雅利安人万神殿里共有的崇拜对象，在伊朗-雅利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分化之后，开始向着不同特征发展（阿维斯陀中的密特拉和吠陀中的密多罗）。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对密特拉的崇拜在罗马世界中风行一时，成为基督教的强大对手。在印度，密多罗发展出其佛教形式弥勒。密多罗-弥勒在中文里有时被意译为慈氏。
[10] 《印欧语言与社会》，修订版英文本，526页。
[11] 让·弗郎索瓦·利奥塔的《延异》，英文翻译，乔治·范·登·阿贝勒（Georges Van Den Ableele）：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66页，102页
[12] “我们”，意思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实际上，我不是说的本维尼斯特意义上的那个惯常的概念，这个群体必须形成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语言，语言感觉，既不是决定意义的，也不是他者之中的元素；在这个传统中，希腊、罗马、德国、萨克孙系统中的历史是不能同哲学、罗马法律、和新旧约相分离的（实际上，承担见证的传统由所有的约定构成）。
[13] 我在别处也这样尝试过，比如在关于动物的问题、关于生物的生活、关于幸存与死亡的问题——特别在《精神》和《绝境or难题论》这两本书中，这两本书英文翻译的情况如此：前者，Geoffrey Bennington和Rachel Bowlb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后者为Thomas Dutoit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
[14] 《信仰与知识》，黑格尔一本书的名字，1802年。
[15]  Appian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庇安（约95-165年）：罗马帝国早期杰出的希腊历史学家。在亚历山大里亚担任公职期间曾经目睹过公元116年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获得罗马公民权以后，迁居罗马做律师。壮年后又到行省做财务官procurator。他用希腊语撰写了一部24卷/章的《罗马史》Romaica（Histories of Rome），体例是按照各民族地区及其领袖被罗马征服的先后顺序来编排的，类似大事记写法。现存11卷，即第6-9卷和第11-17卷。6-9卷是《内战史》。
[16]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二章，第54自然段，图宾根，1979；英文版翻译：John Macquarrie 和Edward Robinson，纽约，1962。
[17] 从词源学上讲，这个词是“誓言”的法语词条，从拉丁语而来。
[18]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法兰克福：1950）第343页；《早期希腊思想》，英文翻译，David Farrell Krell 和 Frank Capuzzi，第57页
[19] Trans.modified-ED.
[20] 关于这种“成为见证者”，或者确切地说，“法官、调停者正在变成见证者”，或者相反地，关于“见证者变成或者成为调停者”，将导致更多的问题、障碍和悲剧性的混乱，我们应该再一次的回到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印欧语言与社会》一书，第五册第三章：“礼法和罗马的誓言”
[21] 在发表于1990年到1991年的作品《Circumfession》中（也就是早于发表于2000年的本文一些年），“为了”的语法和意义发现发现它们自己从第59期的结尾开始一直到其他期都在起作用。比如“那刺痛了夜的东西回答我：‘我在我母亲那里痛’，就像她站在我的我的方向和我的位置上，为我辩护。”（雅克·德里达，《Circumfession》，英文翻译：Geoffrey Benningto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23页），而且“许可之后，我拥有了我的读者，事实上，我拥有了我的母亲，因为读者将会明白我实际上是在为我的母亲写作，甚至是为了一个已死的女人。因为我如果为我的母亲写作，那将是为了一个活着但没有认出她儿子的母亲。我正在委婉地为了某个不能再认出我的人写作”（ibid.,25-26页）等等，这里，“为了”和“因为”相互交织，是这个词的两个意思。
[22] 提瑞西阿斯（Tiresias）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的一位盲人预言者。据荷马史诗《奥德赛》，他甚至在冥界仍有预言的才能，英雄奥德修斯曾被派往冥界请他预卜未来。
[23] 埃尔佩诺尔，是《奥徳赛》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书中说他是奥德修斯的伙伴中最年轻者，但作战不勇敢，又没有什么智慧。抵达神女基尔克的宅邸后，他悄悄离开同伴，一个人跑到僻静处喝酒，醉后就在屋顶上酣睡。当大家忙着准备离开时，他被伙伴们的跑动声惊醒，一时糊里糊涂，忘了从梯子上下来，结果踩空从屋顶摔下来，就这样一命呜呼，实在可笑。奥德修斯等人因急于离开，所以忘了将他埋葬，结果到了地狱洞口，他第一个划着桨出来见奥德修斯（想必很心急），求奥德修斯返回时记得把他葬了，“让后代人把我这个不幸的人纪念”。奥德修斯照办。
[24] 茨维塔耶娃·玛琳娜·伊万诺夫娜（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1892—1941年，俄罗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茨维塔耶娃的诗以生命和死亡、爱情和艺术、时代和祖国等大事为主题，被誉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诗篇，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941年八月，茨维塔耶娃移居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小城叶拉堡市。正是在这座小城，诗人经历了一生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双重的危机。8月31日，绝望中的她用一根绳子自缢身亡。
[25]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The Step Not Beyond》，英文翻译.Lycette Nelson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2）107页。
[26] 《子午线》，保罗·策兰的毕希纳奖致辞，收入《伽达默尔全集》（法兰克福，1983），第三部196页；英文翻译，杰瑞·格伦（Jerry Glenn），刊登于《芝加哥评论》第29期180页，1978；这一段我在《暗语，或译示播列》翻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