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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当代欧美青年诗人作品选(明迪 翻译)

2010-09-25 10:11 星期六
诗人简介: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1977年出生于原苏联(现乌克兰)奥德萨市的一个犹太家庭,4岁失去听力,12-13岁开始发表散文和诗(以俄语写作),出版过小诗册《被保佑的城市》。苏联解体后排犹浪潮掀起,1993年他全家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16岁的他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1994年父亲去世,他开始以英语写作,“以新的语言来悼念父亲”。2002年小诗册《音乐疗法》一问世即获得好评。2004年出版诗集《舞在奥德萨》,罗伯特·品斯基等知名诗人纷纷为其背书,现已再版5次。卡明斯基毕业于乔治城大学,2004年在加州大学获得法学博士,目前在圣地亚哥公立大学教世界文学、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获得过的荣誉包括美国《诗》刊露丝·李莉诗歌奖金(Ruth Lilly Poetry Fellowship),怀丁作家奖(Whiting Writer’s Award),美国艺术学院的Metcalf奖,Tupelo出版社的Dorset奖,蓝南基金会(LannanFoundation)的文学奖金等。
  
  
  《作者的祷告》
  
  如果我为亡者说话,我必须离开
  我身体里的这只野兽,
  
  我必须反复写同一首诗,
  因为空白纸张是他们投降的白旗。
  
  如果我为他们说话,我必须行走于我自己
  的边缘,我必须像盲人一样活着,
  
  穿行于房间
  而不碰倒家具。
  
  是的,我活着。我可以过街,问“今年是什么年?”
  我可以在睡眠中舞蹈,
  
  在镜子前笑。
  甚至睡眠也是一种祷告,上帝,
  
  我将赞美你的疯狂,
  以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谈论
  
  那唤醒我们的音乐,那
  我们游动于其中的乐曲。因为无论我说什么
  
  都是一种请愿,我必须赞美
  最黑暗的日子。
  
  
  《舞在奥德萨》
  
  在一座被鸽子和乌鸦联合统治的城市,鸽子盖满了主要地区,乌鸦占据了市场。一个耳聋的男孩数着邻居后院里有多少只鸟,然后造出一个四位数的号码。他拨打这个号码,在线路上对着声音表白他的爱。
  
  我的秘密:四岁时我耳聋了。当我失去听力,我便看见声音。在一个拥挤的电车上,一个独臂男人说我的生命会与我祖国的历史神秘地联在一起。但我的祖国不见了,它的公民在梦中相遇,选举。他没有描绘他们的面孔,只有几个名字:罗兰,阿拉丁,辛巴达。
  
  
  《赞美笑声》
  
  在那里日子弯曲又伸直,
  在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
  只属于风的城市里,
  
  她以白杨树的语言说话——
  她说话时耳朵颤抖。我的罗斯姑母
  为理发店和药店写赞歌,
  
  她的灵魂行走于双音步上,有灵或无灵,一个孩子的供给制,
  她爱街头音乐家,她知道
  我祖父写的讲义,有关国家对云彩的
  
  需求与共给:
  国家宣判他为人民公敌。
  他兜着西红柿追赶火车,
  
  他在我们家房子前的桌上裸身跳舞——
  他身材矮小,我祖母被强奸了,
  被公共审判员用钢笔插进了阴道,
  
  那支钢笔给人们判了二十年。
  但在秘密的愤怒史中——一个人的沉默
  活在其他人的身体里——我们跳舞而不至于倒下,
  
  在医生与审判员之间:
  我的家,奥德萨的人们,
  女人挺着丰乳,老人天真如孩童,
  
  我们所有的文字,成堆的燃烧之羽,
  随着每一次复述而升起,升起。
  
  
  《舞在奥德萨》
  
  我们生活在未来的北面,日子以孩子的签名
  打开信笺,一枚桑果,一页天空。
  
  我祖母从晾台上
  扔西红柿,她掀动想象,如同
  从我头顶扯起一床被毯。我画
  我母亲的脸,她知道
  什么是孤独,她把死者同党派一样藏于土地里。
  
  夜晚为我们解衣(我数它的
  脉搏),我母亲跳起舞来,她用桃子,
  烤制的食物,来填满过去。对此,我的医生笑了起来,他的孙女
  抚摸我的眼睛——我吻
  
  她膝盖的背后。城市在颤抖,
  一只鬼船出航了。
  我的同学为犹太人取了20个名字。
  他是天使,他没有名字,
  我们摔跤,当然啰。我祖父坐在拖拉机上
  
  与德国坦克对仗,我提一满箱
  布罗茨基的诗。城市在颤抖,
  一只鬼船出航了。
  夜里,我醒来小声说,是的,我们曾经活着。
  我们曾经活着,是的,别说那是一个梦。
  
  在当地工厂,我父亲
  抓起一大把雪,塞进我嘴里。
  太阳开始了日常叙述,
  染白他们的身体:母亲,父亲,舞着,移动着,
  黑暗在他们身后述说。
  这是四月,太阳洗刷着凉台,四月。
  
  我复述我的故事,光线浸蚀
  我的手:小书本,去那个城市吧,不要带着我。
  
  
  《旅行音乐家》
  
  一开始就是海——我们听见呼吸中的冲浪,确信我们的血管里有着海水。
  
  一个以醉醺醺的裁缝、巨大的拉比墓穴、马帮和盗马贼闻名的城市,尤其是酿馅鱼和烤鱼。在奥德萨,语言总是涉及到手势——手一忙活就无法问路。我问过一次:一个人抱着两个大西瓜,一手一个。我问题一多,他脸就涨红了,哈,他想边说话边打手势时一个西瓜滚到地上。他没有失望,50岁的男人呆望着路边水灵灵的西瓜肉。他笑起来像我所知道的最严肃的孩子,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聋子。
  
  
  《保罗·策兰》
  
  他用手指,对着你的嘴
  写字。
  
  他在灯光下看见泥土,风打的树,
  他看见草木此刻仍幸存,书页
  
  如燃烧的田野一样刺目:
  光线。救赎。
  
  他轻声说。词语留下土壤的味道,
  在他的唇上。
  
  
  《保罗·策兰》
  
  年轻时,他在工厂干活,但人们都说他看上去像古典文学教授,而不像工人。
  
  他是一个俊美的男人,有着修长的身体,走动时有一种优雅和几何精确的混合。他脸上有笑容的痕迹,仿佛从未有过其它情感触碰过他的皮肤。甚至在他50岁的时候,19岁的女孩子们还会在火车和电车上对他眨眼,问他要电话号码。
  
  策兰死后七年,我看见他穿着旧袍子独自在卧室里跳舞,跳一步哼一句。他不介意成为我故事中的人物,以一种他从未学过的语言。那天夜晚,我看见他坐在屋顶上,搜寻金星,背诵布罗茨基的诗句。他问他,他的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
  
  
  《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挽歌》
  
  直截了当地说吧,因为字里行间的甜蜜
  已不再重要,
  你称之为移居,我称为自杀。
  
  在标点符号的后面,
  我发送纽约的释放之夜,将大道
  输入西里尔*——
  冬天缠绕词语,将雪抛向风。
  你,在一行未写出的句子中间,停下,
  流亡到比沉默还遥远的地方。
  
  --
  
  我永远地离开了你的俄罗斯,诗句缝进枕头里,
  匆忙奔向我自己的训练,
  与你的诗行一起生活
  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故事的边缘。
  活在你的诗行中,在那里船帆升起,海浪
  用每一个元音敲打城市的花岗岩石,——
  书页自动开启,一个低沉的声音
  述说苦难,水。
  
  --
  
  我们回到我们犯罪的地方,
  而不回到我们爱过的地方,你说;
  你的诗是用奶水滋养我们的狼。
  我试图模仿你两年了。感觉像燃烧,
  并为燃烧而歌唱。我站立,
  仿佛有人向我吐痰。
  你会对这些木头句子感到羞愧的,
  我是如何地不去想象你的死亡,
  但它就在这里,将我的手置于火上。
  
  *译注:“西里尔”为斯拉夫语的书写字母。
  
  
  《约瑟夫·布罗茨基》
  
  约瑟夫以当私人教师谋生,他什么都教,从工程到希腊文。他的眼睛睡熏熏的,很小,他的脸被一大片胡子主导,同尼采的一样。他语无伦次。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我听不见,我说。肖邦呢?我听不见。莫杂特?巴赫?贝多芬?我听不清楚,请你重复一遍好吗?你会在音乐上有造就的,他说。
  
  为了遇见他,我回到1964年的列宁格勒。街道魔鬼般的冷;我们坐在人行道上,他突然开口(一声干笑,一支烟)告诉我他的人生阅历,我们交谈时他的话变成冰柱。我在空气中阅读它们。
  
  
  《玛丽娜·茨瓦塔耶娃》
  
  在每一行的奇怪音节中:她醒来
  如同一只海鸥,撕裂
  在天与地之间。
  
  我接受她,与她站在一起,面对面。
  ——在这个梦里,她穿着裙子,
  像一只帆,在我身后跑,我停
  
  她也停。她笑着,
  孩子一般自言自语:
  “灵魂=痛苦+其它所有一切。”
  
  我笨拙地双膝跪下,
  我不再争吵,
  我需要的只是一扇人间的窗户
  
  在以我生命为屋顶的房间里。
  
  
  《玛丽娜·茨瓦塔耶娃》
  
  在我耳聋的第一年,我看见她与一个男人在一起。她戴着紫色围巾,半跳着舞,把他的头抱在手中,放在乳房下。然后她开始唱歌。我聚精会神地观察她。我想象她的声音有桔子的味道;我爱上她的声音。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像个共谋犯一样发出矛盾的讯号。“别吃苹果核,”她威胁我,“别吃苹果核。树枝会长在你肚子里!”她摸我的耳朵,用手指抚摸。
  
  我对她丈夫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一辆开动的汽车上死于致命的心肌梗塞。她脸上没有抽缩,看着她的脸,我明白了悲痛的尊严。从葬礼上回来后,她脱下鞋子,赤脚走在雪地里。
  
  
  《赞美》(节选)
  
  我们匆忙地离开奥德萨,忘了公寓前那只装满英语词典的箱子。我来到美国,没有带字典,但有几个词语存留下来:
  
  忘记:光的动物。一只船抓住了风和船帆。
  
  过去:手指来到水的边缘,举着灯盏。水可疑地冷。许多人站在岸上,最年轻的把帽子抛向空中。
  
  理性:将我与疯狂隔绝的不是隔绝,真的不是。一个巨大的水族馆,装满了水草,乌龟,和金鱼。我看见闪光:移动,刻在额头上的名字。
  
  快速的笑:她倾身过来,受骗了。我喝得太快。
  
  死者:进入我们的梦中,死者变成没有生命的物体:树枝,茶杯,门把。我醒来,渴望我也带着这般的清晰。
  
  
  翻译笔记:
  
  
  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诗不需要翻译,阅读的时候,汉语自然而然出现在字里行间。但当我旅行归来后记录下这些汉语碎片时,突然发现它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流失了原有的色泽和节奏。我试图找回最初的感觉,无奈所剩不多。我怀疑那些乐感都流失在火车轮子的滚动和飞机翅膀的滑翔中了,抑或是一开始那种感觉就伴着旅行节奏而来,如今坐在平稳的家中已无法再体验。只有重读。重读时有一种东西扑面而来,只是我已无法转换在我的母语中与同胞分享,虽然我自己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面对伊利亚,你会不相信他有33岁,一张娃娃脸,天真的眼睛。我忍不住问到:
  “你是做什么的?”
  他以非常东方的方式回答,“瞎混。”
  “在哪里混?”
  “圣地亚哥。”
  “那你认识陈美玲?”
  “我和她一起教书。”
  “哦,你教写作啊!”
  突然他在我打印的《瓷月亮》背面写了一句话,“你先用中文写还是先用英文写?”他低头写字时我看见他耳中的助听器,一阵心痛。我不知道他耳聋!这大概是他过去常用的方式,书面交谈。我不想谈自己,我对他有很多问题,比如奥德萨是什么样子?他的童年是怎样的?为什么要写诗?对“难民”身份有什么感受?怎样理解“流亡”?对生活本身有什么感受?但这些问题需要问吗,读他的诗就够了,我们了解一个诗人不就是通过阅读吗,比这更多的问题都能在诗中找到答案。
  
  然而我找到的不是答案(我不需要答案),而是一种欣喜,愉悦,感动。
  
  一个多月前,我突然得了“厌食症”,读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对蒋浩和陈均说,我厌倦了悲痛的诗,极想看到新鲜的东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杨·瓦格纳和卡明斯基等人,他们的诗正是我渴望读到的那一类。我不由自主地翻译,在汽车上,火车上,飞机上。这已成了一种习惯,见到喜欢的诗就想“分享”。他们不是著名诗人,从未被译成汉语,但他们在我饥渴的时候带来雨露,这就足够了。
  
  伊利亚·卡明斯基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雨露,还有泪水。但不是悲痛的泪水。我说过我已厌倦了悲哀的诗。我盼望读到的正是这样悲而不哀、浓而不重的轻盈线条,如雨后的燕子在树间穿行。
  
  伊利亚4岁时因医生误诊而失聪。在他的诗中,“医生”同“审判者”一起出现,但没有怨恨的字眼,他甚至可以爱上医生的孙女,他接受命运如同我们每天接受阳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犹太博物馆,他第一次看见关于他母亲在集中营的照片和记录,有些震惊,但他并没有沉溺于“仇恨”。我知道在后屠杀年代很多犹太青年都不谈大屠杀,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连自己母亲的身世都不知道,于是忍不住又问,他说他父母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能说什么呢?我忘了他四岁后就听不见了。他在来美国之前从未戴过助听器,但他的童年是快乐的,他读童话故事,读巴别尔的小说,读布罗茨基的诗,他父亲认识很多诗人,包括布罗茨基,虽然他自己从未见过布罗茨基。来美国时他一句英文也不会说,罗切斯特公立学校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补习班人数已满,于是他上正常班,学的第一首诗是史蒂文森的“十三种看黑鸟的方式”,他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他继续用俄语写诗。第二年他父亲突然去世,他无法用母语表达内心的感受,因为写诗对于他一直是一件隐私,他不想让家人和周围的人知道他写些什么,于是用英语写诗,一写就停不下来,大学一毕业就成为美国著名的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馆作家。他刚出道时很多人称他为神童,他说俄罗斯人对年龄有不同标准,他的中学同学16岁就可以结婚生孩子,某某诗人死于22岁,某某诗人死于26岁。《费城问询者报》称他的英语诗歌使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感到羞愧。他仍然用俄语写诗,但他不写“双语诗”,而是分开写。他也翻译,翻译经典俄语名诗或者同代俄语诗人的作品。
  
  我也有个秘密:失忆症。那天晚上在电脑室我和德国诗人杨·瓦格纳一起读卡明斯基送的诗集,翻开第一页我就发现眼熟,“我读过他的诗”,我非常肯定地说。但后来我搜遍记忆也想不起什么时候读过的。我认识的人都认识他,比如非裔诗人阿法等等。但谁也不提醒我以前我什么时候读过他的诗。在欧洲闲荡一个月的时候,从奥斯威辛到贝多芬故居,我完全没有联想到他。回到加州突然想起,于是一天“翻译”了12首诗,“没有版权麻烦吧?”“没有,想译多少都可以!”我真的想一口气把他的诗集全部翻译出来。这12首诗是最简单的,最精彩的还没动:给伊萨克·巴别尔的诗,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长诗,给他妻子的情诗。他的下一部诗集是《聋子共和国》,童话诗,嘿,“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聋子”。
  
  我写诗是为了抵抗失忆症,有时候写过几天后就不记得了。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我爱的人面前而想不起他的名字。
  
  卡明斯基为什么写诗呢?“因为停不下来。”他想不起来为什么或者怎样开始写诗的,只知道现在停不下来。用英语写作是个偶然,“是一种无理性的美丽的自由”。
  
  我被他的诗所吸引还有一个原因。我在写一些回忆故乡和童年的诗,但我发现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母亲大串联从新疆带回的葡萄干,红卫兵占领了大礼堂,窗口里伸出的枪支,下放,回城,少年文化宫的演出,小提琴,芭蕾舞鞋,英语词典,母亲从江汉路外文书店买回的乔木斯基转换生成语法。 
  
  奥德萨是一个海港城市,有鸽子和乌鸦,有剧院和音乐厅, 每一个人都喜欢跳舞,有西红柿和烤鱼。
  
  伊利亚·卡明斯基的父亲维克特有一段童年传奇。他父亲(伊利亚的爷爷)被斯大林镇压枪毙了,他母亲(伊利亚的奶奶)被判刑20年,遣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古拉格)挤牛奶,维克特被送到孤儿院,维克特的奶奶从火车顶上一列一列跳过,穿过大半个俄国,把一岁的维克特从孤儿院里“偷”了出来。维克特后来成为很成功的商人,很富有,乌克兰经济萧条后却破产,又遇到“排犹”,于是把全家弄到美国。
  
  对于诗人卡明斯基来说,流亡意味着什么呢?他说他完全同意我列举的布罗茨基等人对“流亡作家”的嘲笑,他说他最看不起“自我怜悯”,我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因1989而定居海外的中国人当年做了件多么可笑的事情,20年来我一边嘲笑一边哭泣,矛盾至极,我有两个祖国等于一个也没有,我有两个语言最终都失去了,到头来“流亡”于自我。他说流亡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以使自己回头看过去,以一个新的距离来审视自己。他说他是“苏联犹太人”,但既不认同苏联,也不信犹太教,“犹太”对他来说是一种文化,包括巴别尔,卡夫卡,辛格尔等等在内的文化,他的文学传统包罗万象,有普希金,也有贺拉斯,维吉尔,莎士比亚,有雪莱拜伦,也有狄金森惠特曼,当然有荷马,但丁,俄罗斯白银诗人更是自不在话下,甚至东方诗人也包括在内,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派实际上就是对一种“世界文化”的追求。他很反感被标为“俄国诗人”或“移民诗人”,甚至连“美国诗人”都不喜欢,他说他首先是一个“人”。我说在汉语里这不是大问题,我们可以说某某某是俄语诗人,德语诗人,汉语诗人,只提语言,不提国籍。他说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载体,他写诗不是用语言,而是借用语言。我想起大约两个月前我对诗人冷霜说过同样的话,冷霜立刻纠正我,“语言不是工具”,我想这个话题太大,一时半会争论不完。卡明斯基曾经在一个访谈里说,诗歌超越一切语言。但如何超越,是我正在琢磨的问题。
  
  第一首《作者的祷告》是卡明斯基的诗歌宣言,“我必须赞美/最黑暗的日子”。他赞美失去听力,赞美失去祖国,赞美睡眠,赞美活着,“谁知道自己明天能否醒来?”他不知道失去听力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有听力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活着是多么快乐。他不同于贝多芬,他四岁就失去了听力,他用一种他没有听过的语言写作,写得恣意妄为,肆无忌惮。他说美国人都怎么了,为什么只写愤怒的诗,悲哀的诗,生活这么美好,他要“见证”活着的快乐,要随着内心的音乐而舞蹈,而且要瞎跳,要调皮捣蛋。
  
  为什么他喜欢重复标题,因为他跳的是双人舞,与另一个自己。他将诗与散文穿插在一起,让诗与散文对话。他不用“散文诗”这个词,散文就是散文,他偏要写散文,他把街头用语,甚至菜谱都写进诗集里,气死“正统”诗人。但他是少有的年纪轻轻就享受最大荣誉的诗人。而你如果见到他又会觉得他极其普通,一个大孩子而已,充满阳光的笑容。(附图片)
  
  这个大孩子有着比常人更孤独的童年,但孤独在他记忆里也成了一种美好。“一个耳聋的男孩数着邻居后院里有多少只鸟,然后造出一个四位数的号码。他拨打这个号码,在线路上对着声音表白他的爱。”声音,多么神奇的东西,鸣响四年之后嘎然而止,世界从此只有黑白之分,“乌鸦和鸽子”。但不久之后,乌鸦和鸽子飞出一些彩色线条。在贝多芬故居的多媒体音乐室内,交响乐作品被影像呈现出来。回想那些跳动的光线,我突然明白卡明斯基在失去听力后是如何“看见”声音的。千万不要以为一个聋子的诗不会有乐感,恰恰相反,他的诗每一句都如同直接从琴上流出,而翻译中流失最多的却又正是诗的音乐性。
  
  明迪,2010年9月草
  
  
  《蘑菇》
  我们在林中的一片空地上遇到它们:
  穿行于黄昏的两个探险队,
  彼此静默注视。我们之间充满紧张,
  一群蚊虫的电报嗡鸣。
  
  我奶奶因蘑菇馅饼
  而闻名。食谱锁进了
  她的墓地。凡是好东西,她说,
  填充你不多于它自己。
  
  后来在厨房,我们将蘑菇
  举到耳边,转动蘑菇柄——
  等待里面细微的咔哒声,
  找寻正确的密码组合。
  
  
  (这首诗是另一个德国年轻诗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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