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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法比安·勒托夫:伤痕诗学

法比安·勒托夫:伤痕诗学

Hoffnungsfunke 译


  如果你专注于策兰的作品,就会置身于黑暗中,如同意义不明的相逢,陌生而感动。策兰在毕希纳颁奖礼的演讲中引用法国哲人帕斯卡的话说:“不要抱怨黑暗,因为我们为它而生。我认为,诗人为了相逢而自创了遥远而陌生的黑暗。”经过漫长的歧途,诗歌分裂了自身,在内部产生了“自创的遥远和陌生”,从而带来诗歌语言和形象的黑暗,于是相逢才变得可能。为什么要有这些引向遥远和陌生的歧途?为了什么相逢?在策兰的抒情诗中,普里莫·列维读到了令人既感动又不安的语言,它们仿佛来自死亡。列维说:

  每翻过一页,黑暗就加剧一些,直到最后成为无关的呓语,如同垂死者发出的呻吟,而实际上那就是呻吟。它如漩涡般攫住我们,本应向我们言说什么却又不愿言说,于是我们沮丧万分,然后被它一把推开。我认为,策兰的抒情诗可以被思考和被膜拜,但不能被模仿。即使他的诗要传递什么信息,那也已经淹没在“背景噪声”中,他的诗不是传播,不是语言,或者说是黑暗而残缺的语言,如同孤独的垂死者,仿佛我们都在经历死亡的时刻。

  死亡是策兰诗歌的背景。但这并非因为他在精神病院呆过很长时间,或者因为他于1970年4月在巴黎自杀。阿甘本认为策兰写的是语言和死亡的关系。与其说他的抒情诗是“残缺的”,不如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越来越被“可怕的失声”,为简陋、笨重和难以接近的语言所控制,策兰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使用和操纵着德语。在他复杂的写作计划中,策兰试图让空洞、残破,浸淫了暴力、根基已经动摇的二十世纪的语言彻底地倒塌到根基上。阿甘本认为,这语言的根基就是声音,声音是语言否定的根基,是语言的沉默。在无声中,策兰的诗接近了语言的沉默,但又没有进入其中。在无声的运动中,它们停在了沉默的边界上,希望探索经过以奥斯维辛为顶峰的历史灾难已经摇摇欲坠的语言,尝试让其重或生命。离开已经写入内部的暴力,在彼岸的空白中重生,但同时又不遗忘或排斥那暴力的历史。他说:

  我发现,人类的耻辱不仅是外在生活的锁链,而是被堵住了嘴无法言语。我所说的言语是指整个人类世纪的表达方式,它的词语在一千年来虚伪和被歪曲的正义的重压下呻吟。断言词语的根基在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还有什么比这种断言更加非正义呢!所以我必须要知道,在语言的最深处,从它最早被用于表达的时刻起,在赋予意义的行为已然被烧尽的灰中是否仍然如此。

  策兰的工作就是,在诗歌中展现一种痕迹,它将纳粹带来的历史创伤同语言所受的伤害联系起来。这种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痕迹和业已被缝合的创伤将会在伤痕中得到再现。伤痕诗学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复杂而在伦理上充满挑战的问题,即痕迹如何变得可读。策兰的抒情诗如何让创伤变得可读呢?在他的一首后期作品中,策兰写道:

世界的
不可读性。一切加倍。

强大时钟
给出的分裂时间正确,
嘶哑。

你,困于你的最深处,
永远摆脱了
你自己。

UNLESBARKEIT dieser
Welt. Alles doppelt.

Die starken Uhren
Geben der Spaltstunde recht,
heiser.

Du, in dein Tiefstes geklemmt,
entsteigst dir
für immer.

  “世界的不可读性”表明灾难世界无法用语言表达,是不可读的,就像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其暴力的标记只有在伤口和疤痕中才是可见的。而诗歌本身也是不可读的,因为它只是署名者留下的痕迹,它将自身从署名者处解放出来,孤独地投身于针对其无限的解读过程中。这首“在开端和结局处被切断”的诗歌的诞生日期也是被切断的。诗歌从自己孤独的核心处不停通过直接的不可读性言说自身。只有当诗歌言说自身的不可读性之时,它才能证明世界的不可读性。这首不可读的诗歌要言说什么,在不可读性之外,它要让我们去读什么呢?它在用“嘶哑的声音”言说自己诞生的“分裂时刻”,言说自己被切断的诞生日期,它所铭记的自身被写作的日期。“强大”的时钟指明了作为遗赠被赋予诗歌的“时刻”,那是诗歌诞生的动机,但只能作为业已消逝的存在而被回忆。在诗歌内部的分裂中,在它自创的遥远和陌生中,诗歌的第三段出现了“你”的称呼,于是再现了远而近、同一而陌生、束缚而自由的矛盾运动。对此,德里达说:“很快,人们就开始迟疑是否要把诗中呼唤的“你”等同于自己,它可以是任何人、某些人、诗歌本身、诗人、读者、这个或那个永远封闭的唯一的深渊、任何一个他者、上帝、你和我。”

……

  伤痕是创伤的时间消逝和回归的地方,但时间不会重复自身。在伤痕之所,创伤的时间和地点不可分地缠绕在一起,创伤的时间建造了伤痕之所,而后者则给了前者可以回归的家。伤痕(Mal)可以出现在这些词中: 纪念碑、墓碑、耻辱的烙印、疤痕,它们是创伤回忆的幽灵出没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过去发生的损失、伤害或罪行会留下地理标记,这些标记是自身不在场的、不可得的和不可见的事件的痕迹,于是不在场和空白变得可见。它们永远指向那暴力的入侵事件,在永恒的不在场中制造出在场,无论它们是坟墓,纪念碑或是留在身体和灵魂上的伤口和疤痕。在伤痕之所,“他者”不可重复的暴力入侵的时间以痕迹的形式实现了回归,也就是说,两种时间在伤痕处实现了相逢:一个是不在场的入侵者的时间,它将已经逝去的造成创伤的入侵事件重新唤入回忆中;另一个是回忆的时间本身,在入侵事件发生的地点它与入侵者正面相对。在这幽灵般的回归中,入侵事件重现了自身,但没有入侵行为,因为过去的事件不会被重复。因此入侵事件永远不会停止。让-吕克·南希在接受心脏移植后写道“不存在唯一的入侵事件,入侵刚一发生,它就已经复制自身,不断产生出新的内在的区别。”入侵者总是以暴力的虚无经历的形式回归,复制自身,制造出一种无法穿透、无法封闭也无法终结的在场,入侵事件在其中不断地推进陌生,异化着“自我”的身份。在伤痕处以,入侵事件的创伤经历是一处空白,一处入侵者留下的痛苦标记,它永远不会愈合,因为它不是别的,而正是入侵事件复制自身的过程,它制造出不可能存在的清晰区别,如自我和外物、同一和相异,起源的伤害及其回归。入侵者变成了异化和去本体化的本体的形象,就像南希在心脏移植后出现的各种疾病和免疫下降以及对身份的眩晕。入侵事件的空白,即伤痕是入侵者同时在场和不在场的创伤之所,它不属于回忆的有意识形式以及为了该回忆而构建的遗忘,而是把过去和将来连接成无尽的在场。南希说,伤口和疤痕的形象构成了一种神秘的,将自身封闭的辩证结构。在该结构中,伤口沉默地变成疤痕,而疤痕则呼唤着伤口。在这个循环中,语言只有沉默和呼喊两种形式,两者都无法有意义地言说。伤口和疤痕,沉默和呼喊的循环是封闭的,它空虚而拒绝任何理解。南希说,自从医生告诉自己必须做心脏手术,他就觉得体内出现空白,从身体中心向四周扩散:

  那时只是感到身体上的空白,它出现在胸口,仿佛呼吸停滞了。而今天已经无法说清楚那到底是身体的、符号的还是想象的了,无法说清它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它就像一阵烟或一股气息从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空洞中跑了出来。我的心脏现在成了异物。那是真正的异物,因为它就在我体内。而某件体外的东西如果被称为异物,它必须曾经在体内呆过。当有人告诉我一定要手术是,这种空白就突然出现在我的胸口和灵魂中(两者是一样的)。精神被置于虚无的在场中,那里的一切都无法知晓、理解和证实。入侵一个对于思想来说是异物的身体。这些空白、空洞和苍白将伴随着我。它是思想本身,同时也是思想的对立面。

  什么样的文字和语言才能回答伤痕这个入侵者的创伤标记呢?入侵事件的空白是不可言说和陌生的,它们没有意义,存在于无法穿透的不透明表明下。这些空白本身是不可名状的,对它们一无所知,无法把身体的、符号的和想象的部分区分开来。这就需要这些无法理解和无法表现的语言动机的可见痕迹。在心脏病人的胸口上,南希将伤口和疤痕的形象肢解为文字,他写道:“这是多么奇特和陌生!并非因为人们打开了我的身体,为我换了一颗心脏,而是因为切口将不再闭合,(任何透视图都会情楚地显示,胸骨被用铁条连接了起来)我被开放着闭合了。”透视图上展现了入侵事件的伤痕,既有开放的伤口又有闭合的疤痕,开放和闭合实现了统一。这种可见但不可读的伤痕如同一幅空白的意象、入侵者无意义的签名,它指向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空白,它仍被不可言说包围着。

……

  在自我的心中存在内部的分裂,一个空白的连接,自我只会从那里诞生,一个永远异化着,迎接异物和入侵者回归的自我。这个空白留下的空间是无声标记的场所,一处伤痕,从中诞生了无尽的解读过程。这是两种时间痕迹的解读,一个是入侵者的创伤时间,他的空白造就的深渊,这个空白是永恒的在场,是伤疤的图像和话语不透明的背面;另一个是完全他者的空想时间,必须把它看做在空想世界中可能和虚拟的相逢,创伤深渊的“没有地点的地点”,热情的时间。通向这里的道路首先必须拐往遥远和陌生,“最可怕的自由”,通过“歧路”最终与自我相逢。策兰在《子午线》中提到的这种回归是不可能的回归,被入侵者的伤害阻断的回归。他说:

  我也寻找自己过去的世界,因为我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我用因为颤抖而不精确的手指在地图上寻找,必须承认,是在一幅童年的地图上。那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了,什么都不存在了,但我知道它在哪儿,而且现在必须……我找到了些什么!女士们先生们,我找到了些什么,它令我略感安慰,当着你们的面我找到了一条连接,就像一首诗它指向相逢。我找到了些什么,就像语言,它是非物质的,但却是尘世的,地球上的,环形的,穿过极地,和热带相交后回到自身,我找到了一条子午线。

  策兰的家乡已被历史摧毁,只存在于一张已经过时和不可见的“童年的地图”上。犹太人聚居的切诺维茨城是布科维纳的一部分,在策兰出生的1920年属于罗马尼亚。1940年被红军占领。而后,纳粹的到来摧毁了这里的犹太元素,策兰的父母被迫流亡。1944年红军重新占领了切诺维茨,今天它变成了乌克兰的切尔尼夫策。策兰出生的城市已经不复存在,占领和清洗使得这里变成了空白的斑点,变成了一张过时地图上被暴力占领的不可见的地理位置,变成了入侵者留下的伤痕。策兰的诗歌试图描绘出这种毁灭,让它的伤口和疤痕变得可见。子午线就是一个“没有地点的地点”,一个不可见的地理位置。创伤把那里变成了伤痕的标记,但同时也是空想中相逢和回归的场所。这种回归指向的却是陌生和流亡,它是流浪的回归,只有在文学的空间里,在策兰诗歌无声而贫瘠的文本世界里才能回归家园,但那不是他的家园,而是他在世界的创伤历史造成的深渊旁建造的,它让语言表达成为不可能,为了再次言说,必须不断地远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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