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首用作《塔楼》书名的诗中,巴利李塔楼是一个讲台,他从这个讲台把精神的声音坚定地投射出去。在该诗第三部分,塔楼的坚固性重现于清瘦、精雕、高筑的诗歌形式中;塔楼那令人头脑清醒的轻盈性表现于三重音诗行的升调和跨行中。实际上,塔楼如今已不只是一种具体化的忠诚态度或象征,而且是能量的中心。不可避免地,塔楼继续使叶芝隶属于其英裔和爱尔兰人的社会等级,并选派他扮演一个自我任命的颂词作者的角色。但它也划出了一个原创性的空间,在那空间里发声即是存在。这部分的《塔楼》是如此努力要超越其个人境况和历史境况,使我们不禁想起另一个居住塔楼的远视者赖纳·马里亚·里尔克的狂喜与绝对主义。正是里尔克在其写于1922 年也即仅早于叶芝这首诗几年的俄耳甫斯十四行诗第三首中宣称Gesang ist Dansein,歌唱即存在,或歌即现实,这个说法完全可以轻易地作为叶芝卓越的结尾的引语:
《黑塔楼》是叶芝的最后一首诗。它以刻意的漫不经心,把一种对立戏剧化。这种对立是,一方面精神具有种种积极的冲动,另一方面心灵则有能力讽刺和嘲弄这些冲动,把它们视为自以为是的虚构。不屈不挠的精神反映于一个古老的意象:战士以站立的姿态被埋葬,暗示他们永恒的警觉和对使他们在有生之年团结一致的事业那誓死捍卫的忠诚。这个讽刺者和诘难者是他们的老厨子,代表一种非英雄的生命力,一种出于生存和自我保护而破釜沉舟的原则。他体现了《库丘林得到安慰》中库丘林作出让步妥协的一切东西,在诗中,叶芝把库丘林送进阴间,使他与“被亲属所杀/或逐出家门,任由死在恐惧中”的“被定罪的懦夫”为伴。然而老厨子的怀疑主义遭到这些民团战士的抵抗;他们坚持岗位,哪怕他们不断受他的谣言和质问的烦扰。他们就像T. S. 艾略特笔下的三圣贤,为了一次含糊的显灵而踏上旅程,耳中老是有声音告诉他们这一切可能是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