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战时对我来说是尚不会思考的时期。也是没有读写能力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知道历史的时期。然后,随着一年年过去和我的聆听变得更刻意,我会爬到我们那张大沙发的扶手上,把耳朵贴近收音机扬声器。但使我感兴趣的依然不是新闻;我追寻的是故事的刺激,譬如一个连载的侦探故事,讲一个叫作迪克·巴顿的英国特工;或者也许是改编自W. E. 约翰斯上尉某个冒险故事的广播剧,讲皇家空军一个叫作比格勒斯的飞行能手。由于其他弟弟妹妹慢慢长大,而厨房里又有如此多的事情在发生,于是我不得不贴近那台收音机,以便集中注意力聆听,而在那种与调频盘的专心接近中,我逐渐熟悉了那些外国电台的名字,熟悉了莱比锡、奥斯陆、斯图加特、莫斯科,当然还有斯德哥尔摩。
不过,在英国政府于1974年森宁代尔会议之后屈从于乌尔斯特亲英派工人的强制手段之前,一个好心好意的人仍然可以希望弄清楚环境,平衡有前景的东西与破坏性的东西,做W. B. 叶芝在半世纪前曾试图做的事情,也即“在一个单独的思想中保住现实和公正”。然而,在1974年之后,在从那时至1994年8月停火的漫长二十年中,这样的希望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来自下面的暴力没有产生什么,除了产生来自上面的报复性暴力,公正之梦转而被纳入现实的麻木不仁,人们也渐渐习惯于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浪费和精神浪费、愈来愈强硬的立场和愈来愈收窄的可能性,而这些都是政治团结、创伤性的痛苦和情感上的纯粹自我保护的自然结果。
当诗人W. B. 叶芝七十多年前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爱尔兰正从一场创伤性的内战的剧痛中摆脱出来,而那场内战又是紧接着一场与英国人打的独立战争而来的。那场紧接而来的内战是够短暂的:它是在1923年5月结束的,约七个月后叶芝便驶向斯德哥尔摩;但它是血腥、野蛮和亲密的,它将在未来几个世代强制规定爱尔兰二十六个独立郡范围内的政治条款,这二十六个独立郡是爱尔兰岛的一部分,最初被称为爱尔兰自由邦,继而被称为爱尔兰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