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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反对诗歌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李以亮/译

反对诗歌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李以亮/译

                           1.

    写诗的人时常发现,自己在主业之外,往往还要忙于为诗进行辩护。

    对于这样的人士,除了应有的尊敬(我自己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我想提出下面的问题:这些微妙的,有时是令人振奋的论文,是否无意地损坏了,而不是加强了诗歌?甚至伟大的诗人——比如雪莱——也曾在为诗歌辩护方面一试身手。他们是否纯粹在以虔诚的修辞,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效的练习上?因为你从一个诗人那里期望获得的,除了为诗辩护,还能是什么?我们真的能够为自己的手艺进行严肃的辩护么?一个手艺人捍卫自己的领地——还有什么比这更不言而喻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散文作家,并非诗人——在他的一篇随笔《反对诗歌》里,却说出了某些更富原创性的东西,至少是在跟加入论争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交换观点时,提出了一种富有挑战性的意见。但是,贡布罗维奇在反对诗歌上提出的主要指控,是它过分的“甜蜜性”,诗歌里过量的糖份;他并未全然把诗歌扔出去。

    反对诗歌的主要指控是什么?让我们从最简单的例子——那些绝对简单幼稚的诗歌说起,它们由某些地方业余作者、退休的邮政职员、厌倦于装饰迷人的小屋的文雅女士写作。不言而喻,这些诗歌赞美日出、初雪、五月的美丽、雏菊、松鼠和桦树。戈特弗里德•贝恩不能忍受它们,并嘲笑说它们就像春天,每年三四月份就要在文化期刊上卷土重来。它们有什么错?

    没有什么错——但是,它们没完没了的天真,常常激起一种原始的、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嫌恶。承认那些负面、不祥的事物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这些关于雏菊的诗歌很少考虑世界的负面——正是这一点,导致它们过于幼稚。这也许只是一种次要的反对。如果爱达荷州某个诗人要写写鲜花,有什么问题呢?让我们承认,这种天真的诗歌也有某些迷人的东西吧,我不是说业余诗歌现象有多么迷人。当然,它们足够无害,即便它们对我们理解世界并无帮助。(据说牛顿曾经把诗歌说成“不老实的废话。”)

     即便那业已退休的,忙于写作他那些肤浅诗句的邮政职员,也不总是处于持续的狂喜状态。他也许是一个禀性快乐的人,但他也会遭遇恐惧、焦虑,或者绝望的时刻。他可以在他的作品里表达它们吗?不仅如此:可能的情形是,这个邮政职员并不是他的诗歌读者认为的那么和蔼可亲。当我们谈论文学这个巨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已有现成的答案:作品弥补了作者的性格缺陷(“他写得很好。”)但是,同样的事情,适用于我们的小诗人吗?另外一个问题,也许在考虑大艺术家时不会被提出来: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的诗歌中没有把他的弱点、不怎么迷人的特点包括进来?这是否只是因为他适用那个普遍的生活准则,即坚持认为我们只应展示或传递我们良好的一面,而把我们的缺点和不幸严密看管起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不算什么。然而,事情看起来更严重,如果这个缺点存在于诗质之中,就是说,它既欢迎狂喜,却又拒绝任何负面的东西,它就不是自由的,换句话说,它就是伪善的。


                           2.

    如果是这样,诗歌应被归咎只表达了我们很少一部分的精神能量;诗歌,正如我们记得的,是由头脑的某种特别而美妙的状态带来的,这种状态被称为灵感。人类并不需要灵感,不需要诗人和小说家的灵感相伴,也不需要音乐家、画家的灵感,更不必说某些学者和教士,以及那些在写(写过)极好长篇书信的人,因为它伴随着精神欢快,极乐(而它确是真的)。我们需要诗歌,首先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超越于经验主义的环境之网,后者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狭小天地和限制。诗歌将我们提升到日常之上,使我们得以专注而热情地审视我们的世界。它并不能将我们从经验主义的限制之中完全解放;诗人不能飞升到空中,他们并没有被赋予外交豁免权,也不能免于疾病。如我们所知,没有什么能使曼德尔斯塔姆,二十世纪这位最富灵感的诗人免于流放和死在集中营的牢房里。尽管如此,在美学甚至在哲学的意义上,灵感似乎的确给它的获得者提供某种跳跃、向内飞升的可能性。有时——最经常地——这种飞升,通过创造性作品得到体现,赋予它完美的形式和更大的智性力量。有时,它似乎将自己传达给读者,在这种情形下,就像火炬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中。这一火炬的存在比奥林匹克的圣火还要古老,它自荷马的时代就一直漫游在人类的精神之中。

    诗人们本身并不都认为灵感存在而且必要。有几种思想的流派。我们知道,比如保罗•瓦莱里就反对灵感的概念而赞美秩序井然的心灵的理性成分。另外,有的诗人为灵感辩护,同时又强调广泛的预先的劳动、技艺、思考的必要。然而,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似乎略微有悖常理,被称作灵感的美妙疾病,是否以某种方式决定着诗歌的气质,甚至决定着诗歌这种东西。灵感总归是积极性的,它非常接近于欢乐的化身。(我们不太近地观察灵感附身的人还好,太近了就足以发现,他们跟那些连续几小时发作的、忧郁的紧张症精神病患者十分相似。)
但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热情是否实际对应着现实中的、世界结构里的任何事物,虽然在我们得意的时刻,我们绝对相信是那样的,甚至第二天我们仍然确信我们是对的。而在一、二个星期之后,怀疑也许就开始出现了。


                               3.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非常正确):你生活在什么星球上?毕竟,今天人们写下的大量、占压倒性多数的诗歌——十九世纪也是一样——并非都充满热情、狂喜的欢乐,而是充满忧郁、反讽、怀疑和绝望!如今,一种被悲伤烤干的反讽,很可能是在诗歌里最常用的材料。所以,要想让诗人们转而传达狂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此时本文的作者应该锁上普通的工作间,放弃抵抗,回到了他的主业上去,也就是,诗歌写作。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

    当然,在诗歌里并不缺少忧郁和反讽,无论是在浪漫主义时期,还是在当代的诗歌中。更不用提古代诗歌:流放中的奥维德并没有写快乐的诗歌。浪漫主义诗人频繁地大放悲声。当代诗人不再哭泣,我们只是在寒冷、优雅的绝望里煎熬,时不时被一阵抑郁的大笑打断。忧郁和欢乐结伴而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的情绪在抒情诗歌里被拔高,成为某种类似世界观的东西,但是它们还保留着史诗里某种典型的气质。忧郁和欢乐是诗歌最普通、二元性的遗产。肯定和否定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具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姿态,“拇指向下”或“拇指朝上”,这种随意从罗马的恺撒们那里借来的姿势(恺撒和诗人都依赖于拇指)。诗的忧郁,有时难道不是狂喜的伪装么?仿佛诗人都想要更久一点地享受灵感,于是把它藏在了一只耐热的容器里。有时,这些肯定和否定也许是非历史的,它们的提出没有考虑到新的事实和结论。法庭开会,体验了灵感,而忽视了智慧,忽视了起诉人和辩护方,通过了不容置疑的、措辞完美的判决。波德莱尔的怨言怨语,真的跟奥维德有太大区别吗?

    这其中有什么害处?诗歌的反对者严肃地说:使我不安的,甚至不是那种不可避免的、廉价的反讽。不是,是诗歌拒绝参与到时代的智力建设中去,是诗歌忽视了人文努力的方方面面,那一切有意思的、也许还是最有意义的事物,也就是,忽视了对复杂难解的人的世界进行不断、认真、细致的观察,其中有些事物总在变化、有些事物一直未变。除了其它传统意义上的劳作,作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还必须包括衡量两方面的成分,即:发现恶的新形式、善的新的品种、新的行为模式与不朽的生活方式。作家提升世界,这个总是有点老旧或有点新意的世界,它既显古老,又因“现代性”(它像一层闪光的尼龙覆盖世界)的入侵在不断改变,甚至就在不太久远之前,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动荡中,它还深受精神创伤。时代的精神建设,那么多人已参与其中的伟大劳动,仍然主要在于理解二十世纪的巨大悲剧。在此,有一个属于诗歌的领域吗?


                           4.

   为什么那么多聪明、开明、有教养的人如今离诗歌而去?在某些国家,答案是很简单的;比如,在法国,几十年中抒情诗一直将其功能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独白、对“诗歌到底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没完没了的沉思。这就好像一个善于内省的裁缝,不再为他人做衣服了,而是不停地在思考那句非凡的阿拉伯谚语:“针给无数人缝制好了衣服,自己却一直光着身子。”那些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寻求答案、富有思想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离弃如此枯燥、自恋、与外界隔绝的诗歌。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诗歌并没有彻底断绝与世界的对话,抒情诗并不总是只想吸引可能被证明为最好的读者的那些人。

         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罗•克洛岱尔,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我们崇敬地阅读奥顿的《悼念W. B.叶芝》一诗这一优美的诗节,总体上,我们认可它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停下片刻,思考它的结论,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只要某人写得好,甚至特别好,真的就成为原谅他说过什么的理由?即使我们跳过奥顿在其马克思主义阶段挑选出的这些人名(保罗•克洛岱尔和叶芝真的需要被原谅么?),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倾向,它并不仅限于《阿基里斯之盾》的作者。这是一种温和的倾向,不仅是对于诗人,也对小说家,把他们像孩子一样对待。你可能说过一些蠢话,但你还是那样受膜拜(这是多么狡猾的一副面孔)。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严肃地谈论文学,有的作品,有些时候就必须被抛弃,即便它“写得非常好”——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相当大一部分作品就应该被抛弃,虽然他巨大的天赋是不成问题的。


                            5.

    是否可能存在某种本体论的现实的要素,在它之前,诗歌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要素是恶吗?是否可以说,在恶的面前,诗歌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们毕竟已有了但丁,我们有了歌德的《浮士德》,我们有了《奥瑟罗》和《麦克白》。(以“统计学”方法来论证,比起面对恶的诗歌,我们有更多的狂喜的抒情诗——比如说济慈,惠特曼和克洛岱尔,并无实际意义。)

    但是,那些想要理解现代独裁政体、纳粹或斯大林主义的人,可能更愿意去读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的著作,如劳尔•希尔伯格、汉娜•阿伦特、埃里克•沃格林、阿隆,甚至是施佩尔的日记、赫尔曼•劳希林、索尔仁尼琴的早期作品、大屠杀牺牲者与刽子手的回忆录。他们可能会转而阅读基亚罗蒙特、去读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著作、弗朗索瓦•弗雷、马丁•玛利、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和其他更有洞察力的分析。(是否能够找到他们寻求的最后答案,是另外一回事——假如最后的答案的确存在。)如果他们关心当今社会与精神上的诸多更新的疾病,他们也不缺少适合的散文作品。

   “停一下,”在此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可能突然打断我的话。“诗歌是否真的只是被当作某种智力救急服务,它的天蓝色救护车在沉睡的城市大街上呼啸着疾驶而过?”当然不是。将诗歌限制在如此单一的功能上,是可笑的缩减。另一方面,诗人也不应忽视那可能被称为“时代的智力辩论”的东西;他们不应全然回避它。这个辩论是否真实地存在、在何处发现这样的辩论,是另外一件事。我认为它确实存在,尽管它也许是未完成的、间歇性的。

    如果诗人都回避这种讨论,认为那些更次要的灵感宝藏或忧郁,比起沉思二十世纪这些极端的邪恶,或我们时代更为巨大的悲伤和厌倦更有价值,他们就是在效力于诗歌的衰落,腐蚀诗歌在人类创造的业绩中占据的、由诸神和希腊人所赋予的崇高地位。那样的话,诗歌就变成了学生和高级市民的一种有趣的业余爱好——不再是一个关心根本问题的成年人的事情。

    这里并不是说,实际的争论处于危险之中。一个反对诗歌的具有说服力的指控可能是,诗歌没有寻求人类和世界的真理,而是局限于它自己,在世界的海滩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鹅卵石和贝壳。

     是的,没错。但是我们也有《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荒原》、米沃什的《关于道德的论文和关于诗歌的论文》、曼德尔斯塔姆的彼得堡诗篇、奥顿的《阿基里斯之盾》、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和策兰的诗——它们处理的是什么?邪恶、现代性、我们时代的生活、我们与时代之间的牴啎。


                                6.

     让我们再来看看诗歌与世界的关系。当然,只有极少、非凡的诗歌,通过它们,大诗人评判我们时代的耻辱。难道不是吗?整体上,诗歌并不拥有那样的认知手段,可以充分理解平庸、卑鄙、厌倦(我不是指艺术家那种优雅的厌倦、波德莱尔的坏脾气,而是指我们的城市,在寻常的星期天下午那种昏昏欲睡的厌倦),可以认识那个暴戾的理着平头的、毫无灵魂的官僚艾希曼。

    当然,存在某种避开诗歌的恶,那是小说家——也许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处理的恶。我们可以把这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恶”,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恶,以及年轻的的弗克赫文斯基的恶,那种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是神学意义上的恶。在涉及希特勒和斯大林强而有力的恶时,诗歌主要将它限制在,有时甚至是非常出色地限制在牺牲者的悲恸上,就像在策兰、米沃什、赫伯特、阿赫马托娃的诗中那样。但是,诗歌在企及这种恶的来源时,是极其困难的。(必须马上加一句的是,在这方面,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头脑也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这并不简单地只是一个对于恶的认知问题。我同时关心的还有诗歌的现代定义,不是理论上的定义,因为并没有那么一个理论上的定义存在,我关心的是实际上的定义,它甚至为那些最杰出的大师所使用,一个能够精确反映那些发生在现代头脑里的变化的定义。二十世纪最广受崇敬的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这一个迷住过古代诗人的话题上,也几乎无话可说:应该如何在人类中间、在何种社群之中生活?虽然关于如何在存在的隐秘之中、在孤独中、在孤独的爱中生活,以及在如何去死这些方面,他都说得很好。


                                7.

     也许抒情诗有两只翅膀,两个主要的关切。第一个是庄严的任务,它也许是每一代抒情诗绝对的中心:这是连续性的需要,承担精神生活的需要,或者更可以说是,为了给内心生活提供形式。因为在诗歌里,就像在气象学上,两种大气的前锋总要相遇并引起冲突:我们内省的暖气流总要遇到形式的、沉思的冷气流。我几乎不屑一顾提到过(为了教学目的!)“那些抒情灵感的次要宝藏”,以及它们实际的使用也有其巨大的意义,无论它们被赋予了怎样的哲学意义。

    什么是精神生活?真是令人气恼,竟然还要提这样的问题;但是,无论何时,在我说出这些单词的时候,也许尤其是在美国,我的交谈者就会犹疑地斜视我一眼,好象是要说:把你送到修道院去吧!然而,精神生活并不需要藏到西多会修士们的习惯之下;它甚至只是跟我们以想象之眼,对世上事物的观察紧紧相联。它也可能只是在宗教追求上的一种方式,但是,这在当代诗歌里还剩下多少,真是很难说:诗歌难道不更是一种神秘主义入门?天主教的哲学家雅克•马利坦也曾力劝诗人全神贯注于物质和诗艺。

     诗歌是一门艺术,因此不能减少到只是精神活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就像在破碎的镜子里一样,惟有在精神生活中,我们才偶尔得以一见“永恒”小小的、移动的火焰,不管嘲讽(或不嘲讽)的读者如何理解这一点。

    然而,与此同时,精神生活也必须被隐藏,它不能被炫耀于大庭广众。就如霍夫曼斯塔尔著名的宗教神秘剧《每一个人》里可怜的司炉工,它必须被限制在船甲板下。它不能走出来,有两个理由:首先,它是不适合上照的;它就像五月的空气一样透明。其次,一旦决定引起公众的注意,它就变成了一个自恋的小丑。但是——与那个司炉工的比照仍然适用——这种无形的、单独的内在生活,在其激情方面,在其质朴的性质方面,在其苦涩方面,以及在其不知疲倦、生气勃勃的热情方面,是推动诗歌与人的最后的与不可缺少的力量。

    当下的大众文化,也许是令人愉快的,有时是无害的,它的显著标志就是对于内心生活的彻底无知。它不仅不能创造内心生活,它还使内心生活枯竭、腐蚀和败坏。科学,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却同样忽视内心生活。因此,惟有少数艺术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还在捍卫这一脆弱、受到围攻的城堡。

    捍卫精神生活,不只是扔给激进的唯美主义者的一块小面包片。我认为,精神生活,以波兰语、英语、俄语或希腊语对我们讲话的那种内在的声音,也许有时只是低声细语的声音,却是自由的支柱和基础,是沉思与独立的不可或缺的领地,保护我们免受强大的打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


                                8.

    在另一方面,诗歌的第二只翅膀,其明显的特征是更多智性、认知的特性。它勇敢地关注我们世界变化的表面,它寻找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它不知疲倦地执行对现实这一没有尽头的走廊进行勘察的任务,它反对谎言。诗歌必须为历史守望;正如英国诗人和哲学家凯思琳•雷恩理解的那样,它不能仅仅依赖纯个人的经验,也就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回归,回到英语传统中由少数诗人(布莱克,济慈,叶芝)创立的基本格局中,它的主要模式和主题。意识到历史的变化、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站立的卫兵、沉思我们的文明逐渐或迅速的变形:这一切也很重要。对历史世界全然冷静地注视,因此构成了诗歌的第二只翅膀,另一边则是我们内在的经验,它来自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源泉。

    有时候对真理的追求采取了更为不同的形式:试图创造一个普遍尺度的尝试。每个作家,每个诗人也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法官(他偶尔也裁决自己);一首诗的每一行,给世界一份建立在更早的沉思之上的裁定。每一行都隐藏着柬埔寨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言过其实,但愿是那样)。每一行也包含着一个春天的日子的欢乐。悲剧和欢乐碰撞在每一行之中。

    还有另一个问题。在诗歌里,我们必须总是考虑至少两件事:事物之所是,与我们之所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见人类的喜剧和残酷,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之人的虚荣和愚行。但是,我们也不应匆忙地放弃对于更高世界、更高秩序的愿望,即使人类愚行的障碍可能使我们沮丧。我们不缺乏提醒我们人类贫困的出色记者;但是,有谁同时也能提醒我们,那些使我们道德向上的事物呢?这两方面的洞察力的确会一前一后地发生作用。仅仅描述人类的堕落——无论多么小心谨慎——只会导向沉闷的自然主义。一旦离开了冷静的裁断,那么,对生活潜力的狂喜,它的神学的维度,只会带来一种不可忍受的、充满不恰当傲慢的修辞。但是,同时维持两种观点是极其困难的;最终诗歌也成为不可能的(正如人类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按西蒙娜•薇依的说法)。


                                9.

    也许诗歌的这两只翅膀彼此正相妨碍——就像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诗人笔下描写的信天翁,笨拙地行走过船甲板上。有时它们甚至似乎互相矛盾。蜜蜂似的精神收集活动,是界于表达和认知之间的哀伤的、纯冥想性的活动(几乎是消极的,近似于佛教徒式的),而对于诗歌的智性的理解,要求头脑警觉、思维敏锐,属于一种不同的内心定位的形式。它们互相干扰,他们寻找在不同的方向,它们好奇于不同的事物。

    在某个限定的意义上,抒情诗这二只相互妨碍的翅膀,可以比之于“理性与启示”的经典象征,即“雅典与耶路撒冷”(这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和列奥•斯特劳斯看到的两难困境,舍斯托夫选择了耶路撒冷,斯特劳斯却发现其中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因此,诗人——以及一定比例的思想者——注定生活在一种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裂缝中,生活在最终不能企及的真理与美之间,在惊奇与虔诚之间,在思想和灵感之间。


                              10

    “诗人应如何生活?”有人可能会问。“他们是否真的辗转反侧于信仰与沉思之间?”我猜想,他们通常生活得很不一样。他们活着捍卫着诗歌。诗人生活着,就像被围攻的城堡里的守卫者,查看着敌人是否正在靠近以及敌人来自哪里。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它常常导致慷慨大度和自我批评的缺乏。它致使诗人不能进行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时代的思考,时代通常被误解。

    他们寻求真理吗?他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沦为轻浮预言家和混乱哲学家(这些人,既让人不能理解,又不能与其断绝联系)的猎物么吗?诗歌的贫困,正在于它对今天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者——还有政治家——过度的信任。这毕竟都是在上个世纪之中发生过的事情,他们沉重的眼睑仍然紧压着我们。被巨大的情感占据的诗人,屈从于天赋的能量,不再懂得现实。布莱希特为什么会服务斯大林?戈特弗里德•贝恩为什么曾有那么几个月会信任希特勒?法国诗人为什么会相信结构主义者?美国的年轻诗人为什么那么在意直系亲属而忽视更为深刻的现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陈腐得令我们绝望的平庸的诗人?为什么当代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人——热衷于精神的冷淡,热衷于那些小小的、俏皮的玩笑,热衷于优雅、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


                              11

    最后,我承认(正如读者已经想到的),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诗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低与高、凡俗与神圣的诗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情人的争吵、城市街景,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暴君的谎言的诗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精神贫瘠,无智慧,一种谄媚的诗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在一团幻觉的污浊的云里迅速地掠过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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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太好了
外不住境,内不住心,可取法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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