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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李以亮:札记(2015.1.)

所有的问题都在于:知行合一。有知无行,就流于口头禅。所以,信仰就是愿意信仰,理解就是愿意理解,爱就是愿意爱,如此等等。

我不知道何为有境界,但是我知道,将一切都导向那个渺小自我的行为和作品,肯定谈不上有境界。

现实和人心都那么坚硬,温情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在诗歌里,温情如何才能不肤浅、如何才能不显得矫情?这是个问题。冷抒情是大家找到的一个办法。但是,是不是就是唯一的办法?

“写作是对内心厌恶感的克服”。也许只是克服跟某些写作人打交道时克制不住的厌恶感。

人的势利不是天生的,但是他一旦势利,往往是下意识,无可更改的。

为什么要站在感官的对立面呢?我觉得不必站在它那一边,也不必站在它的对立面。套用契斯论集权主义下的写作的话来说,我们在它上边。
  
在我看来,任何道德律令都只适合用来自律而不是他律。就算你可以做到知行合一,你也只宜示范,而不是叫唤。

精神分析法正是它宣称治疗的那种疾病。——如果卡尔·克劳斯此话正确,取消精神分析法不就治好了人类的精神疾病?事实上不能。

梦露还是哪个影星表达过一个意思:你没有资格抱怨世界——它比你先到。换句话,你是后来的。

下雪不冷化雪冷。从雪到水,零度到零度,物理上讲,这个过程却是要吸热的。人际亦如此。

伊格尔顿:只有那些幻想着现实可能会关注或者曾经关注过他们的人,才会表现得像被抛弃的恋人。

吉姆•佩尔之所以是人们眼里的傻瓜,是因为他相信一个过去的神。

文本内外:在文本内,要避免以道德判断代替审美判断;在文本外,要避免以审美判断代替道德判断。

如果一个诗人更多地专注于诗歌内部的事情,必然更沉静地活自己的、写自己的,而不是就各种外部事件表态。说来说去,还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所有讨论一旦流于意气之争,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在那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理解之心。

你是否在巧妙地掩饰自己的嫉妒心?或者你的确已经超越了嫉妒,却只不过对自己表示不满?

我越来越惧怕表面毫不含糊的结论,世界是矛盾的,“诗歌生长于矛盾之上但并不克服矛盾”,要谈论诗歌我们必须矛盾地谈。但是这也绝不是说,我们需要滑向可耻的相对主义,八面玲珑毫无主见,而是为了真正的理解、真正的宽容,为了必不可少的多重性。

做诗人就不要妄图得道。得道一途只在中国古代有效,已不可追。在现代做一个诗人,只能与矛盾同在,用老扎的话说,就是与待解决的问题相处。这在无数大诗人身上得以验证。声称枯萎而进入真理的叶芝也没有得什么道,那把年纪了还去德国求医就是证明。我也见过一些好像得道或者假装得道的诗人,不是写不出来了就是越写越差。诗人最重要的是进入火热生动的生活,甚至应该反对书斋。

思想性差的人可以选择做一个抒情诗人,反正情感都是有的,而且基本相通。再次,做个感觉诗人,吃喝拉撒,随便记录、无边联想。

自媒体,流媒体。一切都是快的,一切都是动的。看到了就看到了,没看到也许永远看不到,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轮转回来了。没有头,没有尾,从无处来,到无处去……博尔赫斯了不起呀,他以想象预言的“沙之书”已经成为“现实”。然则,什么东西会得长存?不像朝露,不像葡萄……如今,断电就像死亡一样不可忍受。

“懂得太多,看的太透,你就会变成世界的孤儿。”

法国人说, 天才即忍耐。其他说法皆属以讹传讹。

你可以拒绝时代,时代当然也可以拒绝你。你在先,别抱怨。

圣伯夫说,多数人都处在一种滥用才能和荣誉的情形下。

独立是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独立是践行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口号来的。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的缺点。

乖戾不是个性,价值拒绝自恋。

教育管理不能导向所谓积极的目的,反而因逆反导致相反的效果,这在吾国不是悲剧而是一个意外的喜剧。

看透而不堕虚无,宽容而不失敏锐。

什么是真实?特别是主观方面的,什么是真实?这些说不清白的东西,还是默想的好。什么是意志?什么叫意志力?我认为就是一句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容易的事大多没什么意思,有难度才有价值。有一种懒,叫无为;有一种惰性,叫怎么舒服怎么来。

原创就像恋爱,用情很深,未必有什么像样的结果,多少心血,也许都是白费功夫。翻译就像红杏出墙,小施伎俩,往往能横刀夺爱,搞得好,说不定就弄假成真。抄袭就不说了,基本上就是卖淫嫖娼。

刺杀金三胖,取消上映。虚的干不过实的。

作家富豪排行榜没有一个作家。方方说,这是一个读人的时代,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难怪一些人的人大于书,特别是人大于诗,天天表演,赢得曝光率,只为了卖个好价钱。

用倒计时的方式活着,好处是增强紧迫感,坏处是容易气馁和悲观。年轻的时候觉得死亡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早年我喜欢过一句话: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没有来,死亡来的时候我们并不存在。现在感觉这样巧妙的修辞掩盖了残酷的事实:人都是每天死去一点点的。反过来,如果死亡来的时候,人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也是复活了一点点的。

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初读到这句话时,好不信服。后来反骨一上来,就想,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呢?今天网上一查,李泽厚先生早就反过来想、反过来主张过了。——一切思想都被思想过了,这也许是一句夸大的话,但也有几分道理。

谈起诗歌。现在,写的一般的、也还都可以的,而且放在一起还有些分量的;写得比较好,往往更见现实感、历史感的。但是,其中,同质化其实也比较严重,不外说理和叙事二路,好的话,顺便带出点情感,但基本都寡情,也是事实。技术上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把韵律(非押韵)和节奏感丢了。一般的节奏感也还是有的,顺口,回旋,照应,这些也讲究,但是几乎没有不拖沓的,没有不臃肿累赘的,没有不松弛松懈直如散文的。此为现象,很难说是否就是“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朱光潜先生将作家对语文的态度上升到了一个极为根本的层面来看待。他说:一个作家如果不在语文精确妥贴上苛求,他不是根本不了解文学,就是缺乏艺术的良心,肯对他自己不忠实。

“艺术的目的,”古尔德写道,是“以毕生精力逐渐建立一种惊奇和平静的状态”。

有人总觉得自己比莫言高明,不过是抓住了自己那一点“正确”,他就不想想,他能够有那么点正确,人家就不能?还是自以为是。其实文学从来不在乎正确,而在乎微妙和留白。能够说出来的思想那还叫思想?那也许可以叫思想史上的思想,但未必算文学的思想。“说出是破坏”,不说而说,才是大智慧、大境界。

悲剧和幽默都是重新估定人生价值的,一个是肯定超越平凡人生的价值,一个是在平凡人生里肯定深一层的价值,两者都是给人生以深度的。以悲剧情绪透入人生,以幽默情绪超脱人生,是两种意义的人生态度。(宗白华)

人民群众鉴定一个诗人的水平,是有严重双重标准的。他们看著名诗人,取的是他最好最高的水平值。看未名诗人,则完全相反。正在奋斗者,不可不识!

也许真的应该换一个态度对待心理或智力的弱小/残疾人,那同样也是弱小和残疾。看到身体弱小残疾的人,上去就一阵暴打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欺负后者,却要取笑前者呢?道理是一样的。

长期以来我就怀疑掩耳盗铃是无法操作的,两只手两只耳朵,捂住耳朵就没法偷东西,不是吗?现在看来还是我理解不正确,偷的是你的东西,捂住的当然是你的耳朵。

一个人找到了度过时间的方式后,就会无望地感到时间永远不够用了。

格言就是在夹缝中开辟道路。格言就是苏格拉底式反讽的胜利。格言就是要给思想的药丸裹上语言的糖衣。格言需要对立对撞,而瓦解于会心的一笑。格言貌似结论,实是在结论上的摇摆打滑与勉强站稳脚跟。格言就是故作惊人之语,最后还能让人心服口服(唯独什么也不服的人例外)。

你因梦想而在这个世上受苦/ 就像一条河流/ 因云和树的倒影不是云和树而受苦。(米沃什)

大善大恶都是稀罕物,非常态。只有伪善是常态,毛姆叫full-time,全日制。伪善无孔不入,无人能免,不可不防。

哲学知识可能在哲学教授那里,但哲学不一定。神学知识可能在神学院那里,神就不一定。诗歌知识可能在诗歌博士和种种家那里,诗就不一定。智慧,神,诗性,是可以属于任何人的,但是不一定属于晧首穷经的人。我看身高从来就靠目测,从来不看他脚下的凳子。

老扎说,在我们的时代,存在一些相当典型而普遍的诗歌专家,他们是些几乎只读同代人作品(往往心怀嫉妒!)的诗歌白痴。

莱姆有二句话:1.读者永远都是对的。2. 读了一本坏书,再来批评它,这是一种犯贱行为。——第一句的意思等于说,读者不过是个集合概念,没有错误的读者,只有待征服的读者。第二句告诫我们,人无需二次踏进同一条无意义的河流。

有的人,能够做但是不能说。有的人,能够说但是不能做。陈超:在诗人里他评论写得最好,在批评家里他的诗又最好。一个凭自身全部正直,实力和真诚赢得众人尊敬与爱的学者,他的弃世于自身是一个解脱,于生者却是一个灾难。一上午,读他,都是他存在的证据。而我们轮不上担心自己还能存在多久,而只需拷问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过。

在分享关于奥秘的经验这一点上,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以及科学家,都是一样的,只有凡夫俗子除外,因为什么在他们那儿都已经不在话下,他们活着,但已经死了。

由浅到浅,是没意思的,也非常容易,深入浅出则难。由简单到简单,也是没有意思的,除非故意从中发掘微言大义。皎然说得明白:以错用意而为独善。以气少力弱而为容易。从六迷有二。

“米兰•昆德拉总写那些文化人。对此,他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因为这些人更具有人类的复杂性,世界的复杂性,得由这些具有复杂性的人物呈现。中国当代小说的弱点,却正在于几乎把全部的篇幅交给了农民和市民(主要是农民)。”格非的说法有意思。我想说,是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对于世界和人性的复杂结构十分缺乏理解。

有一个人生的悖论:一种人还能够有爱,但是前提是相当肤浅;另外有一种人,可以说相当深刻,但是已丧失爱的能力。这也许就是喜剧和悲剧的区别吧。战胜这个悖论,才是真正不简单的人。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现在是什么烂人都敢以郁氏名句自况了,各种自我介绍,各种签名档,各种不要脸,还常常把酒醉误写成醉酒,把情多误写成多情,他也就知道醉酒、多情。

大多数争论其实都是不值得的,一旦对术语进行了界定,那些争论就毫无意义了。大多数当然不是全部。有关信念的东西,更无必要争论了。

哥德尔告诉我们,真与可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想喝水就喝水的人,与该喝水才喝水的人,根本上是二种人。

在人群中,逻辑可能是一种虚构。讲逻辑的,可能只是一些愿意相信逻辑的人。

个性是人的完成,类似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个人性呢?只是自我的半成品。有个性的人不能至少难以被利用;而只有个人性的人,最容易被利用。极权主义一方面鼓吹集体主义,使人放弃个性的存在,一方面分化人群,使人成为单子的人,从两方面实用主义地使人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最是标榜所谓个性的人,最没有个性。乖戾、冷漠、自私、自大,这些能叫个性?雅斯贝尔斯说,这不叫个性,这只能叫个人性,它的确属于你,但是跟世界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些只能把你幽闭起来,剥夺你真实的存在。这个关于时代性的富于启示性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阿伦特,她转向古希腊去寻求……

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个我,没有“我”。因为“我”是相对于他、他人存在的。眼里没有他人的存在,其实就是没有“我”,因为存在就是共同存在,原子化的存在等于非存在。跟一加一一样简单的道理,大多数人要么不承认,要么已经忘记。

俗语说,灯不挑不亮,理不辩不明。似乎在鼓励争论。但是,争论要看对象。起码,妄人是不能和他争论的,跟妄人争论,只能说明自己也是妄人。妄人的争论只算是争吵,他意在题外。此外,争论的题位也是个问题。太低,争论不出个什么东西,往往流于意气。太高,涉及信,只能沉默。

大抵因为意识到生命短暂,于是派生出二种对立的态度。既然人生短暂,怎么过都是一辈子,怎么都行。这不能不说是消极的态度。既然生命短暂,怎么能马虎从事?这是另一种态度。当然,即便是同一个人,往往也在这二种态度上转换。态度决定一切。睿智的人说,以入世的精神做事,以出世的精神做人,意在两得,我看也难,不过,难做,也才值得做。

到过一次的地方,往往不仅津津乐道,仿佛还很有话说。读过很久的一个人,倒是不知从何说起。也许是因为有太多想说,也许忽然发现,根本了解不够。

一些人文化视野狭隘,精神底蕴薄弱,勉强看几页顿时就感到无聊无力,等于是浪费时间,还弄糟了心情,不如望天花板。谁说开卷有益,我要说他胡扯。

狮子王: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他存在的价值,身为国王,你不但要了解,还要去尊重所有的生物,包括爬行的蚂蚁和跳跃的羚羊。辛巴:可是爸爸,我们不是吃羚羊吗?狮子王:是啊,我来跟你解释一下。我们死后尸体会成为草,而羚羊是吃草的。

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苏峻《鸡鸣偶记》)

性格即命运。任何人如果你不想改变自己的性格,那就要准备接受自己的命运,甚至热爱它。这是罗曼罗兰的意思。你看那些愿意曲扭自己的人,违背自己内心声音的人,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又怎样?不过徒然地剩下一具未来的完尸!

真正的思想从来都是启示思想而不是匆忙得出结论。王浩说,大哲学家留得下几条能够被人记得,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语录就是很不容易的。牛逼如尼采,根本的不也是那么几条吗?

所谓“在能指处写作不能在所指处写作”,这跟“拒绝隐喻”,“崇低”等等说法一样,都是玩二元对立、玩割裂的策略,实质上是没有多少思考能力却做思考状的人,一拍脑袋一甩袖子炮制的不负责任的处方,他们的共同点是看到了某些问题(或者说当时出现的某些毛病),得出的结论是用猛药,往死里整,事实上的确整死了大批人,成就了几个“天才”。

“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

关于非文学性,研究后现代理论的杰姆逊讲过一个很富启示性的话:在所谓零度写作中,作者试图强制性地消除文学符号,在这一状态中,严格的中性和简朴的风格充满了对文学写作中固有缺陷的宽恕。这话还是客气的,但是已经照妖镜般照出了各种偷懒,平庸,欺世盗名的劣行。

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是相对的,是转化的,昨天非文学性的今天可能就文学性了,反之也然。有没有不变的呢?有。比如隐喻。比如寓言。比如象征。它们是通过有限到达无限的方式。所以在方法论上是永远成立的。逃避或者拒绝,只会造成文学性的消弱。(问题有另一面存在:僵化的应用只会导致伪文学性的泛滥。)隐喻在深刻的意义上,就是为了全一,以显的喻体企及隐的本体,它与直接性一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说句老实话,女人要是能够有效抵制住了无意义的多愁善感以及没完没了的自我感动的矫情,不知道能写多好!艺术本来就属于阴性。

凡是艺术,都是人的艺术。那些连人都没有做成的人,写个鬼呀!艺术对他们来说太高级,根本玩不转的,不过扯个虎皮做大旗而已。天可见,我这可不是在做道德评价。在专业上,我就是歧视这些懒汉,没办法。

一个小说家,通了人性,他就写不坏。不通人性,他就写不好。

诗是祈祷。诗是寓言。诗是有意味的形式。这就是说诗有三个维度:道德,真理,审美。所以说真善美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理解它们。而人的理解,何其不同。

如果要把读者作为写作的尺度,只能说写作本身是不能成立的:水平比你高的不必你写,差不多的他自己可以写,低于你的不值得为他写。只有这个逻辑。

诗是对真实的热情探寻,它要求着两方面的热情,来自作者和读者的。但首先是来自作者的,因为如果作者全身上下散发的是冷漠、虚无的寒意,读者也会深受打击,如果不掉头而去。

一般说来,写作者的起点大致有二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从个体的生命冲动开始,然后有所变化,侧重体验、表达。其二,则更多地依托一个外在于个体生命的“庞然大物”,重传统重谱系重技术。起点往往决定后来的走向,根据我的片面观察,我只能说,第一种更“对”,第二种更“好”。

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佳作和有识之人不能彰显,劣作大行其道,结果肯定是一水不如一水。

欣赏容易带上一丝谄媚性质,批评又难免刻薄和作态。米沃什说,如非出于故意的赞美,文学怎样才能救赎自身?也许不需要救赎,因为一切自有天命。

“诗人对其创作绝对自由的确信将会成为一种幻想:他以为他在游泳,但实际上却在无形中随波逐流。” 容格所谓的幻想,说的是错觉。“成为”不如说“导致”。上述译文之所以可以理解,是因为第二句解救了第一句(经验性比喻是可以翻译的)。如此:“诗人对其创作绝对自由的确信将会导致一种错觉:他以为他在游泳,但实际上却在无形中随波逐流。”

有个著名的故事,说一个不诚实的学子遇到不会写的字,就写成模糊的一团。后来来了个老师,要求拆开来写。同样,在读某些译文的时候(学术性的比较常见),译者明显故意地选择多义的词语或者欧化的句式,含糊之,僵死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求得准确的理解,又懒于文从字顺。遇到这样的译文,读起来就非常痛苦。所以,精确是一种美德。

所有的艺术都同时既是表象,也是象征。理解了这句话的人,便懂得了艺术的大半,甚至是根本。艺术家的才能,在于他有能力浑然地呈现世界的表象与本质于一体。我们常常称赞的直觉、想象、洞察力等等,无不集中体现在这里。

翻译原则:信任,侵入,吸收,补偿。

在人群里排遣孤独,绝对是饮鸩止渴。其实还有别样而有效的方法:活在幽灵中间,或者,专注于喜欢的事情。

除了怀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别无其他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剂,而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溶化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的。如果谋杀最能体现人的消极潜能的话,那么艺术最能体现人的积极潜能。(布罗茨基)

人不偷他不要的东西。所以关键是找到他们不要的东西。什么是他们不要的东西呢?比如精神,比如纯粹,比如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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