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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29- )，德国诗人、作家。1929年11月11日生于德国南部的考夫博伊伦，在纽伦堡长大，曾在埃朗根、汉堡、弗赖堡和法国巴黎等大学学习文学理论、语言和哲学，后加入先锋文学团体“47社”。1955年获博士学位。曾担任广播电台和出版社的编辑，并在大学讲学。1963年获毕希纳奖金。他的诗锋利泼辣、诙谐幽默，风格近似海涅与布莱希特。他的诗集有《狼的辩护》(1957)、《国家的语言》(1960)和《盲人文字》(1964)。他认为诗是“象武器或帽子那样的用具”，其作用在于“揭示用别的手段无法揭示的实情”。他的两部诗集都附有作者写的“使用说明”。1965年起他主编不定期刊物《指南》，成为1968年学生运动中引人注目的人物。1967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著有政治论文集《政治与犯罪》(1964)、《空谈》和《1967至1973年的政治见解》(1974)等。后从事纪实文学的创作，著有剧本《哈瓦那的审讯》(1970)，其中的台词都以当时的法庭记录为依据。小说《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夏天》(1972)介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工人杜鲁蒂(1896-1936)的生平事迹。其他作品还有《陵墓──出自进步历史的三十七首叙事诗》(1975)、《巨人号的沉没──一出喜剧》(1978)等。恩岑斯贝格尔著述颇丰，已被译成40余种语言，被认为是在世的德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010年获著名的索宁奖，该奖颁奖词称，恩岑斯贝格尔“在文学、散文和新闻写作领域留下了可观足迹”。
写作中的一生：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
A life in writing: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我一直不能成为一个好同志。我不能守规矩。那不属于我的天性。这可能是一个缺点，但我不能自制。”
菲利普·奥特曼(Philip Oltermann)著
王立秋 试译
《卫报》，2010年5月15日星期六
很难说库特·冯·哈迈斯坦因男爵，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新近出版的，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探索性的历史著作的主人翁，到底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恶棍。作为在纳粹掌权之前德国国防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官，他显然鄙视希特勒继而轻蔑地密切注意着希特勒的崛起：“现在我又能轻易地入睡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命令军队向纳粹开火”，他在1932年如是说过，但在一年后，元首吞并军队之后，哈迈斯坦因却连一根指头也没有动。在退任后，他仍然与冯·施陶芬贝格的圈子保持联系，甚至给他们提供重要的情报，然而，知道他于1943年死于癌症的时候，他也没有投身他们的密谋（暗杀希特勒的事业）。
也许，在最好的情况下关于哈迈斯坦因你可以说的是，他是一名持反对意见者。这本书的英文题目，《哈迈斯坦因的沉默种种》(The Sliences of Hammerstein)，比德文题目激起了更加否定的回响，后者暗示着某种独特的——如果还不是那么能起补偿作用的话——品性：《哈迈斯坦因，或执拗者》(Hammerstein, oder der Eigensinn)。“执拗是一个不能很好地译成英文的词语”，恩岑斯贝格在服饰慕尼黑的英式花园的公寓中，在喝完第三杯咖啡的时候解释说。“它指的不是自私。不是固执。也不是不妥协。你可以说，它有某种拥有你自己的价值体系的意思。那是一种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品性，因为它几乎超越个人的控制。在我于战后第一次来到英国的时候，人们经常谈论某个人是一个“有性格的人”：那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尽管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种种压力，但哈迈斯坦因并没有让步。他不能。他把自己从其他元帅的机会主义中拯救了出来。当然，如果他没有在43年去世的话，这些人很可能会亲自动手杀了他。”
很少会有这样的专辑，其中，处在中心伟大的男人或女人会泄露传记作者自己的性格而且，在阅读《哈迈斯坦因的沉默种种》的时候，你会开始猜测。在恩岑斯贝格那里是否存在比哈迈斯坦因的踪迹更多的东西。如今80岁的他，自他195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以来——尽管他，或者也许因为他，特别地难以归类——已然是德国公共知识分子精英骨干中的一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德国人欢庆经济的复兴的时候，他愤怒地写作攻击国家在处理纳粹的过去上的无能：臭名昭著的反-资产阶级公社在他在柏林的公寓中设立了第一个集中营，而他则是《铁路指南》(Kursbuch)杂志最初的编辑，这份杂志类似于激进左派的新约。1968年，在反对现有权力结构的运动(anti-esyablishment)凝固为政治反对的形式的时候，他外出到古巴生活，为了“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最好的案例分析”，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它们完全糟蹋了它。古巴是一个人的演出。对我来说，这次试验那时就已经结束了”。就在同一时期，他在《遭遇》(Encounter)上写作了一篇题为《我是德国人么？》("Am I a German?")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自信地宣称：“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民族国家已经过气了”，这，帮助确立了它作为欧洲整合的智识奠基者的地位。据去年公布的消息，他将是著名的松宁奖(Sonning Prize)，由哥本哈根大学为“对欧洲文化作出有益贡献”而颁发的奖项的获奖人。但在他于今年二月接受这一奖项的时候，他确实没有辜负他以怨报德的名声，指责欧盟“无限度的狂妄自大”。
关于他自由精神背后的动机，批评家们意见不一。彼得·O.朔特耶维茨(Peter O Chotjewitz)称他是“一名政治上的浪荡子”：“它是那种只是为了稍后能够朝相反的方向跳上火车——因为另一头既空旷又美好——高喊“都上车”的人。”另一方面，弗洛里昂·伊利埃斯(Florian Illies)，《时代》(Die Zeit)的文学编辑则认为他持不同意见的精神知识第二天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德国开始做梦，恩岑斯贝格就会再次醒来。他会参与所有那些德国的伟大幻想和乌托邦，但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快地意识到这些梦想的局限。当然，总是有那些偏好继续梦想而不宽恕他把握现实的天分的人存在。”
1929年生于斯瓦比亚的一个小镇，恩岑斯贝格属于写作为那些第三帝国的第一手的经验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中的最后一代人。他的同代人包括君特·格拉斯（生于1927年），马丁·瓦尔泽(生于1927年)以及于尔根·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1931年，恩岑斯贝格们搬到了纽伦堡，那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攻击者》(Der Stürmer)的创立者和出版人，就是他们的邻居。在年轻时，汉斯·马格努斯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但不久之后就遭到了驱逐。“我一直不能成为一名好同志。我不能守规矩。那不是我的本性。这可能是一个缺陷，但我不能自制。”
他记得“在用床单盖住脑袋这样邻居就听不见的情况下秘密收听BBC”的日子以及，在1944年8月英国轰炸机开始把这座城市四成碎片的时候，在他看起来这与其说是一场灾难，不如说是一次解放：“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对这些事情的态度非常冷血。在街道上看到私人不过是一个生活的事实而已。我并没有特别地受伤。战后时代的动荡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那是相当地享受。当时有一种呼吁……没有政府，没有对你喊叫的古老的权威人物的呼吁……（这简直）太棒了！”就在战后，他在城外一个基地为RAF工作了一段时间，先是当翻译，而后处理黑市（“资本主义原则的一次速成课”）并最终成为一名招待办公室职员的酒吧店主，在那里他沉迷于员工们的饮酒习惯（“下午喝波尔图葡萄酒是绝对的禁忌”）的“近乎于中国式”的分类代码。英国热贯穿了整个家庭——他后来的弟弟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是慕尼黑大学的英语教授——他对我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他的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恩岑斯贝格经常被比作不列颠的“愤怒的年轻人”，奥斯本(Osborne)和品特(Pinter)——这很有误导作用，因为剧作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当他在诗歌中疏导愤怒的时候，他总是更加令人信服。他的前两本诗集，《为狼而作的反对羊羔的辩护》(verteidigung der wölfe gegen die lämmer; Defence of the Wolves Against the Lambs )以及《土语》( landessprache; Native Language)责骂了德国人对权威天性的服从（“你会喜爱/被撕成一块又一块。你/不会改变世界”），并与他继承的语言进行暴力的搏斗。
现在，在回顾他早期诗作的时候，恩岑斯贝格承认它们听起来“刺耳”。“但当你年方十八或十九岁的时候，你不能忍受沉默。就在战后，对我们来说存在这样的一件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我们得摆脱这群混蛋。而这，是一件很大的麻烦事，因为你不能改变整个人民。百分之五十的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百分之三十五是机会主义者而只有其他的一些人不赞同希特勒。你又所有的这些大学教授，法官和警察头子——他们是过去的纳粹，而你必须摆脱他们，要清理这团乱麻，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必需的。在几年里，我们都在智识的卫生部门中工作着。”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代下决心反叛父辈的作家的一部分，恩岑斯贝格，在反叛他真正的父亲的时候却没有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安德雷阿斯·恩岑斯贝格(Andreas Enzensberger)的职业兴趣——它是一名专业于电话和广播科技的远程通信专家，并且是巴伐利亚的第一名播音员——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盘旋在他儿子的职业之上。恩岑斯贝格的许多诗作读起来像是穿插着坏消息的新闻播报（“加勒比危机……洗得更白/越来越白……军队准备出动”，在《远处的房子》["remote house"]中他如此写道），而在他于1955年获得他的第一份正纪念馆工作的时候，这份工作就是南德意志广播站的编辑。
他在这个时期播报的文章，后来收集在许多付梓的文集中，和他早期的诗作一样轻易就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年仅二十八岁的他对他所谓的“意识工业(conciousness industry)”进行了批判的攻击。在一篇论文中，他对明镜报所使用的语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这种语言在当时和在现在都是德国受教育的中产阶级观念形成的最终决定因此，他分析的结论是这样四个谴责点：首先，它“遮蔽而非澄清它所谈论的主题”，其次，“德国新闻杂志根本就不是新闻杂志”，在此，它“并没有实践批判，而是代理批判”，以及最后，它“使读者迷路而不是为读者指明道路”。在另一篇论文中，他比较了连续九天的《法兰克福汇报》与十二份国际性报纸，暴露了它对阿道尔夫·艾希曼审判的蓄意忽略，而这场审判，在当时已经开始有所定论。他对此并不害羞：“那也是清理工作的一部分。它完全受到了污染。你必须监督他们。在战后德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媒体的自我反思。他们可能在政治上相互推诿，但整个儿的媒体方法并没有得到质疑。如今，没有一份重要的报纸没有科学或媒体的版面。甚至法兰克福的报纸现在也有了通信专栏，有时候德国人在学习上极其地慢。”
恩岑斯贝格对广播力量的思考在数十年后听起来仍然充满新意。“原则上”，他在1970年写道，“电子技术并没有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造成分化。每个转播广播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亦即，它可能成为潜在的发报人。”这不仅仅是对推特领域的一次偶然性的把握。《明镜报》，尽管也是恩岑斯贝格攻击的目标之一，在播报一周后刊发了恩岑斯贝格的批判文章。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了一名极度活跃的播报员，并稳定地在国际媒体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在创立和编辑两份杂志——《铁路通信》和《大西洋通讯》(TransAtlantik)——并在为艾希伯恩出版社编辑了一系列被遗忘的杰作丛书，即另一个图书馆丛书之后，他当然理解不同的媒体是如何起作用以及怎样起到这类作用。
如果恩岑斯贝格是的国战后文学的神圣的三体（此外还包括格拉斯和瓦尔泽）之一——他们的声音在公共那里最能得到聆听——的话，那么一些愤世嫉俗者就会指出，实际上私下里真正阅读他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他最流行的作品是他在1997年为儿童写作的一本书：《数字恶魔》(The Number Devil)，这是关于一个小男孩与数学搏斗的迷人的故事，这本书被译为二十二种不同的语言，总销量高大一百万册。但他从未写过与格拉斯的《铁皮鼓》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小说。“一本有趣的德语小说要比一本有趣的英语小说更罕见”，他说。“和俄国人，法国人以及英国人不一样，我们并没有非常伟大的小说传统。在二十世纪我们有一些有趣的作家——穆西尔，罗斯，卡夫卡，瑟博德——但他们全都是一次性的。我们的主流小说就像德国的汽车一样。对它们来说当然也存在核心的能力和勤勉，但你不能说他们特别令人激动或令人震惊或非常有趣”。
说到诗歌，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德国，在诗歌方面，我们有着强大的滑稽模仿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贝尔托·布莱希特或哥特弗里德·贝恩。”如果读者有时要用一段时间来习惯恩岑斯贝格的韵文的话，那是因为在恩岑斯贝格哪里韵律是罕见的而韵律本身也只是次要的关注，它词语意象和短语的密集集合的创造。在查尔斯·西米克(Charles Simic)看来，使恩岑斯贝格成为“自二战以来最好的德国诗人”的，是“他有范围最大的主题材料，使用多样的风格并且比这一时期任何其他的诗人都更好地对一个出自战时岁月的人的经验进行了探索。他的每一首诗，无论是抒情的，戏剧的还是叙事性的，大多都具有好辩的品性。也就是说，他不会想当然地接受他写作的诗歌及主题。”
在他最近的诗集，《云的历史》(A History of Clouds)中，他对传统的主题进行了科学的观察，同技术性的短语，如“轴对称”，来扰乱“庞大的游牧民”的田园生活式的语言。“诗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是一种杂食动物。它可以吸收人类经验中的任何事物。有时我会困惑于为什么同辈的诗人会把自己距现在某个主题之上：在你谈论，比如说，当你在一首诗中谈论数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震惊。”
在我即将离开他的公寓的时候，他突然把一本限量版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他近年来的一些翻译：译自波兰语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译自西班牙语的阿尔贝托·布朗科(Alberto Blanco)和拉斐尔·古尔托伊西埃(Rafael Courtoisie ),译自瑞典语的拉尔斯·古斯塔夫森(Lars Gustafsson)以及译自英文的W.H.奥登和鲍勃·迪兰——塞到我手中。作为与自我的滑稽模仿的观点对应的世界主义，他在美国，意大利和挪威峡湾的小岛上，以及在古巴都生活过。有故事说他的俄语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一直这位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主动要求借他他的运动短裤一起到黑海潜水。
《欧罗巴，欧罗巴》(Europe, Europe, 1989)，仍然是他最好的非虚构作品，这是关于七个欧洲国家及其政治文化的一系列调查性的旅行见闻录：这些国家包括匈牙利，瑞典，西班牙，波兰，葡萄牙，挪威——英国，德国和法国被有意地排除在外。“欧洲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但它并非某个办公室或某种制度：它是一个真实的事物。它有着比条约的编码化语言更为丰富的未来。”在一段时间里，他又成为了那个愤怒的年轻人。“欧洲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他们把事情搞砸了。他们乱搞一些根本没有理由去作的事情。那是多余的。那是反欧洲的，因为他们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在人民之中引起对抗。从宪政上看，这是对你已经取得的种种自由的压榨。你得看着这些人。”我问他他是否意识到他听起来像英国小报上的一名编辑。他说，“当然，在你说出你的想法的时候总会出现战略的问题。让不对的人给你打气不是什么好事。但你不能让自己依靠于任何人。有时候甚至混蛋也可能是正确的。”
注：译自卫报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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