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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造就之言(节选) 奥克塔维奥·帕斯 汪天艾 译

造就之言(节选)

奥克塔维奥·帕斯
汪天艾 译

1961年,《文雅信使》为当时刚刚去世的皮埃尔•勒韦迪出版了一期致敬专刊。路易斯•塞尔努达为这期专刊写了几页纸的文章,那篇文章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他是怎么写勒韦迪的,更在于它的字里行间间接揭示了塞尔努达自己:他对诗学意识和道德纯净的认同,他对精炼的本质词语的喜爱,他对被他称作西班牙和法国文学传统里的奢华风并不总是有道理的反对。不过我在这里提起那篇文章,不是要说法国诗人和我们这位西班牙诗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尽管勒韦迪对塞尔努达的影响值得研究——而是因为在那篇三年前的文章里,塞尔努达对已逝的那些诗人命运的解读很像今天人们对他自己的死亡的所想所言:“有哪个国家能欣然包容它的诗人?我是说还活着的诗人,对那些已经过世的,我们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不推崇他们”。西班牙也不例外。所以如今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学类杂志纷纷为诗人(塞尔努达)献上致敬特刊就不足为奇了:“既然塞尔努达已经死了,那么,塞尔努达万岁!”;诗人、评论家都十分不自然地纷纷为他的作品披上相同的赞誉灰袍,说这作品的精髓有着令人敬仰和坚定的固执,不曾停息地使它的“异见”更为确定。既然诗人已经长眠地下,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大谈他的作品,将它们解读成我们想让他说的意思:把他写的分开读成统一;把魔鬼读成上帝;把充满敌意的土地读成祖国;把身体读成灵魂。这样的“解读”让人难以忍受,相当于抹去了所有被禁止的词语——愤怒,欢愉,作呕,男孩,噩梦,孤独……我不是说所有为他致颂词的人都在颠倒黑白,也不是说他们是心怀恶意这样做的。这并不是一场故意的欺骗(一个故意的谎言)而是一种慈悲为怀的替换。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一种真诚的愿望想证明对一部作品的仰慕的驱动之下,而这部作品偏偏是他们的常识所谴责的,所以他们就把一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真理——有时候这个真理是令人无法承受和反感的,就像所有令人着迷的真理那样——转变成了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普遍而毫无侵犯性的真理。最近几个月里大多数写塞尔努达的文字都可以随便用在任何另外一位诗人身上。总有人肯定地认为死亡让他回归了自己的祖国(“狗既死,祸根除”)。有一个评论家,据说熟知塞尔努达的作品并且很景仰他,大言不惭地写道:“这位诗人有一个悲剧性的缺点:不能明白/认可除了浪漫爱情以外的任何种类的爱;看来,夫妻之爱、父母之爱、子女之爱,所有这些对塞尔努达而言都是紧闭的大门”。还有人献上祈愿因为诗人“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现实与欲望和谐共存的世界”。有没有人去问问写这话的人他说的天堂是什么样子,他的天使和神者又都是谁?

塞尔努达的作品是对他自己的探索;始终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从未妥协,骄傲而不失谦逊。他本人曾这样说道:“我只是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理,我的真理,也许不比别人的更好或更糟,只是与他们的都不同。”纪念一个人并不在于为他竖起一座丰碑,就像所有的丰碑那样遮盖了死者,而是要深入研究他与众不同的真理,并让他的真理面对我们的真理。塞尔努达的作品是一条通向我们自己的路。他的精神价值恰在于此。他不仅是一位高超的诗人——或者更是因为他是高超的诗人——塞尔努达成为西班牙少有的风俗论者,这里所谓的“风俗论者”意同尼采是现代欧洲的风俗论者,或者如他所言,“他心中第一位心理学家”。塞尔努达的诗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批判;他的诗里,毁灭与创造密不可分,有什么增强稳固了就意味着社会上有什么消散了,这一点公平、神圣而不变。一如佩索阿,塞尔努达的作品是一场颠覆,其中的精神宝藏正是在于它试探了整个群体道德系统,无论是传统的权威里创立的东西还是社会改革家们向我们提出的东西。他对基督教的敌意一点不少于对政治空想的反感。我不是说必须同意他;我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的爱他的诗歌,就该听见他真正对我们说的话。他要求我们给的不是同情的和解;他期待我们的是最艰难的事:认可。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并不打算整体回顾他的作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手边没有他最重要的书,除了与他的作品多年的往来留在脑海中的记忆,我就只有一本选集里的几首诗,来自第三版的《奥克诺斯》和《客迈拉的悲伤》。我曾说过他的创作就像一棵树的成长,词语建构和其他诗人是不同的。但是这个图景只对了一半:树木的生长是自发而命中注定的,但是缺乏自主意识。诗人则对天命有清醒的认知:他写作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他也明白这一点。诗人是自身命运的帮凶,是自己的审判者。对塞尔努达而言,自发与反思密不可分,他每个阶段的作品都是对表达的一次新尝试和对表达主体的一次冥思。他不停地向自己内部前行,又不停地追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前行了。就这样,《现实与欲望》可以被视为一本精神传记,记录的是他经历过的一连串瞬间,是他对这些重要体验的反思。他的精神品性恰在于此。

传记能是诗一样的吗?除非那些轶事在诗歌里被转化了,也就是说,除非那些事实和日期不再是历史,而变成了典范。不是教学意义上的例子,而是指“杰出的行为”,就像我们说:唯一的榜样。或者说,神话,理想的情节和真实的寓言。诗人用传说给我们讲述真实的事情;却用真实的事件创造寓言。诗意传记的危险是双重的:未经要求的坦白和未被要求的建议。塞尔努达并不是总能避免这两样极端,在可信度和寓意上触犯了也不奇怪。这不重要:他作品中最好的部分存在于那个神话空间里,真实的,也是想象中的空间。那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空间,一如他自己的形象。是真实的传说也是理想的历史,《现实与欲望》是一位现代诗人的神话。那是一个与“被诅咒的诗人”并不相同的存在,尽管他是他们的后裔。地狱的大门已然全部紧闭,连回归伊甸园或埃塞俄比亚的路都没留给诗人;他在五大洲流浪,始终只是活在自己的房间,和同样的人说话,这样的流亡是我们所有人的流亡。这一点塞尔努达并不知道——他太过内倾,太过沉浸在自己的独特里——但是他的作品其实是对现代人确实独一无二的处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我们注定要活在一种混居的孤独之中,我们的监狱和整个星球一样大。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我们从同样的地方走向同样的地方。塞维利亚,马德里,图卢兹,格拉斯哥,伦敦,纽约,墨西哥,旧金山:塞尔努达真的在这些城市吗?这些地方真正在哪?

他全部的岁月都在《现实与欲望》里。所有的,除了童年,那只是作为失去的世界被记起,而它的秘密已经被遗忘。(哪位诗人能给我们童年本身?都是幻想或怀念罢了谁还能有像孩子那样说话的勇气与禀赋?)塞尔努达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青少年时期,学习的年月,他绝妙的得心应手让我们惊讶;青年时期,发现激情发现自己的伟大时刻,那个阶段他给了我们最美丽的渎神和最好的情诗——爱写给爱的情诗;成熟时期,开始时是对凡间力量的注视观察,最后成为对人类造物的冥想;最后时期,他已经在衰老的边缘,最精确而具有反思性的目光,最真实而苦涩的声音。这些都是同一个词语的不同瞬间。每个时期都有令人仰慕的诗作,只是我本人并不中意他青年时期的诗歌(《被禁止的欢愉》《一条河,一种爱》《遗忘住的地方》)不是因为在这几本诗集里诗人完全是自己的主人,而恰恰是因为他还不是。他最初的诗歌让我觉得尽管完美却没有将矫揉排除在外,某种他一直没有完全摆脱的矫饰。成熟时期的作品则略微有点抹了石膏的古典主义,或者说,一种新古典主义:那里面有太多的神明和花园;有一种想把雄辩和词语混同起来的倾向,很奇怪塞尔努达一直批评我们语言的诗歌所喜欢的“贵族腔”,他却没在自己身上注意到。最后,末期的那些反思诗里,解释乃至责难占去太多的篇幅,取代了抒情的诗;语言不再是口语的流畅,而是书面论述的干涩。但是,在所有这些时期,都有启发我、指引我的诗作,我会不断重读它们,每一次都能向我解释一点本质的东西。这种强烈吸引力的秘密是双重的。我们面对的这位诗人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倾注所有,他的声音与他的生命、他的死亡紧密相连;同时,他从来不是直接把词语给我们:在词语和我们之间是诗人的目光,反思创造了距离,这样真正的交流才能发生。意识提供深度,对说出的话的精神回声;思考展开头脑的空间,给了词语重量。意识让他的作品成为统一的整体。命中注定的诗人,他注定要说出并思考所说的话。所以,至少对我而言,他最好的诗歌是在自发的词语和思考交融的那些年;或者说是在那些成熟的时刻,当激情、愤怒或爱裹起旧日的热切,现在以更加坚定、闪光的语言呈现。

《现实与欲望》是一位西班牙现代诗人的传记,也是一种欧洲诗学意识的传记。因为塞尔努达是一位欧洲诗人,一如洛尔卡或马查多,聂鲁达或博尔赫斯不是欧洲诗人一样(关于博尔赫斯,所谓的“欧洲精神”是指“非常美洲化”:这是我们拉丁美洲人做自己的方式之一,或者更是发明自己的方式。我们的欧洲主义并不是背井离乡或者回到过去:而是想在无限的空间面前创造一种时空,并融入其中。)当然,西班牙人也是欧洲人,但是西班牙具有批判性的天赋:它与自己斗争,每一次当它攻击自己的一部分,就攻击了欧洲的一部分。也许唯一天然就觉得自己是欧洲人的西班牙诗人是豪尔赫•纪廉;他也同样很自然地觉得自己在西班牙怡然自得。而塞尔努达则是激烈地选择成为欧洲人,那种激烈程度和他的同代人决定自己是安达卢西亚人,马德里人或者加泰罗尼亚人是一样的。他的欧洲精神也是批判性的,而且染上了反西班牙主义的色调。厌恶故土并不是西班牙人的专利;它始终存在于欧洲和美洲的现代诗歌中。(我想到了庞德,米肖,乔伊斯,布勒东……名单是列不完的。)所以,塞尔努达的反西班牙主义动机有二:因为批判性的西班牙精神,也因为现代性。对于第一点,他属于西班牙离经叛道者的大家庭;对于第二点,他的作品是对欧洲遗产的缓慢光复,对这种西班牙很久以前就与之分离的中心潮流的找寻。这里指的不是影响——尽管,就像所有的诗人那样,他受到各种影响,几乎所有的都是有益的——而是指对自己的探索,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对自己历史的探索。

塞尔努达通过超现实主义发现了现代精神。他本人曾几次提及勒韦迪的诗歌对他感知能力的诱惑,这位法国诗人不仅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心中的大师,也是塞尔努达心中的大师。他仰慕勒韦迪的“诗学禁欲主义”——能用最少的词语材料构建一首诗;但是比起构建手段的精简,他更仰慕勒韦迪的言不尽意。这个词成为塞尔努达诗风的关键之一。勒韦迪不是唯一征服了塞尔努达的法国诗人。在塞尔努达1929年寄自马德里的一封信中,他要求在塞维利亚的一位朋友归还他几本书(安德烈•布勒东的《消失的足迹》,路易斯•阿拉贡的《自由》和《巴黎的农民》),并补充说:“阿索林,巴耶-因克兰,巴罗哈: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愚蠢的、非人类的、腐化的西班牙文学关我什么事?”那些语言纯正主义者且不要愤慨。同样是在那些年,布勒东和阿拉贡发现法国文学也是一样的非人类和愚蠢。我们已经丢失了那种优美的肆无忌惮;现在要想再像1920年那样傲慢无礼、那样不公平地公正,多么困难。

塞尔努达从超现实主义者那里得到了什么?众所周知,法国先锋派和西班牙语诗歌之间的桥梁是维森特•乌伊多布罗。在这位智利诗人之后,二者的接触成倍增长,塞尔努达既不是首开先河之士,也不是唯一感受到超现实主义的魅力的人。在他的诗歌乃至散文中,都不难看出某些超现实主义者的足迹,比如艾吕雅,克莱维尔,还有作为作家与他截然相反的,光彩夺目的路易斯•阿拉贡。但是,与聂鲁达、洛尔卡或者维拉乌鲁迪亚不同,对塞尔努达而言,超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风格的教导,不仅是关于词语意象和联系一种诗学或流派:而是一种诗歌化身为生活的倾向,一场对语言和制度的彻底颠覆。那是一股士气,一腔激情。塞尔努达是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理解了超现实主义真正的意义在于自由解放运动并将其化为己用的——不是诗句的解放,而是意识的解放:西方世界终极的伟大精神震撼。除了超现实主义带来的心灵震荡,还要加上安德烈•纪德的启示。正是得益于这位法国风俗论者,塞尔努达接受了自己;从那时起,他的同性取向不是病症也不是罪孽,而是一种命运,被自由地接受并自由地活。如果说纪德让塞尔努达与自己和解,那么超现实主义就是用来在一场声势浩大而完全的颠覆中为他加入至关重要的精神反叛。诗集《被禁止的欢愉》在这个充满“规则与小人”的世界与那个属于梦与灵感的地下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那是尘世生活沉默的光芒(“大理石的器官”“铁制的花”“尘世的星球”),也是更高一层的精神生活(“高扬的孤独”“值得铭记的自由”)。这些艰难的自由为我们提供的果实是神秘的,它的“味道没有任何苦涩能腐蚀”。诗歌重新变得孤傲;梦与词语在一尊尊“无名的雕像”下方生长:在那伟大的“复仇的时刻,它的光彩能毁灭你们的世界”。在日后的创作中,塞尔努达放弃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癖好,但是他诗歌的本质视角虽另有美学,却始终是青年时期的延续。

超现实主义是一种传统。带着伟大诗人特有的批判直觉,塞尔努达溯源而上:马拉美,波德莱尔,奈瓦尔。尽管他始终忠实于这三位诗人,却没有至此不前。他一直走到源头,西方现代诗歌的起源:德国浪漫主义。塞尔努达的主题之一就是诗人面对芸芸众生组成的敌意或者漠不关心的世界。这个主题从他创作伊始就有体现,而从诗集《祈祷》之后以一种愈加阴郁的强度展开。荷尔德林和他创造出的形象是塞尔努达的榜样;很快这些意象变成了另外一种,迷人而恐怖的:魔鬼的形象。不是基督教意义上令人反感、毛骨悚然的魔鬼,而是异教的魔鬼,几乎是个小伙子。那是他自己的化身。这个魔鬼持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词语愈加苦涩而绝望。通过这个化身的形象,永远不可触碰的倒影,塞尔努达寻找着自己,同时也在寻找世界:他想确知自己存在,其他人也存在。其他人: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人类。

魔鬼身旁,陪伴着那些已经死去的诗人。阅读荷尔德林、让-保罗、诺瓦利斯、布莱克、柯勒律治为塞尔努达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认同。他回归了属于他的世界。这些伟大的名字对他而言是活生生的人,虽不可见却是确实的调解者。他与这些人说话就像在对自己说话。他们是他真正的家人,是他秘密的神。他的作品是想着他们写的;他们不仅仅是一种榜样,范本或是灵感:他们是论断他的目光。他必须做得配得上他们。而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坚定他的真理,做他自己。道德的主题又一次出现了。但是在这个全新的阶段指引他的不是纪德的心理道德,而是歌德。他寻找的不是一种辩护,而是一种平衡;年轻的尼采将这种平衡称作“健康”,古希腊异教的秘密遗失:英雄的悲观,悲剧与戏剧的创造者。塞尔努达经常说起古希腊,说起那里的诗人和哲学家,说起古希腊神话,但最重要的,是古希腊人对美的看法:美不是有形的,也不是肉体的,也许美只是一种和声,一种节制。在《奥克诺斯》中谈及“美的意识”:——是因为认识美还是因为所有认识的都是美的?——美是一种节制。于是,通过这条来自超现实主义的反叛、来自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来自这些伟大西方神话的道路,路易斯•塞尔努达收复了他作为诗人和作为西班牙人的双重遗产:欧洲的传统和地中海沿岸南方的味道。以批判而放肆的激情开始的一切最终以对节制的认同结束。当然,这种节制并不包括一些同样属于西方世界的东西,比如最重要的两样:基督教和女人。他者的概念在他的诗作中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另一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另一半。不过,塞尔努达创造的宇宙里并不缺少内省与爱之神秘——这两者恰是基督教和女人最本质的元素。

我还没有谈及对塞尔努达的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都影响深远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尤其是诗集《云》(1940年)之后:现代英语诗歌。在青年时代,塞尔努达曾经热爱济慈的作品,而后他又被布莱克的诗句吸引,不过这两位诗人,尤其是布莱克,影响的还是他的魔鬼时期或者颠覆时期:为他的道德反叛提供了养料。而塞尔努达对华兹华斯、勃朗宁、叶芝及艾略特的兴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找寻的不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美学意识。塞尔努达一直在思考文学创作的神秘之处和诗歌的终极意义——它们与真理、与历史、与社会的联系,而在上述几位英国诗人的反思中(无论是与他自己的反思方式相同或相异),他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托•斯•艾略特是还在世的诗人中对成熟时期的塞尔努达影响最深的一位。在这里我要重复说:是美学影响,不是道德上的或是形而上学的——阅读艾略特并没有给他带来像发现纪德时那样解放性的结果。艾略特让他以新的视角观察诗歌传统,他的许多关于西班牙诗人的研究文章中都体现出精确而客观的特点,这恰恰是艾略特的评论风格中迷人而危险的部分。当然艾略特的影响不仅在塞尔努达的评论观点中有所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也同样明显。他与艾略特相遇时自己正处于美学转变期;他已完成了超现实主义经历,不再操心寻找新的形式,而更关心表达自己。他要的不再是规格标准,而是分寸和克制,这是法国现代诗人或者德国浪漫主义者都无法提供的。艾略特曾经经历过与此相似的需求,在《荒原》之后他的诗歌就样式上而言愈加传统。我不知道塞尔努达和艾略特这种回归的态度对他们的诗歌是有益还是有害;一方面,这让他们的诗歌变得贫乏,因为惊喜和发明这对诗歌的翅膀在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已部分消失;另一方面,也许没有这种改变,他们反而会哑口无言或是在无谓的探寻中迷失,就像在伟大如庞德或卡明斯这样的创造者身上发生的那样。

当运用和滥用词语已成传统,很少有人去反思词语。塞尔努达代表的是语言的意识。与他相似的另一个例子是豪尔赫•纪廉,只是纪廉的诗歌活在存在的层面,为了用上哲学里那些难懂的话,而塞尔努达的诗歌是现世的:人类的存在就是他的王国。他不仅是反思,更有诗学的冥思。首先是一种外在的完全的运作:词语变回它自己,拒绝作为世界的意义出现,只意味着它本身的意义,就这样,取消自我。对这种诗学反思,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几部基本著作,我们的历史同时接受和消耗着这些诗歌:对自身和传统意义的拒绝,对创建其它意义的尝试。西班牙人很少在词语面前觉得不自信,很少能感受到把语言视为象征无用的符号所带来的眩晕。对塞尔努达而言,冥思——几乎是医学上的定义,也就是留心照顾——在于让自己趋向另一个奥秘:我们自身生命流转的奥秘。生命,而不是语言。在活着与思考之间,词语并非深渊而是桥梁。冥思:和解。词语表达出了我作为个体的存在和我的感受之间的距离;因而,这是唯一可以超越这种距离的方式。因为词语的存在我的生命停下来却自己没有停止,看着自己看自己;有了词语我方能追上自己并超越自己,观察自己并让自己变成另一个——另一个我自己,他会嘲笑我的苦难,而这样的嘲笑解密了我全部的救赎。

对自己生命的无知和对自己生命的意识之间的紧张状态在明净的词语中得以化解。不是在无可能的彼岸,而是就在这里,在属于诗歌的瞬间,现实与欲望妥协和解。这个拥抱如此激烈,召唤出的不仅是爱的影像,更是死亡的模样:在诗人的胸腔,“和诗琴相仿,死亡,只有死亡,能让应许的旋律重响”。很少有这样的现代诗人,无论何种语言,能给我们带来这样不寒而栗的体验,当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说出真理的人,确确实实为那种激情的天命与光亮所掌控的人。如果要用一句话定义塞尔努达在西班牙语现代诗歌中的地位,我会说他不是一个为所有人说话的诗人,而是为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存在而说话。他击中了我们每个个体的内心,“不叫荣耀,财富或野心”,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真理。对塞尔努达而言,诗歌的目的是认识他自己,但是他的诗歌也在以同样的强度尝试创造他自身的形象。《现实与欲望》不仅是一部诗歌传记,它是一个灵魂的故事,这个灵魂在认识自己的那一刻,变了形象。


写于196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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