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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马丁·海德格尔80岁了 汉娜·阿伦特 陈春文译
马丁·海德格尔80岁了
汉娜·阿伦特
陈春文译
按，本文题目又译作《海德格尔八十诞辰》。
马丁·海德格尔双喜临门，在庆祝他80诞辰的同时，也庆祝他作为教师公开发挥影响力50周年。柏拉图说过：“因为太初有神，只要他在人间，他就拯救一切。”（《法律》，775）
请您就让我这样来计算您开始公共学术生涯的时间，不是从1889年的迈斯科赫开始，而是从1919年开始，从您作为弗赖堡大学的教师步入德国学术界开始。因为海德格尔的大名并非在1927年发表《存在与时间》之后才为人所知，实际上要早得多，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他早先在教学上取得的成就，这本书是不是能够获得如此之了不起的成功——并非仅指立即就产生的轰动，而是指它长盛不衰的影响力，本世纪还很少有什么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这是大可疑问的，无论如何，至少那些当时在他那里求学的人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能证实这一点。
罕有什么人能像他这样，这么早就大名鼎鼎了，20年代早期的卡夫卡或者比卡夫卡还早十年的布拉科和毕加索，这些人就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知名度来说，还是与海德格尔无法相比，虽然他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海德格尔的这种影响，他的名声的传播没有依托什么外力的推动，而是大家传抄他讲课笔记的手抄本；众所周知，讲课就是阐释文本，它不包含人们可以一再重复的学说，所以人们能一再传播的几乎就是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则像神秘国王的秘闻一样传遍了整个德国。完全不同于以一个“大师”为核心，由这个大师导演的“圈子”（如格奥尔格圈子），这种圈子公众都很清楚，营造神秘感，折射着某个人的特殊光芒，画地为牢，只限于圈子内的成员才知道内情。海德格尔没有圈子，这里既没有秘密可言，也没有什么固定成员；因为传播海德格尔思想的人都是大学生，他们当中也可能这几个人比较要好，那几个人比较要好，这样到了后来他们自然就构成了不同的帮帮伙伙，但绝称不上是圈子，绝没有外人不知的秘传可言。
有关海德格尔的传言都传到了谁那里？都传说了些什么？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大学里虽然还谈不上反叛，但在所有大学系所的教与学的活动中都越来越弥漫着一种不舒服感，普遍感到大学不单纯是训练职业技能的地方，而对大学生来说，在大学里学习不只意味着为将来谋到一碗饭吃而做准备。学哲学不是学习谋生，这对那些在决定学习哲学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挨饿准备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提出这种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来说，学哲学的意义绝不是增加什么世界智慧或者生活智慧，谁要是热衷于揭这种谜的话，提供世界观和世界观流派的地方太多了，已经足以供他们选择；若是为了选取这些东西，那根本就用不着学哲学。但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大学提供给他们的东西通常要么是诸多学派——新康德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及新柏拉图主义者等，要么就是哲学的古老的学术分科，它们被干净利索地分成若干专业，什么知识论、美学、伦理学、逻辑学，如此等等，只是打发无根基的无聊而已，别无其他。与这种舒适宜人的、以他们那种方式彼此默契地经营哲学不同，还在海德格尔冲出来之前就出现了少许的反叛声音，他们抵制这种经营哲学的活动；如果按照时间顺序说的话，首先是胡塞尔，他呼吁“回到事实本身”：这就是说“扔掉理论，扔掉书本”，创设作为一种严格科学的哲学，使其与其他学术规范的区别能一目了然。这当然是一种完全天真的想法，也是一种完全没有反叛能力的想法，但它却为舍勒以及后来海德格尔的出现创造了契机。然后在海德堡也出现了这种声音，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叛，而且它不具有哲学传统的渊源，它来自于另一种渊源，这就是卡尔?雅斯贝斯，如人们所知，他与海德格尔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谊关系。对雅斯贝斯来说，因为在关于哲学的学术胡扯中间，海德格尔思想意图中的反叛恰恰显示了某种源初哲学况味，透露出了真正哲学的要求。
这些少数派反叛者彼此一致的地方——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要在“一种可教可学的对象和一种入思的事物之间”做出区分（《思的经验》，1947），而对这些少数派反叛者来说，这种可教可学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所谓的。海德格尔的名字大多传到这样一些人的耳朵里，这些人或多或少地都意识到：传统断裂了，“布满阴霾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对此有话要说；因此，对这些人来说，在哲学的事情里面教来学去，来回兜圈子，纯属多余的游戏，因此他们只愿意听从学术使命的召唤，因为他们只关心“入思的事物”，或者如今天海德格尔喜欢讲的那样，这事关“思物”（《回到思物上来》，1969）。这个传言把他们吸引到弗赖堡的一个私人讲师那里，后来又吸引他们跟随海德格尔去了马堡，这些人竞相传说，确实有一个人做到了胡塞尔所倡导的事实本身，真的达到了，这个人知道，事实本身不是学术修养的事，而是思想着的人的天分，而且这不是昨天和今天的新鲜事，而是自古以来就恒常如此的事，恰恰因为他拥有这一超越历史的天分，他才撕断了传统的红线，重新发现了过去。他讲课的技术也非常了不起，比如他不是谈论关于柏拉图什么什么，不是描述他的理念学说，而是在整个学期里一环扣一环地卷入对话，拷问套着拷问，紧迫不舍，直至人们不再感到解读一个已逾千载的学说，而是就近在眼前，就是活生生的当代问题。也许我们今天已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都在这么做；在海德格尔之前没有谁这么做过。人们在传说海德格尔时非常简单：思又复活了，过去时代的、相信早已死亡的思想财富又进入了言说，如此这般言说出来的东西与人们在怀疑中猜测的东西大不相同。还真有一位老师；也许可以在他那里学到思。
这位思想王国里的神秘国王，无论如何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思想王国的神秘国王，然而这个王国以及它的国王又隐蔽在这个世界中，以至人们从不可能准确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么一个王国及其国王，但是，这个王国里的居民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因为否则的话又怎么能理解海德格尔思想这种无与伦比的、常常是通过地下的方式的影响，怎么解释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思着的阅读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学生圈子，也远远地超出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哲学？
因为这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人们完全有理由问，是不是真的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让?波伏勒就这么认为）；而是海德格尔的思，这种思决定性地规定了本世纪的精神面貌。这种思的深度和强度有一种只有海德格尔本人才能承受的钻研着的负重，这种钻研着的负重人们要想在语言上把握住它，只有在及物动词意义上来使用“思”①这个词才能做到。海德格尔从来不运“关于”什么的思：他思某物。在他全部的但又并非苦思冥想的思想活动中，他一直向深处钻研，但这种钻研并非为了探寻某个界面——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以此种方式和如此精准的程度发现这个界面，前人还从来没有过，也并非发现了一个什么最后的、可靠的基础，甚至也不是找到了什么宝物，而是栖留在深度中，拓展思的路，并留下“路标”（这是他从1929-1962年的文稿中编选出来的一本文集的书名）。对这种思想你可以分解为任务，你也可以从“问题”的角度理解它，它自然也总是有专门知识，用专业的眼光去探讨，找到许多可做的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中恰恰找到许多令人动心的东西；但人们不能说，海德格尔的思想活动中有一个目标。这是一种永不停息的钻研，即便是拓展思的道路也并非沿着事先已纳入视野的路一直走下去，而是不断开启新的维度。这些路当是静寂的“林中路”（这是他从他1935-1946年的随笔中编选的一本文集的名字），因为这不是在森林外设置的什么目标，在通往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突然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停下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恰恰因为他们热爱森林，对森林有家园感，这是那些只对问题式研究在行、匆忙奔走于一系列精心设置的问题中的哲学家和精神科学家所无法比拟的。“林中路”这个隐喻事关某种非常本质性的东西，并非是这几个字表面显示的那样，好像在林中路上迷失了，无法再从里面走出来了，而是如同伐木工那样，森林是他的生命线，他走在他自己开拓出来的路中，拓路并不亚于伐木，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海德格尔在这一深深的维度中布下了一个由思的小径构成的巨大脉络，这一维度本身亦是由他钻研着的思开启的；其唯一通过理智可以理解的并蔚然成为学派的直接后果便是他拆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厦，没有哪个人对业已空间化了的时间的形而上学大厦像他的感触那样深，也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颠覆整个形而上学大厦，如同是挖了地道，从地基上颠覆这座大厦，才发现它的地基不够深。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也许称得上是秩序初开，但对我们这些并不以哲学行道自居的人来说，对我们这些不受历史观约束的人来说，我们不必操这份心。用某种特殊的眼光看，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康德是“把一切都碾得粉碎”的人，但康德并没有在历史方面做出什么，他没有撼动历史。形而上学的崩塌已经临近，但实际上把它推向崩塌点的人是海德格尔，这个功劳要归功于他，并只能归功于他，他预见了这一崩塌进程，维护了思想的尊严；形而上学的终结被思想到了，并非只是在终结后才随声附和的，也并非是误打误撞，“哲学的终结”，如海德格尔在《回到思的事情》中所说，使哲学获得了荣誉并保持着荣誉，哲学的终结与哲学的荣誉具有至深的关联。在他的研讨课和通讲课上，他穷其终生都在阐释其他哲学家的文本，只是到了晚年他才忐忑不安地以自己的文本为阐释目标开了一门研讨课。《回到思的事情上来》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根据他“做的关于《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报告所开设的研讨班的课堂记录”整理出来的。
我说过了，人们追随着传言，为的是学习思，人们实际上学到的是作为纯粹活动的思，也就是说，既不是知识的渴望，也不是迫切的认知，我们引向一种激情，在这种激情的参照下，所有其他的能力和才华都只不过是清理一下头脑，理理顺序而已。我们已经如此地习惯于理性与激情、精神与生存这一古老的对立，以至于我们对思想与生活的活力本为一体的这一激情思想的正确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陌生感。有一次，海德格尔本人在一句极端精致的、独一无二的句子中——根据一则很有趣的逸闻——谈到了这种一体性，当他开始讲亚里士多德这门课时，他没有做通常意义上的生平简介，而是劈头就说：“亚里士多德被生下来了，劳作了，死了。”如我们事后才认识到的那样，尽管是寥寥几语，却从根本上说出了哲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并没有更多的意思，但如果没有海德格尔的思想着的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纪能不能如此强烈地经验到这一点，那就大成问题了。这一思想，这一源于在一世界中一出生之简单事实的、提升为激情的思想就是要“思索人人所在的所是之意义”（《逍遥》，15页，1959），这一思想罕有什么终极目标——认知上的或者知识上的目标，就如同生命本身并无终极目标一样。生命的结束就是死，但人活着并不是为了死的缘故，而是因为人是生命体；他不是为了什么结果而思，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种“思着的即沉思着的生命体”（《逍遥》，16页，1959）。
这种思想要求，思想对自身的结果也要含有解构的指向，准确地讲是批判的指向。毫无疑问，自古代有了哲学学派以来，哲学家们就有一种糟糕的构造体系的倾向，而我们这些当今的人，为了发现本真的思物，则对拆除这些体系大厦孜孜以求。但是，这种追求体系的倾向并非是思想本身要求的，而是出于与此完全不同的需要，这种需要从其自身的角度看也有其合法性。如果人们想从思想的结果方面来衡量这种直接性的、充满激情的生命活力的思想，这种对待思想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点像帕内罗佩②的编织——日复一日地编织，夜复一夜地拆掉，白天织是为了夜里拆，夜里拆是为了能够开始新的白天。海德格尔的每一部分文稿读起来都好像是从头开始的，尽管有时也是针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来说的，只是每每出现已经刻上海德格尔印痕的语言而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范畴，但这些范畴只不过是显示“路标”的概念，这些作为“路标”的概念却是一再指向新的思想过程的。每当海德格尔提及思想的这一本真性时，他都强调，“在那些对思的事情的批判性追问中，有多少东西是真正必然而又始终紧守住思想的”；他也借用尼采的话“思想一再轮回的冷酷”来强调这个意思，当他说思想具有“递归的性格”时，也是这个意思。当他视他的《存在与时间》为听命于一种“固有之批判”时或者确认柏拉图对真理的某种解释“站不住脚”时，或者当他以一种平常心“回顾”自己的著作时说“这始终不过是一种递归”，这种递归不是什么废弃，而是崭新地思索业已思过的东西时(《回到思的事情上来》，30页、61页、78页)，他率先垂范了这种递归的解释力量。
每一位年事已高的思想家都免不了给自己的思想做一个了结，也想把自己曾思的东西搁置一旁，并且这样做的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他另起炉灶，重新思索。（用雅斯贝斯的话说，他将“因为当人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开始的时候，就应当去开始”！）思着之我是不会老迈的，思想家的幸与不幸全在于此，只要他们真正仅处于思想中，他们就只会变老，而不会老化。同样的道理，思想的激情也不同于其他的激情——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一个人特征的某种激情，这种激情是由意志构筑的整体特征，与性格无大差异；这种激情来去匆匆，短暂而猛烈，连人带物，遮天蔽日，席卷一空。思想的激情不是这样的，我，如海德格尔所言，这个我是在风暴的中心思着并“保持着清醒”的我，对这样的我来说，时间事实上是静寂的，不仅不存在老朽的问题，而且也谈不上特性问题，尽管总会有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特殊的东西。思着之我完全不同于意识之自我。
如黑格尔曾经（他1807年给齐尔曼的一封信中）在评论哲学时说过的，思想尤其是“某种寂寞的东西”；这种寂寞不只是那种柏拉图所说的“与我自己无声的分延”(《智者》，263e)，不是因为我自己如何，而是因为在这种分延中总会伴随一些“无法言说的东西”，它无法通过语言显现为有声色的东西，根本就无法本己地言说，不只是无法向别人言说，而且连卷入到分延中的东西也无从说起。柏拉图在他的《第七封信》中所说的“无法言说的东西”，使思想如此寂寞的东西，想必也是使思想得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升起和恒常地自我更新的温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设想到——对海德格尔来说大概绝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思想的激情向那些热衷于群体生活的人突然袭来，由于被卷入到思想的寂寞中而趋于毁灭。
第一个，据我所知也是唯一一个，视思想为激情、痛苦地承受这种激情、被激情冲击并言说了激情的人是柏拉图。他在《泰阿泰德》(155d)中称惊讶是哲学的开始，当然，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说纯粹的自我感觉的奇妙，不是指当我们碰到陌生的东西时在我们内心升起的奇特感。因为作为思之开始的惊讶——一如自我感觉的奇妙大概是科学的开始一样，必须是日常的，勿需强调的，完全是自知并虔诚信赖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通过知识的方式无法使激情平息的原因。海德格尔也曾经完全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说过“对单纯产生惊讶的能力”，但他又对柏拉图的话加以补充，“并要把此一惊讶作为居所来接受”（《报告与论文集》，第3集，55页，1957）。我认为这句补充的话对思索马丁?海德格尔这个人至关重要。因为了解思想以及与思想相关的寂寞的人，如我们所希望的，也许有许多人；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把惊讶、寂寞视为居所，如果他们真的对单纯产生了惊讶，并被这种惊讶所包围，并听任此一惊讶的簇拥，使惊讶转为思想，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所有作为，所作与所为都是他们由之而来的家园赋予的，也始终是连续一贯的，在这种连续性中发生了一系列的人类事件，虽有偶尔的断裂，但很快就又回归到连续性上。海德格尔所说的居所的意思借用隐喻的说法就是，离人的安居之所远一点；即使在这样的地方还会有狂风暴雨的侵袭，但用更加隐喻化的说法来说，这种狂风暴雨毕竟限定在一定的度之内，还谈不上我们所说的时代的狂风暴雨。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标准来衡量，用人类事件发生的地方的眼光来看，思想家的居所是一处“静寂之地”(《回到思的事情上来》，75页)。
从根本上说，这就是惊讶本身，它创造并扩展着静寂，单纯为了静寂的缘故，就必须屏蔽一切杂音，也包括自己的杂音，只专心于思的绝对必要条件，从而从惊讶中使思推展开来。这当中已经包含着一种独特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每一位受到此一思想影响的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海德格尔与世隔绝的本质反映在思想上便是潜心于缺场，事情（本身）或者物，远离直接性的知觉。如果人们只热衷于面见一个人，尽管能讲出这个人长相如何，面貌怎样，但人们并没有思想到他。这样做的人已经在彼此的相遇中设置了一堵墙，从直接的接触中人们实际上已经悄悄地疏远了。要在思中拉近事物和人，就必须与直接参与知觉拉开距离。海德格尔说，思是“及远的趋近”（《逍遥》，45页）。
人们很容易从自己熟悉的经验中体会到这一点。为了要近处看一看地处遥远的景致，我们出去旅行；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当我们离开了现场，摆脱了现场印象的压力之后，在我们事后的回忆中回顾这些景致时，我们当时看到的景物才趋近我们，因为这些景物已经不是在场的景物，它们现在才开放出它们的意义。这是一种倒转的关联与关系：思想疏远就近，准确地说，思想从近处撤离，使远的愈加近切，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倘若我们真明白了思的居所的话。在思中已变成追思的回忆，在思想的历史上，作为一种秘密的内在能力的思，曾扮演了十分辉煌的角色，因为感觉上赋予给我们的近与远与沉积在回忆中的近与远恰恰是倒转过来的，思想必须具备这种倒转的能力。
海德格尔只是偶尔地、隐隐约约地并且通常是在负面意义上使用由他自己提出来的“居所”（思想的居所）这个词，例如他会说思的追问“并不处在日常的住惯了的秩序中”，并非是“围绕着紧迫的事情转和满足常规的需要”，不是的，“追问本身就外在于秩序”（《形而上学导论》，10页，1953）。但是这种近－远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思中的倒转如同一个规定所有乐章的主音，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在场与缺场，遮蔽与解蔽，近与远，这一连串的链接与关系看上去都是些陈腐的道理，如果经验不到缺场就没有什么在场，离开远就谈不上近，离开遮蔽就谈不上解蔽等等，似乎是废话连篇。事实上，从思的居所的视野来看，在居所周围，在“住惯了的日常秩序中”，实际上充满了人类主宰的事情，充满了“对存在的渐行渐远”或者说“遗忘存在”：只有思能克服这种对存在的渐行渐远，因为按其本性来说，思就遵循着缺场。欲扬弃此一“渐行渐远”，实际上就总是意味着与人类主宰的世界秩序渐行渐远，即便行此一扬弃的思在解析人类主宰的世界秩序时致使他归于孤独的静寂也在所不辞。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出了此一境况的不堪忍受，所以他急切地忠告哲学家们——柏拉图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伟大例证，不要在政治世界玩火，当什么政治世界里的国王。
想必所有人都至少偶尔有“对单纯物产生惊讶的能力”，我们所熟悉的过去以及当代一些思想家之所以获得了思想家的地位，就因为他们从这种惊讶中产生了思想能力，准确地说，发展出与他们相适应的思想。至于“把此一惊讶作为居所来接受”，那就全然不同了。这种能力异常罕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柏拉图一再提及这种能力，他是在《泰阿泰德》篇中(173d～176)用十分戏剧化的形式来讲述这种能力的。是他最先在这部著作里报道了关于泰勒斯的故事，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位村姑看到“智者”泰勒斯在观察星空时，眼睛只顾向上看，结果掉到井里的场面，这位村姑笑话泰勒斯，一个想知道天上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的脚底下是怎么回事。据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顿觉受到很大伤害，特别是他的同乡有意嘲笑他穷困潦倒，使他很没面子，于是他根据自己对天象的预测，预判当年的橄榄会丰收，把别人的榨油机都买了下来，赚了一大把，以此来证明，如果“智者”把挣钱当回事的话，他赚钱是很容易的（《政治》，1259a 6ff.）。因为很明显，这些书并不是巴尔干村姑写的，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也不要把爱开玩笑的巴尔干孩子的话太当回事。
众所周知，在《国家》中，柏拉图不仅想让诗人做手工活，而且还想禁止市民笑，至少对守卫阶层是这么要求的。柏拉图对市民发出哄堂大笑的恐惧远大于对反对绝对真理律令的意见的恐惧。也许恰恰因为柏拉图知道，在外人看来，思想家的居所很容易被混同于亚里斯托芬的理想国。无论如何他很清楚，一旦思想中的所思之物进入了市场，无论闹出怎样的笑话，思想也都无可奈何了；但他的举动在其他人看来想必也是令人深思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居然不辞劳苦，三次前往西西里岛，为了博得西拉库斯专制君主的欢心，给人家教数学——对柏拉图来说，作为哲学的入门，数学是不可或缺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期望在这位暴君的帮助下，完成他人生的跳跃。如果用这位村姑的视野来看的话，柏拉图这种奇妙无比的举动不知要比泰勒斯的笨手笨脚滑稽到哪里去了，而这柏拉图自己却不觉得有什么。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就我所知道的来说，没有人笑话过他，我也不知道有谁在叙述这段逸事时只是为了笑话他。至于笑会有莫大的好处这一点，人们显然还没有发现——也许因为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对笑说尽了坏话，皆欲把笑扼杀在摇篮之中的缘故，即便遇到再艰难的事，伤透了脑筋也要挺住。
我们大家都知道，海德格尔也曾想步柏拉图的后尘，改变一下他的“居所”，也想在人类事务中“插一杠子”——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在这个世界里碰到的运气要比柏拉图糟多了，因为暴君和牺牲者不是隔海相望，而是都在同一个自己的国家。③就他自己这方面来说，我认为并没有多么严重。他还非常年轻，短暂而又疲于奔命的十个月并没有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他还有足够的时间从这种误打误撞的打击中走出来，早在1935年之前他就回到了他自己的居所中去，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学会在自己的思想中安居，这一经验也有助于他安居在自己的思想中。他在这次教训中汲取了什么呢？他发现了趋向意志的意志之意志，如此说来的意志也就是趋于强力的意志。有关意志的东西，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人写得够多了，但对意志本质的思索却少之又少，尽管康德和尼采都对此有所探究。无论如何，在海德格尔之前还没有人看到，意志的这一本质是怎样严重地阻碍着思想，并对思想产生了怎样严重的破坏作用。属于思的是“逍遥”，要从意志角度来看的话，思者只能说一些似乎自相矛盾的话：“我意愿着非－意愿”；因为只有“穿过意志的云雾”，只有当“我们戒除了意志”时，“我们才能进入并非意志的思之追寻的本质”（《逍遥》，32页）。
我们，这些想对思想家们表示敬意的我们，即便居所处在世俗中，也会对柏拉图和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在介入人类事务时试图得到暴君和领袖的庇护感到异乎寻常，甚至也许是恼火，这是难免的。这不仅因为当时的时代状况，更与一个人天生的性情少有关系，宁可说是法国人称为职业扭曲的结果；因为从理论上说，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有成为君主的倾向（康德是一个伟大的例外）。如果说在他们的行迹中看不出有这种倾向，这只是说明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越出“对单纯物产生惊讶的能力”，把“这种惊讶接受为居所”。
对这些少数能越出的人来说，他们世纪的暴风雨最终把他们驱使到哪里都是无所谓的事。因为如同柏拉图的著作在千年之后仍向我们劲吹不息一样，海德格尔的思想掀起的风暴也并非起因于某个世纪，它来自远古，臻于完成，此一完成如同所有的完成一样，又归于远古。
①Denken：思，思想，这个德文动词有反身和支配介词两种用法。反身用法难避主体性，支配介词的用法只能得到关于什么的思，只有在原本没有的及物意义上使用它，才能触及海德格尔思的品格，即使物入思，而不是谋取关于什么的哲学结论。我始终认为，阿伦特是少数几个真正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精髓的人之一。——译注
②Penelope：古希腊神话中奥德赛的新娘，在奥德赛出征的20年里，她一直忠诚地等待奥德赛回来，以此来喻用结果（忠贞）替代等待过程的艰辛、矛盾和痛苦。实际上就没有结果，只有过程，思想的过程一如等待的过程。——译注
③在引起一场群情激愤的浪潮平息之后，首先是由无数错误的报道所引起的误导过去之后，今天的人们普遍倾向于把他的这一越轨行动视为“迷失”，对此一迷失的评价也有多重角度，此外，经历过魏玛共和国时代并从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也绝没有可能从好的方面来描述那个时代的事情，他们从那些追随魏玛共和国的人身上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恐怖背景。迷失的内涵与当时实际发生的“错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只是海德格尔，凡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中看到了“具有行星规定性的技术与近代人类的际遇”的人，都认同国家社会主义，这些人当时并不读什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而是读意大利未来学派的一些著作，对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是不同的两回事。这个迷失与那些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错乱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错乱的事情发生在盖世太保的罪恶行径中，发生在集中营暗无天日的刑讯所，这些事情直接导致了焚烧国会大厦事件，迷失就在于，这些错乱的事情在那些所谓比较重要的地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于在1933年的那个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德国通俗热门诗人罗伯特?吉尔伯特的四行诗令人难忘：
“敲门礼貌没必要
斧头自可以开道
民族裂变为强盗
如同瘟疫吹响了号角”
尽管海德格尔在不久之后就看清了这一“迷失”，然后明显地感到危险加大了，这与当时德国大学的普遍感觉很不一样。并非无数的知识分子和所谓的科学家都这么看，他们在当时的德国还感到养尊处优，他们对希特勒、奥斯威辛、屠杀国民和“种族淘汰”视而不见，而是谈论什么持续的人口缩减政策，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口味不同谈论着柏拉图、路德、黑格尔、尼采，或者也谈论海德格尔、云格尔或者施特凡?格奥尔格，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精神科学和理念史可怕的颓废气象注入一股清流。人们也许会说，这期间若是有所作为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现实，不是在精神性的东西上避免什么，精神性的东西在解决颓废这类问题人从来都一事无成，而是避免观念和“理念”世界中的妖魔鬼怪，这是人们可以做到的，人们抛开可经验的和必须经受的现实不管，把这些实实在在的苦难现实转为纯粹“抽象的”游戏，这些抽象的把戏完全失去了伟大思想家们的伟大思想所赋予给它的坚实性，就好像是瓦楞云一样，一片接着一片，一片叠着另一片，起落伸缩，流转不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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