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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首届“新诗”奖颁布,柏桦:《史记:1950-1976》获奖

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7 編輯

经决定,首届“新诗”奖颁布如下:   
主奖:    柏桦:《史记:1950-1976》             奖金:10000元
新人奖:  空缺
                        《新诗》辑刊编辑部
                                  2014.4.1
授奖词:
诗人的感受力
        论柏桦的《史记:1950-1976》
文/聂广友
夏日曾经很盛大
                     ——里尔克
一,《史记:1950-1976》的之前与之后
1。柏桦这两年的诗中,慢慢显出一种天地清宁,岁月静好的心境,虽然,有时他的加速度还会乍现,但乍现之后,连乍现本身也会归入这种宁静。这种宁境是一种境界,在柏桦的身体里,也有这种岁月静好、人间随喜的逸乐观及闲适理想。他的这种诗,和他早年的诗,是一脉的,更多强调一种和传统的对接,以及试图去激活、恢复汉语曾有的一种记忆。这是他诗的主要一面,也是他诗的主要成就。而且,更缓慢而透彻,我觉得比早年的还好。但这里,我要谈的不是这个,这个也许是我下一篇文章会谈的,这篇谈的是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柏桦身体里有一种强烈的夏天情节(他在多种场合提到过它,他曾经说过,“(夏天)这个词读出来令我颤抖”),那个激情的,偏执于燃烧的,火热的柏桦哪里去了,他又是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才达到了这样的宁境?
2。我发现,用《水绘仙侣》(以下简称《水绘》)去解释《史记:1950-1976》(以下简称《史记》)再正常不过了:
“你用鲜花和水果做的甜点
是光阴的珠泪,是纯粹的美学”
《史记》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纯粹的美学(见后文)。《史记》里有很多场合,也流下过这种“忠贞的泪水”(引自柏桦的《李后主》),如《邮包》等。《水绘》里有很多这种判断句,而这种(判断句)精神,在《史记》里做到了一种极致,具体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美学”。
3。柏桦把《水绘》的逸乐精神注入了《史记》。
4。“我们的恋爱正观渡于江山最胜处”(《水绘》)。美的一种处于极致状态,是危险的。
5。文革里充沛着一种死亡意识,它是危险的,同时也可能是美的。在一种精神高压下,处于一种绝对情境下的美学存在,获得了空前的力度 。
6.“那危险真是新鲜,
如悬崖的花枝向风试探。”(《水绘》)
7。同样,文革整个时代,都有可能涌进了老毛的一种美学的強力背景中。
8。他选择材料(如《糖果问题》),会有意思,为什么会有意思,一是这个行动的意思,从艺术的直觉判断(选材),即通常我们所说的艺术判断力。二还是他的意识,即对糖(甜)的记忆(潜意识),还有对此中(记忆之甜)人的记忆,这种带有个人色彩的理想主义美学的判断力。
9.(《史记》)这样的诗,不是写给他人看的,是隐秘的,是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自已。这种满足,可称为一种精神的重归质朴。
10.《水绘仙侣》是杰作,《史记》是更高意义上的杰作。
11.《水绘》用词之奢华,到了一种极境,而且都是直接的,是为了引出《史记》(《史记》更直接)。
12。“啊,正直、微妙,全能的香”(《水绘》),柏诗里的这种香的正直全能的一面,也预示了《史记》美学的正直全能的一面。
13.“这盛世歌舞做成了水绘江山,
也做成了我们中年的繁华——”(《水绘》)
歌舞欢乐,不再是装饰,而是中年的繁华本身,就如同,《影梅庵忆语》成为了冒辟疆的伟业。也因一种对美学的偏好,柏桦写出了《史记》。
14.“富贵人生映照着这夺目的白夜,”(《水绘》)这句诗很危险,因为“突然,我听到了死亡的声音。”(《水绘》),柏桦诗中常会表达出这种强烈的探险的心理冲动,而《史记》就是这样一次孤绝的探险历程。
15.美总是很容易和死亡连在一起,追求美,实是最危险之事。
16.就像我们在《史记》那极端的热情里,也会听到死亡的声音一样。
17.“死亡是一件真事情”(《水绘》),死亡就是美,美就是真。
18.柏桦在《史记》后,又写出了后面一批表现生命静好之诗,这是后话,尤如,经历了《史记》的热情,生命更加缓慢而透彻。
19.只有在这样一种感受中,才会生出事物真实的一面。
20.《史记》里有柏桦美好的童年,少年,青春。
21.柏桦《水绘》的最主要特点是,有情。
22.“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朴素”(《水绘》),这种逸乐实是一种沉醉,一种生命的表现力,一种有情,爱。
23.“这一年春天太快了”(《水绘》),柏桦诗里有这种心理冲动,为了美,随时孤注一掷。
24.柏桦这两年的诗,让我们遥想那少年,而中年,即《水绘》和《史记》。
25.柏桦的力度表现在穿透迷雾时一心奔向的意志上,像小李飞刀,一经发出,平静的空气将颤抖。
26.柏桦在《水绘》注评老杜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这里的喜悦逸乐,表明了它和苦痛的连理,这让人想到《史记》里的苦中之甜。
27.“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
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往事》)
这种慢长等待后的孤注一掷的欢乐,在诸多写张枣的诗中,表达的再明显不过了,因为从本质上讲:
“……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暗自等候你熟悉的脚步。
……
“我的耳朵痛苦的倾听”(《往事》)
而对《往事》倾听的结果就是,柏桦写出了《史记》。
28.“江山最胜处”太对了,“不是江山无限,而是私情无限”。(《水绘》注)
29。柏桦的力度,来自于它神经紧绷的力量,随时准备(“万人摇拥步而来”时)孤注一掷,他的这个姿态里,是有这个张力的。
30.“人不可以无癖,癖是私情,是性命,是生命的活波和自在”(摘自《水绘》注),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大学》曰:“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始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
31.癖好之于诗人,就如同阿喀琉斯之踵,既埋藏了我们的苦难记忆,也保存有我们的根本之力,它让我们坠落,也升华我们。
32。癖好天然携带了真。
33。癖好之真是诗人寻觅到的,和世界真实联接的纽带。
34。癖好生出诗人的独秉,锻造出诗人的形式。
35.我觉得《水绘》达到了我常说到的一种,喜悦的境界。
36。余夏云写柏桦《水绘》的论文题目《挽留与招魂》,太好了,柏桦的诗里有这个风姿,这种风姿在《史记》里,化为一种追忆及重新的抵达。
37.柏桦曾在一篇访谈中说起:“此时我愿意生活在民国初年的苏州、常熟一带,因那里是南社和鸳鸯蝴蝶派的摇篮和圣地呀。”柏桦的这种对中心的维护和深刻获得,让我想起策兰写过的关于杏仁的诗:
数数杏仁,
数数这些曾经苦涩的并使你一直醒着的杏仁
把我也数进去。”
而 柏桦也有自已的梨,柏桦在一首《演春与种梨》里,也写到过这种对中心的强调,演春(这是诗人发明的词语),种梨,这都是他诗中的深度意象,他的中心,因为:
“但如果生活中没有梨
如果梨的青春会老死
如果,如果……
那他就没有依傍,就不能唱歌
38。其实,忠实于自己的中心,是当代之善,这可能不是柏桦的本意,但又是他的本意,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即哲学,艺术到底是为了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只有忠实于自己,才能帮助我们更真实地回到,够到自身,回到一种对它的最本原诉求的切近。当一种绝对正确的政治生活、或一种公共道德(如一种现代性的普世价值观),向我们产生出压力时,柏桦的这种忠实,又会显岀它的力量,这种真实的忠于自身的的感受,于这种公共政治生活,公共道德的自我纠正本身,始终是一种最有效的内省力量,从而让我们从单纯的对这种政治生活及公共道德的强调中,回到一种人的对自身的古老诉求。
39.柏桦也谈到过,对中心的维护所需要的一种勇敢,“我认为一个诗人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勇敢。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做得还不够。我不及格。我说的那种勇敢,真正很重要,并非滑稽,闹剧式的,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直视、担心、不屈。他当然应该与众不同,在这一点上我是守旧的,我是浪漫主义意义上的造反派。雪莱、波德莱尔、包括艾略特,也是造反派。庞德也是造反派,但在中国我觉得诗人还应该更勇敢一点,包括我自己。中国诗人还没有产生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勇气。这是一种传统上很少的勇气。这并非写作。写作不难,只要你在写,只要你是个诗人,你就能写。……仅仅锻炼还不够,还需要一种很虚幻、一时难以界定的东西,我们哪怕知道它虚幻也可以。诗人本来就是跟幻觉划等号的。诗人——他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某种奇异的东西。没有这种幻觉,他不会去表达,他没有必要去写。”而体现在《史记》里的一种浓烈的实验性质,就表达出了诗人的这种勇敢。
40.这里谈的这种中心,更像是一种诗人的原创的来源,原创真正的获得,还需要艰苦卓绝地不断提升它,而一种爱好(癖好),在有效地充当诗人和世界、事物对话的中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柏桦的《史记:1950-1976》
41。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是我这个星期于繁忙的上下班途中的一些感想,一有所想,即迅速用手机把它录音下来,之后整理,所以,行文肯定会有一种说话的语气,缺乏书面语的规范,但这种语气一经形成,再用书面语去修改它,好像又会失去一种当时思索的自然印迹,所以就没有做这个改变,这也是我的一个尝试。另外,虽然只是在短短的几天内所形成,但对柏桦诗的了解,这几年里,在《风月大地》论坛,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积累,就像柏桦说,他的《史记》是在约四个月内写成的,但却积累了八年。但我的这种快,仍免不了又增加的我文章的粗陋。
42.《史记》的每首诗里,都贯穿着一个全神贯注、针尖对麦芒的针对,即有一个东西被针对着。
43.《史记》里有一种由美学来完成的生命力。
44.有一种热情的,执著的,好的东西。既指作者,亦指诗中题材里的人物。当人物真实去面对一个很虚幻的主题时,它显出来一种张力,荒谬感。这种荒谬感被凸显出来了。它孤出的仍是一种美学本身的生命力,在这背景中显得很孤独。
45.美学或美的生命力在面对宏大主题时,显出来的诗意。
46.柏桦曾这样描述诗的气氛:“诗和生命的节律一样在呼吸里自然形成。一当它形成某种氛围,文字就变得模糊并溶入某种气息或声音。此时诗企图去作一次侥幸的超越,并借此接近自然和纯粹……。”而整个《史记》都充溢着这种气氛。这个气氛的孤出,是诗意具有的凭证。
47.它(《史记》)为什么会显出气氛,只能说明,这种美学的顽强的生命力,在它的一种意志力下,一种偏执的意志力的作用下,所有的东西都在向它倾斜,弯曲,向它臣服,向着它,或者说,它的这种东西,在所有的事物里,显得最高贵,如鹤立独出,从而显示出一种秩序,这种由高贵的孤出而显出来的秩序,是这种气氛得以涌现的原因,而这个气氛的主导者就是这个美学,就是这种锋锐的思想。
48.它是君主。
49.或可以这么理解,在这种宏大主题前显示出来的这种荒诞性,预示了一种人类的处境,我们在这种处境面前,所能做的,或还能拥有的,是我们的这种美,艺术,情感。
50.它确实有个东西在里面,横亘在里面,这是确定无疑的,可能,柏桦自已对这种感受力的锋锐,并没有去更多审辨,但这不妨碍他是一个天才诗人,这种感受力和一种思辩力,彼此你消我长,柏桦的天赋就体现在这种感受力上,他的感受意志力确实比一般人强,这是他的优势,胜势。
51.《有些事总是逼我想》等诗中,主人公内心里流下的,实是一种,美学在这种宏大主题面前的“忠贞的泪水”,当然,它不纯粹来自于一种美学,这种美学的触发还是来自于作者的少年情怀,以及对青春美好的一种企求重新抵达。它埋藏在诗人的感受力中,他的感受力里,经验里有这种东西,所以,这种美学的诞生,还是来自于他的感受意志力,来自于这个感受力的被触动。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读这些东西,我全然被它震惊了,这些东西,我原来读过,好,但现在读,更好,而且这么集中,这个集中,在他的每一首诗里有,他的每首诗里都有一个集合之力,他就是这样写的,但在这么多的诗之间,又有另一个更高的集中之力,说明这些诗是成立的,即它的成立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自觉,他写出来了,他依靠他的这个中心,他的天赋,依靠他的这个感受力,他的这个骨子里的癖好,把它点燃了,他的这个感受力,就有点像是艾略特说的白金,它把这个材料(题材)点燃了,他生命里有这个东西,他感受力的这个触动,使这些事物(材料)敞开了自已,在瞬间获得了被采集的角度,而这些东西既是他感受里独有的东西,又是一种拥有着普遍性经验的东西。
52.柏桦后期诗的那种宁静,那种岁月静好的心境,和这个有关系,这是他的感受力的一种有效的超级燃烧,这种热情,让我想到柏桦自已说到过的对夏天的特殊情节,这和他以前诗里的那种华美的,有风姿的,那种很审美的遣词造句不一样,它显得很质朴,简洁,直接,可也“很讲究”,但诗意却反而更加隐蔽,有策略,所有的这些,又构成另外一种美学主张,即它只等待那个诗意的整体出现,我们知道,他身上有那种很审美的东西,比如他说到的对南社,鸳鸯蝴蝶派的爱好,而他这个质朴的东西来自于哪里呢,这个质朴,也在他以前的诗里很少表现过,他的诗最有光彩的地方,往往就是那种很华美的句子突然加速度的燃烧,点燃了他的诗,而他这个写法不一样,他的这个质朴之力来自于哪里呢,还是来自于他的感受力(他忠于他的感受力,这个是勿用置疑的),他的童年记忆,来自于他的感受力和那种话语体系的结合,和一种文革话语体系的结合?或者,它可能正是来自于“很讲究”本身,出于一种营造文本气氛的需要,如此,这个质朴就显得有了一种现代性的实验意味。
53.可以这么说,整个《史记》,柏桦都处于一种高度的热情的偏执中,他的精神的这种亢奋,让整部《史记》都处于类似于夏天的,这么一种精神气氛中。
54.体现在《史记》里的这种精神气氛,很难捉摸,实是一种诗意的轻,我常说,诗意贵轻,不贵重,它反而是一种充盈,这种诗意的轻,是一种贵族气质,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更高级、专业、精致的审美意志,因为,一个在诗意上疲于温饱的“平民”,是不需要,也发展不出这种讲究、纤细的品位的,只有感受意志力更专注,对美的区分甚至有洁癖的时尚贵族才能够到它。
55.《两代兽医》这首诗,它让人想到劳作,想到人的在大地之上的一种劳作,这种劳作是独立的,它完全可以独立于任何的政治学而自立,这种劳作的美是不言而喻的,让人想到人的在大地之上的诗意的栖居,让人想到这种栖居实现的可能。
56.可能,这些东西,要比《明清笔记》更好,他撬动的是整体,他找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事物(或者说,他表达出来的是一个完整的事物),他的感受力依托它(材料),撬动了这些事物,他的进入是深刻有力的,气氛的孤出,诗意的获得,是撬动(进入)事物的凭证。这种撬动,实是他的感受力的一种获得。《明清笔记》里,那个感受力更细锐、沉浸,诗的每一句里都有,感受力着力的是每一个字词、句子,感受力也是丰盈的,但就力度来讲,就深刻度来讲,就表达的诗意的完整性来讲,我觉得还是《史记》更好,《史记》里的这种由撬动整体事物而体现出来的诗意,可能来自于材料本身,但也可能来自于一种感受方式的不同。《史记》是他感受力的一个集中的,更有谋略的,甚至是更奢侈,也是更有效率的耗费。
57.就像人们讲的语言是自觉的,那么感受力也是自觉的,它找到了这么一个感受事物的方式,他的感受(方式)里有这样一个整体概念,体现在《史记》里的这种诗意的整体感,隐蔽性,这种诗意表达时的独特性,可以说,是《史记》最大,也是最基本的技艺特征,感受力获得了这样一种在每首诗里的,孤注一掷的一次性的释放机会,江弱水说柏桦《水绘》的写作是一种中年野心(《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那么他的这种野心,在《史记》里,就是给自己的感受力,找到这样一个突破口。
58.而比如,《两代兽医》这首诗,它的诗意是如何产生的,诗性又是如何抵达的,体现在哪里?它有一种单纯,有一种意志力高度集中的东西,它在寻觅,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它的这种像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既有着显示在主题里的细致的区分(如两代人对兽医的分别的不同的理解和表现),这种区分表现在对美的感受方式的不同上,也表现在对美的具体表达上,这种区分,使它的力度更有层次了,而这种层次是深刻的具体表现,但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可它的这种诗意是如何出来的呢,它的这个诗意叫什么?
59.它这里还是显示了一种美学意志的强大,它的存在,在这里是唯一的,是孤独的,它预示了一种美学在这种荒谬背景下,也谈不上荒谬,就是说,这种行动本身,这种要去学兽医的行动本身,其实代表了人的一种愿望,愿望越单纯就越崇高,越有力,他只想着这个东西,他没有更复杂的考虑,他的这样的一个想,一个行动,一个大地之上的劳作,因其单纯而更显崇高,是庄严的,他的这种崇高庄严的东西,在一种世俗的表现里,它显出了它的张力的一面,或者说,在一种极其世俗的场景里的崇高的具有,使得这个世俗化的题材改变了性质,它提升了我们生活的境界,因为人类的这个崇高的美德,它提升了我们生活(生命)的质量,它指引了我们生活的道路,给了我们信心,它是一次理想主义的绽放。
60.那么这种单纯的东西,在文革的这种话语体系下,它是有的,精神的力量,文革让我们活在一种精神里这也是一种单纯吗,不,这种从外部来的力量其实是一种扼杀单纯的力量,它和我们这里讲的,人的在一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迸发出的单纯之力是相反的,后一种力量是我们身上固有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它是善的,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粗暴的话语体系下,这种单纯是好的,单纯就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它就是自由本身,这种自由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显出来的张力,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我是说,这种很荒谬的话语体系,它的这样一种对精神的垄断,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也会产生出单纯,可这单纯是它产生的吗,不,单纯是固有的,本来就有,或者不如这样说,它的这种话语体系,使得单纯以这样一种方式产生了,在这种荒谬的场景下,它,单纯诞生了,就是说,即使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下,也有着的美的生长,它预示了美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一个寓言,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哲学,艺术,都是为了解决人的必死的问题,人的在一种孤独场景下所产生的东西,给了我们一种参考,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荒谬背景下的单纯,它甚至给了我们一种喜悦,这种喜悦是有的,文本中也表达出了这点,这就给了我们的人生予另外一种重新抵达的机会。
61.可以这么说,《史记》整个的这本书里,基本上都是在表达这样一种单纯而崇高的生命力,这种最接近我们肉体本身,也最接近我们精神的一种本原生命力,我们所有的哲学,艺术,都是为了要提高我们这种生命力的诉求,而表达在柏桦《史记》里的这种原始冲动,可能来自于他的少年或童年,它藏在他最私人的记忆里,并伴随着人的成长而成长为柏桦之所以是柏桦的事物,这种秉有,诗人一直保存在记忆的深处,诗人只有忠实于它,依托它,经过爱好、癖好的联结,经过作用于癖好的力量,不断提升这个找到的发力点,更新自我,从而找到一个和世界真诚对话的可能,在提升这个与事物对话通道的过程中,技艺得到了锻炼,他的这种记忆,他的这种关于更早岁月的回忆,他的这种隐蔽的生命意识,得以复活了,并以一种更新颖的面目激活了自已,给了作者一次重新抵达的机会,而这种惊心动魄的重新抵达,便产生了诗,它是喜悦的,所以,《史记》不像一般读者所期待的那样,是反讽,批判,它不是,当然也有(如一种愚昧),但主要还是赞美,它有着作者关于青春的很复杂的回忆,它赞美的是单纯而高贵的人性,它甚至是一部人的颂歌。
62。就是说,在这样一种高压环境下的,一种人的曾存在过的原始而单纯的愿望,这种经验,它的本质,在我们的体内保存有,诗人通过他的独秉,深入到了我们的意识、经验深处(这不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深刻吗),再次抵达了事物的本有,他只是把他感受中、经验里有的东西,通过已锻造出的,诗人的独有的形式,老实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和事物真诚交流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作者的对自已感受力的忠实,他只是写出了他真实拥有的东西,也许诗人自己没有这个自觉,但从文本的这种心理结构分析来看,我觉得确实是有的。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所有的这种艺术的原动力,这种本原的创新,可能都来自于我们的童年甚至于更遥远的一种记忆,我也经常讲到还乡,经常讲到,家园就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去唤醒我们曾有的,对家园的记忆,家园就在我们的意识、语言深处沉睡,我们是否有能力深入,并够到我们这种陌生又亲切的经验,这种力是最深刻之力,也是我们所理解的深刻的最本原的解释,而关于诗人是如何通过自己的爱好,癖好,以及如何通过对爱好的作用,找到和事物对话的通道,是我们能否达到真诚的关键,我常说,现代人的感受力已衰败,无力还乡,无力感受到完整的事物,无力和事物达成有效真实的交流,无力说出真诚的话语,所以,在这样一种境况下,我们只有通过忠诚于我们的感受力,通过癖好之真(最为关键),锻造出我们的形式,从而进入事物,并和事物达到一种真诚的交流——互相说出真实有效的话语,在这方面,我觉得柏桦的诗,做出了一个示范。
63。而《史记》里的一种对气氛的专注,也使得整部书显出很浓烈的实验性质,这种由对气氛的专注而产生的一种诗性,微妙而暧昧,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诗吗?比如奇特的《更名记》(仅作为一个例子),它的诗性体现在哪里?一般人是很难会被触动的,而这种触动之难反而让我觉得,它是最私人性质的,它埋藏了诗人最难以说出的一种隐晦,它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言说,我这里并不是说,这首诗有多么好,而是说这样一种方式,这首诗中所隐藏的一种文本心理,可能保存着柏桦式的最独特的能量,他的对这种能量的所有记忆,就在于这种暧昧之中,《史记》诗的主要能量,可能都会和它相关,因为,诗人往往正是被这样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东西决定着,它如此陌生,又如此亲近,以至于我们晦莫难言,它埋得越深,力量越大,就是在这样一些名称,这样一些事物身上有的一种味道,触动到了柏桦,赋他予触摸之重,他在这种勇敢地形式里,埋藏了他的内心冲动,这种忠实于自己感受力,癖好,忠实于自已中心的心理,显示出了一种诗人的单纯,这种单纯让人联想到《史记》里的那些单纯的人物,这种比较很有意思。我觉得这种单纯是诗人的性命,它反而会让诗人于癖好之真里获得一个角度,事物在被获得的角度里敞开,角度的获得,预示着进入事物的可能,而这正是艺术的真谛。甚至可以这么说,本质上,没有《更名记》,就不会有《史记》。
64。另外,在柏桦的这种单纯里,还有这样一种意思,即柏桦在写《史记》时,可能并没有一种如上文所提到的生命概念,他不大强调这种道德感,他更多着迷的还是这种诗意的气氛,这种春春记忆的气息,以及由此昭示出的一种美学,而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对自我中心的偏执。
65.关于这种气氛,柏桦曾经如是说到过:“气氛可是最上乘的东西呀,而且很难写出。”只有作者和事有一种亲近,诗中才会涌现,因为,它是一种重新抵达的喜悦。
66。而关于一种童年、少年的记忆,柏桦在一些诗中直接提到过,如在一首《1966年夏天》的诗中,他曾从这样一种纯美学的角度,说出那个特殊的年代: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67。而在他诗中罗列的事物身上,多携带了诗人的心灵印痕,他曾在《首战平型关》,如是表达过对连环画的的一种敏感: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否喜欢这册连环画?
或许喜欢吧
因为封面有一挺正在扫射的机关枪,
因为另一个拿驳壳枪的八路军显得很大
而我又很小
而那一年是1966
68。而在另一首 《说小人书》 里,这种记忆的美好,还扩及到一种少年的青涩情怀:
而我小时候的一个秋天,只看《枪挑小梁王》
(和她一起看,消磨着一个又一个放学后的下午
而如今她在哪里呀……)
69.(承前文) 我们不能这样说,是这样一种话语体系,它是生出单纯的环境。而是说,这样一种东西在一种很艰难的环境下,它仍然是有办法抵达的,仍然有办法保存这种善,这是人类得以自立的一个根本,我们所有的哲学,艺术,都是为了唤醒、保存好这些善的,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并不断发展它的一种可能性,从而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些最根本的东西,它是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德性,它是人类所有诉求的根本,当它达到一种很高的水平时,这种根本,会在一种很好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活中,达到一种最大值,但这种达到也只能是一种人类的梦想,不一定能够实现,但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而不是反过来,去建立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类似于最后真理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再从后者去规约前者,这是一种倒置,而一种人类身上固有的生命力,就反映在这些对最基本诉求的表达中,我觉得在柏桦的《史记》中,他向我们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
70. 他们(《两代兽医》里的兽医)展示了人类在这样一种话语背景下的,真实的生活、精神状况,他们身上的这种单纯是真实的,他们在做着一件貌是很荒谬的事情,人类在一种很高贵单纯的意志的驱动下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它绽现出来的是美,是艺术的真谛。这也是一个寓言,人的高贵、力量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浓缩的场景,通过这样一个图景来展现的,就是说,人在一种很高贵很崇高的行动力中,去做着很荒谬的事情,那么,荒谬就不是荒谬了,就是说,人类的整个的进行,人类的整个历史,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他就是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做一些不可思议的艰难的事情之时,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显现了。他也是孤独的,是无可奈何的,这种无可奈何,可能我们知道,而大多情况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比如这个兽医,以及《史记》诗里的很多人物(如《热爱》里的战士等),他们并不知晓这种荒谬性,但他们还是在做,他们的这个劳作里,不就蕴含了一种悲剧意味吗,这是人类的一种悲剧,这个悲剧显示出了我们作为人的存在,也显示了人的行动的艰难,在这个艰难中,我们还是很单纯地要去做兽医,要去料理这头牛,(去扶这个镜框),这个事件表达出的力度,这个诗意,在柏桦的《两代兽医》一诗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从整个《史记》来看,可以说,柏桦都是在做着同样一个事情。
71. 他(《两代兽医》里的兽医)要去做它,是无可奈何的,但关键是,不管我们多么无奈,它这个事情摆在那里,他有这个事情,就要去面对它,去做它,这是困扰我们人性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境遇,这种面对,是多么勇敢,是一种有为,有可为,它到底会显出什么样的力度来。它这样的行动本身,又携带了怎样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它的艰难,但仍要去直面它,这不就是一种最大的现实吗,这不就是体现了美是正直全能的一面吗,一种直面现实而产生的勇气,不就是对我们处境的最大的反思,以及对我们这种行动本身的一种深刻的试图理解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只要你往前走,你就会碰到它,敢不敢去碰,以及我们在碰它时,所能呈现出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柏桦在他的诗中,也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生动、深刻的揭示。
72. 柏桦在《史记》的后记中说,他在写这个题材时,只力图做到一种客观,他说尽量不动用任何的个人情感。我觉得,说客观不如说真实,这些材料只有置于柏桦个人的感受力背景中,他才能够到它,抚摸到它,赋它予触摸之重,从而做到一种增加,撬 动诗意,这种材料于背景中的存在,是这个材料获得重力的根源,如文中所述,这还是要归根于柏桦的个人感受力,他也知道,有一次,他如是对我说起过一个好友,“我的技术可能不如他,但我的感受力比他好。”
(附:这个句子(里的内容、事件)有何特别吗?无。再日常(平常)不过,但为何我还是写下来呢?因为它触动了你,这个触摸因此被携进了句子里,触摸之重加给了事物,赋后者予日常之上额外的增加,正是这个增加撬动了杠杆,产生了诗意。(拙作《边界行记》)
73。关于这个感受力的背景,我曾经如是说过,诗人最大的技艺,就是培育一个“化为了诗歌柔和的黑暗中心的硬物”,说的就是它,它 在诗中形成一个神秘的中心,一个独特的美学存在,暗中导引,调控着这些材料,从而形成语言的旋涡,诗意的气氛。
74. 而关于诗的真诚,我曾经在一些场合和柏桦争论过,柏桦不大喜欢诗人强调真诚,认为强调真诚不如强调技艺,并认为技艺不好的诗人都是不真诚的,但是,柏桦诗却给我们做出了真诚的典范,他通过忠诚于他的爱好,癖好,又由于后者,它们和真诚有着独天得厚的亲近关系,柏桦锻造出了他的形式,所以我说,形式就是真诚,是诗人的根本,是诗人最大的技艺,在一种人的感受力衰败的时代,只有锻造出这样一种形式,在这样一个独有的通道中,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事物,并重新抵达自已,才有可完成一种和事物有效真实的交流,才能做到一些真诚的可能,并和事物更好的相融,所以,我也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真诚是一种诗的天赋。
75。孤独感的匮乏,于当代艺术及原创精神而言,是致命的,而在《史记》中,我感到柏桦幸运而完整地享有了一种孤独。甚至,这种孤独也包括《史记》写出后,诗人收到的一些批评的声音。
76. 柏桦的这些诗,这些诗中显示出来的这种独特感受力,这些诗中所体现出来的诗意的整体感,以及它的古典气质,让我想起卡瓦菲斯。我们说卡瓦菲斯的语言是一种简洁,是一种对古希腊传统的试图激活,恢复。它来自于一种更古老的记忆,当然,这样一种重新的抵达,也会产生出喜悦。
(附:卡瓦菲斯能写这样的诗,在于他的感受力倾向于那个点上,从绝对意义上讲,从大多数来讲,这无诗意,亦构不出一个矩点,但卡氏卓越的感受力感觉到了它,来自于他的被触动,因此说,是感受力的方式决定了修辞方式,一种古典的感受力,一种古典的审美气质,决定了这样一种卓越的诗的形式的产生。后来,我又说,卡瓦菲斯这样的感受力,我觉得柏桦身上有。(拙作《边界笔记》)
77。无独有偶,柏桦《史记》的语言,也有着简洁,清晰,节制,直接的特点,但这种语言又因它的”很讲究“,而是全然现代性的,它保证了《史记》诗意的得以完成。我们知道,柏桦强调炼字,炼词,炼句,这里,他置这种锤锻于一个很讲究的角度里,为文本营造出了关键的气氛,这也反映了作者在技术理念上的,一种很新颖的视野。而一种关于字词句本原意义上的锤锻,又是怎样在《史记》里具体展开的,这不是本文的重点,这是后话,不在此赘言。本文说的主要是,作为诗人柏桦的一种独特感受力的具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诗意的独特性,及洋溢在《史记》里的一种饱满的精神性,这些赋文本予一种诗性的卓越,这种精神性,卓越的诗性,甚至让我想到加谬,可它来得这么突然,去得也快,让人觉得,它是新诗史上的一座孤峰。
78. 总之,柏桦的《史记》和他之前的作品表现出了一种不一致性,我们说这是他的感受力的一次像夏天似的超级燃烧。又像是他的感受力的一次诡异燃烧,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喜欢怪的东西,”但其实不诡异,因为他的感受力里有这个东西,这是他感受力两个方面的其中之一。这种不一致性又有着他天然的统一,而说诡异,不如说独特,经过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如同长长夏天似的白日的燃烧,他的感受力的这一方面的能量暂时表达尽了,他完成了,他写出了卓越的诗篇,如今,他可以怀着另一种急切,去表达他感受力里的另一种东西,他的天性有这种不疯魔不成活的劲,但又好像是,经过了这样一次的燃烧,他的节奏不自觉放慢了些,心境更宁静了些,好像在提请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去,感觉,走进那场炫目的夏日似的白日的耀眼的燃烧的光芒里。
79.如上述之原因,我们决定,将首届“新诗”奖颁与诗人柏桦的《史记:1950-1976》。
20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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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8 編輯

挂上
如果冰天兄能能贴上柏桦的原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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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8 編輯

获奖作品:
书  名:《史记:1950-1976》
作  者:   柏桦                 
目录
卷一•1950年代
•1958年的小说…………………………………………………………………   
•猪儿变形记……………………………………………………………………   
•资本家的新生活………………………………………………………………   
•钢之忆…………………………………………………………………………
.南京之铁   
•一九五零年的“裤衩”………………………………………………………   
.摔死幼童………………………………………………………………………
•看戏……………………………………………………………………………   
•一封信的漫长旅程……………………………………………………………   
•一块面包………………………………………………………………………   
•干部下乡论猪棚………………………………………………………………   
•说小人书………………………………………………………………………   
•1953年的婚姻状况……………………………………………………………   
•好笑的声音……………………………………………………………………   
•食堂……………………………………………………………………………   
•史沫特莱………………………………………………………………………   
•侯宝林的话或诗………………………………………………………………   
•不法奸商的五条毒计…………………………………………………………   
•武汉被盗物质清单……………………………………………………………   
•1952年的五条……………………………………………………………………   
•1952年的“三了”……………………………………………………………   
•信上结婚………………………………………………………………………   
•另一个“野人”获了新生……………………………………………………   
•老弱孤寡户怎样生活…………………………………………………………   
•大猪……………………………………………………………………………   
•1957年的人性化监狱…………………………………………………………   
•华罗庚在1957的两个细节……………………………………………………   
•反革命罪犯王澄被处死………………………………………………………   
•第一枚早稻高产“卫星”发射纪实…………………………………………   
•再观麻城………………………………………………………………………   
•广东穷山再急追………………………………………………………………   
•夜战绝杀,奇迹诞生…………………………………………………………   
•徐水!徐水!…………………………………………………………………   
•梁伯太…………………………………………………………………………   
•抒情……………………………………………………………………………   
•顺德人入人民公社提出五不带………………………………………………   
•红旗人民公社的食堂制度……………………………………………………   
•旧闻抄录………………………………………………………………   
•杨钟键如是说…………………………………………………………………   
•为改造而游行…………………………………………………………………   
•规划二条………………………………………………………………………   
•一个“共产主义暑假”在北大开始了………………………………………   
•粪之美,粪之思………………………………………………………………   
•全国到处麦田化………………………………………………………………   
•喂郎猪…………………………………………………………………………   
•诗中国…………………………………………………………………………
.毛主席的誓言
.毛主席发现了谁最聪明
卷二•1960年代
.一猪一年产百仔……………………………………………………………
.14岁的反革命………………………………………………………………
.一份刘九珍大爷写的检查…………………………………………………
.战胜干旱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对中山医学院的批判…………………………………………………………
•不爱红装爱武装………………………………………………………………   
•论文写作在中国………………………………………………………………   
•坏人被杀………………………………………………………………………   
•在荒年,我看见…… ………………………………………………………   
•于振善…………………………………………………………………………   
•六十年代上海三异人…………………………………………………………   
•1963:印度战俘的优美生活…………………………………………………   
•短讯若干………………………………………………………………………   
•大庆精神的一个生活细节……………………………………………………   
•“毒”粽子的启示……………………………………………………………   
•掏粪工人刘同珍………………………………………………………………  
.毛主席的感伤
.二行
.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
•有意思的话……………………………………………………………………   
.为何喜欢《首战平型关》……………………………………………………
•毛主席像章……………………………………………………………………   
•一些有趣的事…………………………………………………………………   
•更名记……………………………………………………………………………   
•香港“文革”小报名录………………………………………………………   
•自虐狂陈善斋…………………………………………………………………   
•新媳妇被当场染红……………………………………………………………   
•女社员星夜积肥………………………………………………………………   
•杂记:日常的政治……………………………………………………………   
•课程表…………………………………………………………………………   
•赤脚医生小像…………………………………………………………………   
卷三•1970年代
.一瞥
.这首诗难懂吗
•教育与宣传从一枚硬币开始…………………………………………………   
•菜场夜市………………………………………………………………………   
•工基课…………………………………………………………………………   
•什么,我是你儿呀……………………………………………………………   
•决裂与扎根……………………………………………………………………   
•女建筑工………………………………………………………………………   
•女兽医…………………………………………………………………………   
•女老师…………………………………………………………………………   
•有些事总是逼迫我想…………………………………………………………   
•王大妈与《资本论》…………………………………………………………   
•糖果问题……………
•八小员…………………………………………………………………………   
•虾子的事………………………………………………………………………   
•语文考试题……………………………………………………………………   
•两代兽医………………………………………………………………………   
•江青的两件事…………………………………………………………………   
•姚文元的居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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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8 編輯

卷一 1950年代
1958年的小说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我们曾除四害讲卫生。(1)
             ——题记
一、引子:顾有昌
远在1952年夏,
搬运工人顾有昌
为了社会主义的清洁,
消灭了麻雀4723只,
苍蝇90斤,
蛹25斤10两,
蛆31斤。
这骇人的战果全由他细腻的计划得以实行:
清晨,他把两个蝇笼放入厕所和菜场,
那笼里放些腥臭的鱼肠、梨皮、虾壳;
晚间,他轻快地取回笼子,
就这样他每天斩获半斤苍蝇。(2)
但他也有焦躁的时刻,
那是在捕鼠时。
他必须动用更多的手段,
比如用滚烫的开水浇鼠洞。
如此这般,他日复一日必忙到深夜。
可他的行为并非孤立无助,
他影响并带动了全体运输大队家属,
不!甚至带动了芜湖、安徽及全国。
今天,已是1958年4月19日。
在人民(3)首都决战麻雀的关键时刻,
我们想起了6年如一日的顾有昌
——这位共和国的卫生模范。
二、北京决战
1958年4月19日清晨四时
北京进入战争状态,
三百万人(除病人、残疾人或疯子)
在这一刹那涌上街头。
美形成了蘑菇状的超现实军团,
美在震撼世界。
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
(包括白发老人、家庭妇女及三岁幼童)
在8700多平方公里内,
舞动锣鼓、响器、竹竿、彩旗,
布下致命的毒饵,
当然全神贯注的神射手也埋伏于此。
令人心跳的5点到了。
总指挥王昆仑一声令下,
整个北京全面爆炸。
锣鼓、鞭炮、枪声
以及男女老少的吼声……
人!到处是人!
他们带着严峻的欢乐监视着天空。
假人、草人也翻腾助阵,
在风中亡命摇摆。
看,天空痉挛着乌黑的一大片,
麻雀不能停下,只有飞、飞、疯起飞,
并无端遭受轰、赶、捕、打的人民战争。
战争在百万人的吼声中前进,
“麻雀过街,人人喊打。”
那声音如另一个声音响在人们的耳畔: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疯了的麻雀应声倒下(太疲倦了,
以至于干脆颓废乱死),
另一些却为补充体力食毒米丧身。
(这赖活的下场并不光荣)
而神射手正快乐地拨动手中的冲锋枪,
玩着90年代时髦的“点杀”功夫。
高潮还在继续……
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
解放军也奔赴八宝山支援歼灭麻雀。
总指挥、副指挥流着热汗驱车狂奔,
同时不忘鼓励儿童活捉麻雀,
以做反面教员,警戒其他害虫。
战争在酣畅淋漓中接近尾声。
天坛地区,30个神射手灭麻雀966只、
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
仅两小时毒死麻雀400只。
宣武区陶然亭2000居民
以另一妙法将麻雀哄赶至陶然亭公园
歼灭区和游泳池毒饵区
歼灭麻雀512只。
在海淀玉渊潭三千兵马从水旱两路夹击
麻雀,将麻雀赶到湖心树上,
神射手愉快地驾着小船,集中射击,
众麻雀纷纷射落水中。
傍晚,老人和儿童累倒了,
开始养精蓄锐,以迎明日之战。
青年突击队却杀气不减,
他们去树林、城墙、房檐,
四处掏窝、堵窝,捕捉垂死的麻雀。
万事总有结束,十时整(夜静春山空)
总指挥下令停止进攻并计数。
在嗒嗒的算盘声中,
北京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其中还包括一个四岁幼童
将鸽笼开放活捉到313只麻雀。
一日的战果在黑夜被载入史册。
但战争还要继续……
因为还有老鼠、苍蝇、蚊子,
以及未死的麻雀令我们头痛。
三、尾声:女社员进澡堂
除四害运动又掀新高潮,
安徽肥光一社的澡堂便是亮点。
这一年5月16日,众妇女集体进澡堂,
女社员终于破了天荒。
风俗的胜利并非易事。
年初公社(4)就定下规矩:
每个社员要半月集体洗一次澡,
当然也定下了男女社员不同的洗澡日期。
但女社员就是不去洗澡。
社领导苦口婆心、绞尽脑汁,
先派出10名妇女积极分子作动员,
解除妇女怕丢丑的顾虑;
接着又鼓动生产队女队长及其他女干部
以身示法,带头洗澡,
最后还实行妇女买澡票的优待办法。
如今,女社员走出思想的误区,
她们说:“合作社为俺妇女办了件好事!”
如今,澡堂已是十分拥挤,
几乎天天都挤满了洗澡的妇女。
                       
(1)1957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了一段振奋民族精神的话:“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毛泽东还在许多地方提到麻雀这种鸟儿。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十分讨厌麻雀的。因为它吃粮食,是害虫。早在1956年,他就率先提出过除四害的运动。四害之首是老鼠,第二就是麻雀,接下来便是苍蝇、蚊子。他还说:“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行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所以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引自毛选5卷,494页)。“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苍蝇。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耗子感到遗憾(耗子也是四害之一)。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即使我们的先哲孔子,也没有下过要消灭四害的决心’。”(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306页)毛泽东还三番五次地提到“麻雀”,可见他对这个害虫是深恶痛绝了。他要坚决把它消灭掉,而且要动员全体中国人起来打杀麻雀。麻雀从此一变为有伦理问题的鸟儿,其“思想道德”开始频遭批判,而批判之音最强力者当属郭沫若,他1958年4月21日发表于《北京晚报》的一篇《咒麻雀》,至今读来仍让我们大开眼界: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毒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但后来毛主席也有些犹豫,因为麻雀不单是吃粮食,也吃那些吃粮食的害虫。为此,“毛静静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从四害中把麻雀取消,把臭虫列为四害之一(耗子、苍蝇、蚊子已在魔鬼的万神殿里占有它们的位置)。”(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麻雀”在中国50年代的含意非常复杂,也非常深刻。由于毛泽东频频提及它(譬如毛最喜欢运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解剖麻雀”,他还说“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一样。”),最后又勉强地取消它,因此是值得我们再次认真思考的。对麻雀的打杀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中国麻雀特别怕人,当它感觉到处于人的威胁时(常常麻雀的判断会失误,把个别人的好意当成了恶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它早已被人打杀怕了),会选择主动赴死。有关这一情形,诗人雷平阳在其诗作《屠麻记》中有极为惊心地书写,下面引来此诗最后四行以作见证:
有一天,我坐在河边,一只麻雀
飞了过来。我想伸手托一下它
想给它找个藏身之所。看见了我
这只麻雀,一头就钻进了波涛。
(参见雷平阳:《云南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第175——176页)
一日无事,翻读拜伦的《唐璜》,在其书中第九歌,又逢着麻雀那被注定的命运,不免在惊骇中感到麻雀也许真是一个神秘的甚至不详的生物呢:
“麻雀的坠落也有特殊的天命,”虽然它
怎么犯了天怒,我们却不知道;大约是
它在夏娃那么痴心找寻的那株树上歇了一会。
(参见拜伦:《唐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618——619页)
(2)不仅好人打苍蝇,坏人也要打苍蝇,譬如:
在同一个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给每一个犯人的任务是一天要打死五十只苍蝇,超额完成任务的超额数可以积贮起来或用来换香烟。(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05页)
毛主席也曾在1963年1月9日这天写下一首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开首五行便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而在一个多月前,即1962年12月26日,他生日这天,还写了一首诗《七律.冬云》,其中结尾处是这样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苍蝇的形象在此可想而见了。而苍蝇的命运在中国已被注定,不是吗,再且看诗人穆旦在其诗篇《苍蝇》(写于1975年初夏)中的述说:
                苍蝇呵,小小的苍蝇,
        在阳光下飞来飞去,
        谁知道一日三餐
        你是怎样的寻觅?
        谁知道你在哪儿
        躲避昨夜的风雨?
        世界是永远新鲜,
        你永远这么好奇,
        生活着,快乐地飞翔,
        半饥半饱,活跃无比,
        东闻一闻,西看一看,
        也不管人们的厌腻,
        我们掩鼻的地方
        对你有香甜的蜜。
        自居为平等的生命,
        你也来歌唱夏季;
        是一种幻觉,理想,
        把你吸引到这里,
        飞进门,又爬进窗,
      来承受猛烈的拍击。
关于苍蝇,我曾于2004年夏天,在一首诗中写过:“苍蝇,两三只,闲闲地飞着,/很清瘦,很干净。/孩子们朝它们喂饼,/一位红色小姐在拍打。”(节选自《在猿王洞》第二节)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诗集《乌拉尼亚》中也写过一首《苍蝇》,“在这只于‘昏暗的灯光’下沿着‘无色的尘土’爬行的苍蝇身上,诗人找到了一个用来比喻死亡和复活的新的象征物。”(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第283页)普希金却在优美的古风中写下另一幕打苍蝇的故事:在浓荫覆盖的乡间别墅一间卧室里,“……老乡绅曾经/整整消磨了四十个春秋,/或望着窗外,或拍打苍蝇,/或者把女管家狠狠诅咒。”(普希金:《欧根.奥涅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7——48页)而当下美国仍活着的大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Snyder)在他的一首诗《给中国同志》(To the Chinese Comrades)中,却以另一种口吻,即生态平衡、万物平等以及环境保护的口吻,提到了中国苍蝇:“毛主席,你应该戒烟。/不要理那些哲学家们/建水坝,种树就好,/别用手拍死苍蝇。”(参见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61——62页)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在他那本满怀期待的书《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3—4页中,为我们画了一幅中国青岛苍蝇的肖像:“这里的苍蝇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灰色的,其出众之处是叮上人就粘住不放。另一种就是所谓的绿头苍蝇,油绿色,迟钝的大红眼闪着兽性的邪恶。这些动物的唯一美德是它们还没有长得像老虎一样大,但就这样已经足以把好多人带到地狱里去了。”那么,除此之外,苍蝇还可能有别的形象吗?我的回答是:有。且看诗人张枣对苍蝇的形上、唯美的思考与书写:
苍蝇
我越看你越像一个人
清秀的五官,纹丝不动
我想深入你嵯峨的内心
五脏俱全,随你的血液
沿周身晕眩,并以微妙的肝胆
扩大月亮的盈缺
我绕着你踱了很多圈
哦,苍蝇,我对你满怀憧憬
你的天地就是我的天地
你的春秋叫我忘记花叶
如此我迁入你的寿命和积习
与你浑然一体,歌舞营营
听梦中的情侣唏嘘
你看,不,我看,黄昏来了
这场失火的黄昏
灾难的气味多难闻
让我们不再跟世界一起紊乱
哦,苍蝇,小小的伤痛
小小的随便的死亡
好像你嵯跎舌上的
另一番滋味,另一种美馔
(3)“人民”一词当然勿需解释,但考虑到特别的语境,还是以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所说来特别解释一下:“在作为头号革命者的毛为拯救中国发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人民’一词进入中国革命之中。‘人民’对毛来说是一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利益竞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序列。他在1949年说‘人民’掌权了,这倒有点实在——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一般人的意愿,并确实在为这些人谋利益。”从此,“人民”的意思越来越扩大,在毛时代,它泛指一切好人,而它的对立面则是“反革命”。
(4)“公社”在古代指官家祭祀天地神鬼的处所: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礼记•月令》。《疏》:“谓大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门闾者。”
  原始社会中,社会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结合形式。如:氏族公社等。
   公社是曾经(1958—1978)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政治经济合一的乡级组织。又叫“人民公社”。毛泽东曾把第一个人民公社取名为“卫星人民公社”。
   公社(commune)一词有许多含义,最早是指中古欧洲自治城镇的组织,其特色是市民拥有一定的权利,包括财产权、行政权等。彼此之间互相协助帮忙。各地区的公社情形不同,有些地区如意大利北部,其自治的力量甚强。中古时代的公社并未形成民主的政治,一般是形成有钱公民主导的寡头政治。后来至近代,此一名词也用于各种其他由人民集合而成的组织,如巴黎公社、人民公社等。
     
                                      
  
猪儿变形记
1958年7月,湖南华容县的猪儿
遭遇科学变形记。
全县生猪的甲状腺、耳朵、尾巴
均被悉数割除,其目的
仅为生猪一日长肉14斤。
但有人开始发牢骚,说:
生活的下酒菜需要细腻的猪耳
与猪尾来点缀,说什么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口感。
但也有人认为人民需要更多的猪肉和力气
(“力拔山兮气盖世”(1)只能从大肉中获得
区区猪耳猪尾何足道哉)
为此,他们欢呼:变形猪是卫星,(2)
它将从华容县发射升空。
(1)出自项籍(公元前232——前202,字羽)的《垓下歌》。
(2)注释见后。
资本家的新生活
公私合营(1)之后,
资本家的前途明确了,
生活也安定了。
有些当了厂长,
有些当了经理,以及
科长、股长、工段长……
还有些经过和平改造,(2)
当上了人民代表。
但学习仍然重要,不可松懈。
新生活的必需品是学马列。
此外,他们还学习政治经济学
及其他文化、业务课。
如此这般,进行脑力激荡。
接着,家庭生活也要求革命。
大绸布商孙敬之的家庭就是榜样。
孙妻王贻芳过去幽居家中,
过着“人闲桂花落”的生活。
六位佣人轮番伺候吃茶、穿衣、走路。
如今,她积极参加街道活动
并在家里开办托儿站,
摇身一变为完美的保育员。
如今,王贻芳感动地说: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属,
作为一个母亲,
再不应该有什么地方不满足了。
(1)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由此引起企业生产关系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
  ①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
  ②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③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见后)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四马分肥”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说法。1953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盈余,其利润分配依照“四马分肥”的方式,即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2)为何说是“和平改造”呢?因为“许多资本家在压力到来时,便默默地很容易地变为赤色了,犹如倒入开水中的龙虾。”(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46页)
                                                         
钢之忆
              为了钢铁,我们曾分秒必争,斤两必抓。
                                         ——题记
                 一
当闻传烈教授开始翻箱倒柜,献出了冬日
烤火的煤火炉,(1)少先队员岂甘落后,
旋即马不停蹄地开进了红领巾炼钢厂。
七月炼钢一身轻,根本不用芭蕉扇。
他们拾废铁、拣木柴、挖淘铁砂、找缸瓦片,
接着又参加砂型、配料、机械管理、吹氧等;
力气大的就抬铁水包、煅造、搪炉子。
初次接近飞溅火花的钢水,七至九岁的儿童
虽有游戏的兴奋但也难免害怕或惊讶。
这时,闻教授就先行一步,与钢共舞,
让孩子们学习如何临驾与把玩钢水的性格。
                二
而医院更积极,医生们甚至停止了睡眠。
他们脱下斯文的白衣裳,扔掉听诊器,抡起
20多斤重的大锤就去砸钢。年轻的女护士
组成了欢乐的运输队,为小小的土炉备粮草,
同时还尽量钻空子,学习盘炉和炼钢技术。
其中最夺目的闪光点是妇产科主治医师张静姿。
她再三向领导要求改一个行业,并指定是炉前炼钢,
她说:“不劳动,我们知识分子就改造不好!”
为此,她断然拒绝了小劳动量的接生工作
决心将身体献给钢铁,直到永远……
                三
钢铁夫妻连天运与贺金花更是义无反顾,当场
抛弃了农业,生产队长不当了,报名上山炼钢。
两人互写了三次挑战书,宣布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要以厂为家,矿山挖不完不下山,铁堆顶不住山
不下山,农村不机械化不下山。从此,二人
披星戴月各自炼钢,还死拼,看谁先流出铁水。
小炉大炉轮番折腾,他们的炉子都流出了铁水。
某一天黄昏,天运外出学习归来,为求挑战的公平,
把炼铁配料的机密主动告诉了金花。而金花
却心疼他没吃饭,就塞给他两个馍馍,哭了起来。
(1)闻教授这一行为是非常天真的,当然也极具感染力。“即使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来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的铁床献给了国家。”(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05页)
南京之铁  
这南京之铁是否充满了东德十一月式的“铁硬的误解”(1)  
不!这是1958年中国钢铁的最初星火——1950之秋,
南京的少先队员们开始全城搜索,他们已宣誓:
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为了逃脱朝鲜小朋友的不幸下场,
为了生产更多的炮弹打击敌人,
我们立志寻铁!寻铁!寻铁!(2)
在乱石堆中,在废墟,泥坑及河塘里
他们为偶拾一枚钉子或一小块废铁而雀跃。
清晨,香铺营小学的少年开进付衣廊荒场拾铁,
煤炭港小学的儿童飞奔至东炮台找生锈的钢骨,
长乐路小学的毛喜才和康苏贵绞尽脑汁
搜集了360斤重的废铁,创下最高纪录。
侦察、搜寻、运输、管理,有条不紊地推进
教师们惊呼儿童的组织天才。
但找不到铁的孩子急得哭并肝胆欲碎,
情急之中开始乱投医,打起了家庭的主意。
老虎桥小学学生陈振升缠着妈妈非让出一口铁锅,
孩子连连恳求:我可以不要一周的点心钱。
母亲被感动了:那就把它拿到学校去吧。
丁家基小学的张玉发在家里翻出许多坏刀、铁锅
共重30多斤,心想这次单项冠军非我莫属。
1951年2月3日,一万多名少年儿童
在南京大学的草坪举行了献铁爱国大会,
大行宫小学的少先队员抬着“献铁爱国”的牌匾
(用一千多个铜元组成的花样图案哩),
满面红光地走入会场,接受阳光下的检阅;
一辆辆装满废铁的汽车,随着迎风的红旗穿过大街,
那可是整整四万多斤废铁呀!这“铁硬的误解”?
——它为南京人民带来了光荣?
(1)“铁硬的误解”出自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诗《东德的十一月》,相关一节如下:
一座石雕在挪动着嘴唇:
城市
这里充满了铁硬的误解
在售货员,屠夫
铁匠以及海军军官之间
铁硬的误解,院士
我眼睛发疼
它们曾在萤火虫的灯光下攻读
                  (李笠译)
(2)有关我自己寻铁的往事,我依稀还记得一点:那是1965年的秋天,我所在的重庆市大田湾小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拾废铁活动。我跟随全班来到郊外的重庆钢铁厂“铁硬的”废品场,一条铁路在此经过,两条细瘦的铁轨锈迹斑斑,我在轨道的碎石缝隙处,会找到一枚生锈的铁钉或一小块扣子般大小的废铁,但我并不兴奋,唯在秋风中边走边观望着周遭寂寥的景致,觉得一阵阵舒心的迷惘,那古怪的快乐,我至今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但我第一次认识了铁轨,以及它很可能或注定将把我带到同样迷惘的远方,那怎样的荒凉的远方啊……
                                    
一九五零年的“裤衩”
“裤衩”本来有一个名字,叫李云山,
因从小在天津河沿各码头做搬运工,
无论冬夏也穿不上一条囫囵裤子,
整日四处蹿游,就混了过穷,
后来人们就干脆叫他“裤衩”
而再不叫他李云山了,
哪怕一九五零年他已过上了新生活
但依旧以“裤衩”闻名。
摔死幼童
1950年,四川南江县乡下一条土路上
一位三岁男孩无目的地走着。
土改工作组人员正好路过
看见这男孩。其中一人问:
“这是谁家的小孩?”
村民回答道:“地主的小孩。”
“父母呢?”
“父母已被枪毙。”
工作组一莽汉冲上去将小儿举起来
狠命摔在地上。
小孩当场死去,无悲音,除那碰地一声。
                                                
                    
看戏
1953年左右,合肥市剧场的宁静常被打搅,
市公安局人员闯进闯出,从不买票,
剧场经理或演员稍有不敬便遭非法扣押。
合肥的看戏人只有怀念毛主席——
有一次,延安大礼堂演戏。剧团负责人
叫大家把前排让出,说今晚毛主席要来。
话音刚落,前排的人都站起来,往后退。
其实,毛主席早就坐定在角落里,一看
大家为他让座,赶紧起身阻止说:
你们不必动,不能为了我破坏规矩。
最终,毛主席拗不过众人,去了前排
坐在了一个小朋友的位子上。
他把小朋友抱在膝盖上一同看戏
休息时,还与小朋友亲切地交谈。
从这看戏的小事可见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可见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多么亲密和谐
而作为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保华等坏分子
他们不走毛主席的路,相反,走在国民党的路上。
                             
一封信的漫长旅程
当理论旅行早已一日千里之时,一封信却经60多人的手
走了101天。1952年4月21日,福州市府秘书处收到
上海大公报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反映福州市某书店出售
观点错误的教育书籍,请通知停售。市府秘书处三天后
才把此信转给市文教局。文教局又交给文化科。文化科
在来信处理回单上批道:已请示文教厅有关部门。5月24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来一复文,附该读者所指“
生活教育丛书”三本,提请市文教局审查。市文教局又转
文化科处理。文化科再拟请初教科同教育通讯社审查,
提出意见后送省新闻出版处。初教科首先签署意见:
“此事与初教科无关。”文化,初教两科又研究了几日,
最后决定送教育通讯社处理。于是又办公文,自下而上
由科员、科长、秘书、局长层层批核,接着又自上而下
发到缮写、收发,交通讯员送出。不料这张公文和三本书
送错了地方,本该送教育通讯社的,却送到了市教育工会。
市教育工会收发员也没看清收件机关名称,就盖印“收讫”
接下来又是层层上送。等到市教育工会发现搞错了,又
层层退到收发室。收发员干脆往抽屉里一丢,不了了之。
再下来便是层层催问。省新闻出版处催市文教局文化科,
文化科催初教科,初教科催教育通讯社。教育通讯社说
没收到,也从不知这事。初教科这才检查档案,发现误送,
赶紧派人去要。但市教育工会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收发
已换了新人,推说一无所知。初教科的人急得死,连忙跑回去
拿来了回单簿核对,最后总算在市教育工会收发室的抽屉里
找出这件公文和三本书。市文教局初教科找回文件后,又不交
教育通讯社,径直转初教研究班研究。研究还未结束,文化科
又取得省新闻出版处同意,叫把原件退回省新闻出版处办理。
于是,文化科在7月28日再次拟稿、核稿、会稿、签发、
缮写、核对、盖印、登记,直到7月31日才由通讯员
送新闻出版处。至此,一场公文的漫长旅行最终宣告结束。
                                    
一块面包
1952年11月8日黄昏,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门口的“民主墙”上,
挂着一块面包,旁书:“同学们请看,这是不是浪费?他的钱从哪里来的?”
推而广之,部分同学洗衣用开水,吃馒头要剥皮并乱扔苹果,
这是不是浪费?钱又从哪里来的?
可任弼时同志逝世前,用的被子还是延安带来的旧被子,补丁重补丁
烂得不能再烂了,真是个“布衾多年冷似铁”(杜甫)
一位守仓库的志愿军战士,为保物资不受损失,用自己的钢盔盖住
欲爆的手榴弹,以手紧捂,其结果是手被炸断。
                                       
干部下乡论猪棚
据《人民日报》1953年2月7日载:最近浙江省农林厅派了四位同志
去杭县瓶窑区大六、七贤两乡了解畜牧工作情况。且看他们如何工作?
第一天,四个人分住大六、七贤两乡。其中二人一到大六乡政府
就对乡干部说:“今天我们两人要画几张表格,不下去啦。”
第二天,到七贤乡工作的两人不知何故也来了大六乡。乡干部
正忙着征粮,没理他们。四人落得清闲,乘机晒了一日太阳。
第三天又乃青天白日,这四人做了什么,谁都不清楚。一位农会主任说:
“反正来了三天,吃了三天,睡了三天。”晚间,四人才找乡干部谈话。
他们开口闭口,言必称“省府”,说了半天,突然提出如下意见:“你们
猪棚的泥和稻草要经常换,要注意清洁卫生,要常挑新泥与稻草进去。”
乡干部一口回道:“同志,你们说的,我们不懂。”
“怎么不懂!泥和稻草要经常换。”四人有些不高兴了。
“同志,我们这里的猪棚是硬棚,全用石板搭的或用石灰浇的,
没有你们所说的那种软棚。乡政府隔壁就有一个猪棚,你们看了吗?”
这乡干部的一番顶嘴,让四人又羞又怒,俨然地说:“都是硬棚!……
唔,你们对畜牧工作太不重视了!太不重视了!省府……”
接着,又气喘吁吁地对乡干部作了一个更大的报告。
                                
说小人书
一些出版社以神怪离奇的小人书毒害儿童及人民
如《纣王宠妲己》、《土行孙招亲》、《姜子牙卖面》
《乾坤剑》、《追魂鞭》等。
但更多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健康的小人书
如《临津江的战斗》、《奇兵突出》、《王海大队》、《张积慧》
《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中华儿女》、《两家春》
《巧媳妇》、《张羽煮海》、《梁山伯与祝英台》;
《夏伯阳》、《攻克柏林》、《金星英雄》、《拖拉机手》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爷爷和孙子》等。
1953年,许多人喜欢看《攻克柏林》(小人书)
他们看了又看,简直可说是百看不厌。
而我小时候的一个秋天,只看《枪挑小梁王》
(和她一起看,消磨着一个又一个放学后的下午
而如今她在哪里呀……)
另一个夏天,我却只看《李逵下山》
并从此爱上了他手中的朴刀而不是双板斧。
       
             
1953年的婚姻状况
这一年婚姻法实行情况遭透了,许多妇女被残忍虐杀:
湖南省桃江县恶婆郭高秋挑拨儿子与媳妇不和,
当媳妇被她儿子用木棍击倒时,她乘机用烧红的火钳
插入媳妇肛门内七、八寸深,媳妇当场被烫死。
湖南省邵东县十三区民主乡妇女积极分子陈端秀
积肥干劲大,超过了一千斤的任务。回家后
丈夫不满她参加社会活动,用梭镖将她刺死,丢入塘中。
湖北省随县郭梅乡妇女徐喜芝因不愿当童养媳,
被丈夫在左腿上刺了六刀,右腿上刺了九刀,第二天
乡干部还开会斗争她,逼令她站了一上午。
除杀、害之外,也有勒索财物的。如松江双城县,
一徐姓农民订婚时,女方向他开了一个清单:
单夹棉干部服各一套,金戒指、金耳环、银镯子各一副
皮鞋两双,白布一百六十尺,人民币一百万元(应换算)。(1)
男方已吓得发抖,女方家长还威胁说:少一点就不上轿。
但四川省壁山县青杠乡搬运工出身的任老汉却有些喜剧,
他与老婆二十年没同过一次床,老婆穿烂衣,打骂是常事,
冬天也不给她被子盖,可他却喜欢上了婚姻法。
有一天赶场,乡干部曾仲文见他抱着一件毛蓝布女式新衣
就问他“你思想改好了吗?”任老汉笑嘻嘻的说:
“人都睡在一起了。这一下我硬是把婚姻法听进去了啦。”
(1)不仅1953年的婚姻如此昂贵,在清朝,“人们曾提到这么一个吝啬的父亲,当他把女儿嫁出去时,要求婆家付给他女儿从出生到结婚所耗费的饭钱,由此传为笑谈。”([美]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1998,第262页。)
                                    
            
好笑的声音
先天道、混元道、白阳道、政字会、安清帮
这些能指不清爽,令我神经麻木
唯有“一贯道”(1)让我觉得好笑——
它总让我想起妇女
想起小时候认识的一个老太婆
孩子们一见她,
就边笑边喊:“一贯道,一贯道”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呢?
现在我才明白
当“一贯道”的发音指向老太婆时
所有的孩子都会莫名的大笑
(1)一贯道,为我国民间宗教之一,又称天道。是非法邪教.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最早的教派可能是罗教,之后分化各种不同教派,一贯道是很晚才兴起的一支。其渊源可溯至清末王觉一。他借用《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及《开示经》中的偈语,建立“东震堂”,接续先天道统。以无生老为信仰主神,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
一贯道被认为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北平的一贯道始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中层以上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20余万人,成为北平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1950年,一贯道作为封建迷信帮会被取缔。
以上是对一贯道的最为简略的解释。此外,读者或许会有一个困惑,即为什么当孩子们朝一个老太婆齐声高喊“一贯道”时,会觉得好笑呢?这其实是因为声音这一魔法,由于我们这群无事可干的孩子是用重庆方言在喊,加上我们一喊,那个平时很沉静的老太婆就立刻显出慌张并生气的样子,这就增加了一种荒诞紧张的戏剧性效果,在如此特别的语境下,我们这群孩子只能莫名其妙的大笑了。
                     
食堂
在工厂食堂的墙上(1951),我注意到一些标语:
抗美援朝卫国保家;
人是铁,饭是钢,做一个生产的钢铁战士;
细嚼烂咽,别忘生产,支援朝鲜,解放台湾;
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把机车保养得好好的;
不要暴饮暴食,吃饭干活都要沉住气;
检查细心,防止事故,驾驶注意,避免死伤。突然,我还听到一个吃完的人在催他的同伴:“快吃呀,吃完了上图书馆看小人书。”
同伴答道:“吃完饭看小人书可爱停食,咱们还是弹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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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8 編輯

卷一 1950年代
1958年的小说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我们曾除四害讲卫生。(1)
             ——题记
一、引子:顾有昌
远在1952年夏,
搬运工人顾有昌
为了社会主义的清洁,
消灭了麻雀4723只,
苍蝇90斤,
蛹25斤10两,
蛆31斤。
这骇人的战果全由他细腻的计划得以实行:
清晨,他把两个蝇笼放入厕所和菜场,
那笼里放些腥臭的鱼肠、梨皮、虾壳;
晚间,他轻快地取回笼子,
就这样他每天斩获半斤苍蝇。(2)
但他也有焦躁的时刻,
那是在捕鼠时。
他必须动用更多的手段,
比如用滚烫的开水浇鼠洞。
如此这般,他日复一日必忙到深夜。
可他的行为并非孤立无助,
他影响并带动了全体运输大队家属,
不!甚至带动了芜湖、安徽及全国。
今天,已是1958年4月19日。
在人民(3)首都决战麻雀的关键时刻,
我们想起了6年如一日的顾有昌
——这位共和国的卫生模范。
二、北京决战
1958年4月19日清晨四时
北京进入战争状态,
三百万人(除病人、残疾人或疯子)
在这一刹那涌上街头。
美形成了蘑菇状的超现实军团,
美在震撼世界。
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
(包括白发老人、家庭妇女及三岁幼童)
在8700多平方公里内,
舞动锣鼓、响器、竹竿、彩旗,
布下致命的毒饵,
当然全神贯注的神射手也埋伏于此。
令人心跳的5点到了。
总指挥王昆仑一声令下,
整个北京全面爆炸。
锣鼓、鞭炮、枪声
以及男女老少的吼声……
人!到处是人!
他们带着严峻的欢乐监视着天空。
假人、草人也翻腾助阵,
在风中亡命摇摆。
看,天空痉挛着乌黑的一大片,
麻雀不能停下,只有飞、飞、疯起飞,
并无端遭受轰、赶、捕、打的人民战争。
战争在百万人的吼声中前进,
“麻雀过街,人人喊打。”
那声音如另一个声音响在人们的耳畔: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疯了的麻雀应声倒下(太疲倦了,
以至于干脆颓废乱死),
另一些却为补充体力食毒米丧身。
(这赖活的下场并不光荣)
而神射手正快乐地拨动手中的冲锋枪,
玩着90年代时髦的“点杀”功夫。
高潮还在继续……
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
解放军也奔赴八宝山支援歼灭麻雀。
总指挥、副指挥流着热汗驱车狂奔,
同时不忘鼓励儿童活捉麻雀,
以做反面教员,警戒其他害虫。
战争在酣畅淋漓中接近尾声。
天坛地区,30个神射手灭麻雀966只、
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
仅两小时毒死麻雀400只。
宣武区陶然亭2000居民
以另一妙法将麻雀哄赶至陶然亭公园
歼灭区和游泳池毒饵区
歼灭麻雀512只。
在海淀玉渊潭三千兵马从水旱两路夹击
麻雀,将麻雀赶到湖心树上,
神射手愉快地驾着小船,集中射击,
众麻雀纷纷射落水中。
傍晚,老人和儿童累倒了,
开始养精蓄锐,以迎明日之战。
青年突击队却杀气不减,
他们去树林、城墙、房檐,
四处掏窝、堵窝,捕捉垂死的麻雀。
万事总有结束,十时整(夜静春山空)
总指挥下令停止进攻并计数。
在嗒嗒的算盘声中,
北京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其中还包括一个四岁幼童
将鸽笼开放活捉到313只麻雀。
一日的战果在黑夜被载入史册。
但战争还要继续……
因为还有老鼠、苍蝇、蚊子,
以及未死的麻雀令我们头痛。
三、尾声:女社员进澡堂
除四害运动又掀新高潮,
安徽肥光一社的澡堂便是亮点。
这一年5月16日,众妇女集体进澡堂,
女社员终于破了天荒。
风俗的胜利并非易事。
年初公社(4)就定下规矩:
每个社员要半月集体洗一次澡,
当然也定下了男女社员不同的洗澡日期。
但女社员就是不去洗澡。
社领导苦口婆心、绞尽脑汁,
先派出10名妇女积极分子作动员,
解除妇女怕丢丑的顾虑;
接着又鼓动生产队女队长及其他女干部
以身示法,带头洗澡,
最后还实行妇女买澡票的优待办法。
如今,女社员走出思想的误区,
她们说:“合作社为俺妇女办了件好事!”
如今,澡堂已是十分拥挤,
几乎天天都挤满了洗澡的妇女。
                       
(1)1957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了一段振奋民族精神的话:“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毛泽东还在许多地方提到麻雀这种鸟儿。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十分讨厌麻雀的。因为它吃粮食,是害虫。早在1956年,他就率先提出过除四害的运动。四害之首是老鼠,第二就是麻雀,接下来便是苍蝇、蚊子。他还说:“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行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所以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引自毛选5卷,494页)。“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苍蝇。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耗子感到遗憾(耗子也是四害之一)。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即使我们的先哲孔子,也没有下过要消灭四害的决心’。”(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306页)毛泽东还三番五次地提到“麻雀”,可见他对这个害虫是深恶痛绝了。他要坚决把它消灭掉,而且要动员全体中国人起来打杀麻雀。麻雀从此一变为有伦理问题的鸟儿,其“思想道德”开始频遭批判,而批判之音最强力者当属郭沫若,他1958年4月21日发表于《北京晚报》的一篇《咒麻雀》,至今读来仍让我们大开眼界: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毒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但后来毛主席也有些犹豫,因为麻雀不单是吃粮食,也吃那些吃粮食的害虫。为此,“毛静静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从四害中把麻雀取消,把臭虫列为四害之一(耗子、苍蝇、蚊子已在魔鬼的万神殿里占有它们的位置)。”(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麻雀”在中国50年代的含意非常复杂,也非常深刻。由于毛泽东频频提及它(譬如毛最喜欢运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解剖麻雀”,他还说“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一样。”),最后又勉强地取消它,因此是值得我们再次认真思考的。对麻雀的打杀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中国麻雀特别怕人,当它感觉到处于人的威胁时(常常麻雀的判断会失误,把个别人的好意当成了恶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它早已被人打杀怕了),会选择主动赴死。有关这一情形,诗人雷平阳在其诗作《屠麻记》中有极为惊心地书写,下面引来此诗最后四行以作见证:
有一天,我坐在河边,一只麻雀
飞了过来。我想伸手托一下它
想给它找个藏身之所。看见了我
这只麻雀,一头就钻进了波涛。
(参见雷平阳:《云南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第175——176页)
一日无事,翻读拜伦的《唐璜》,在其书中第九歌,又逢着麻雀那被注定的命运,不免在惊骇中感到麻雀也许真是一个神秘的甚至不详的生物呢:
“麻雀的坠落也有特殊的天命,”虽然它
怎么犯了天怒,我们却不知道;大约是
它在夏娃那么痴心找寻的那株树上歇了一会。
(参见拜伦:《唐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618——619页)
(2)不仅好人打苍蝇,坏人也要打苍蝇,譬如:
在同一个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给每一个犯人的任务是一天要打死五十只苍蝇,超额完成任务的超额数可以积贮起来或用来换香烟。(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05页)
毛主席也曾在1963年1月9日这天写下一首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开首五行便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而在一个多月前,即1962年12月26日,他生日这天,还写了一首诗《七律.冬云》,其中结尾处是这样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苍蝇的形象在此可想而见了。而苍蝇的命运在中国已被注定,不是吗,再且看诗人穆旦在其诗篇《苍蝇》(写于1975年初夏)中的述说:
                苍蝇呵,小小的苍蝇,
        在阳光下飞来飞去,
        谁知道一日三餐
        你是怎样的寻觅?
        谁知道你在哪儿
        躲避昨夜的风雨?
        世界是永远新鲜,
        你永远这么好奇,
        生活着,快乐地飞翔,
        半饥半饱,活跃无比,
        东闻一闻,西看一看,
        也不管人们的厌腻,
        我们掩鼻的地方
        对你有香甜的蜜。
        自居为平等的生命,
        你也来歌唱夏季;
        是一种幻觉,理想,
        把你吸引到这里,
        飞进门,又爬进窗,
      来承受猛烈的拍击。
关于苍蝇,我曾于2004年夏天,在一首诗中写过:“苍蝇,两三只,闲闲地飞着,/很清瘦,很干净。/孩子们朝它们喂饼,/一位红色小姐在拍打。”(节选自《在猿王洞》第二节)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诗集《乌拉尼亚》中也写过一首《苍蝇》,“在这只于‘昏暗的灯光’下沿着‘无色的尘土’爬行的苍蝇身上,诗人找到了一个用来比喻死亡和复活的新的象征物。”(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第283页)普希金却在优美的古风中写下另一幕打苍蝇的故事:在浓荫覆盖的乡间别墅一间卧室里,“……老乡绅曾经/整整消磨了四十个春秋,/或望着窗外,或拍打苍蝇,/或者把女管家狠狠诅咒。”(普希金:《欧根.奥涅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7——48页)而当下美国仍活着的大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Snyder)在他的一首诗《给中国同志》(To the Chinese Comrades)中,却以另一种口吻,即生态平衡、万物平等以及环境保护的口吻,提到了中国苍蝇:“毛主席,你应该戒烟。/不要理那些哲学家们/建水坝,种树就好,/别用手拍死苍蝇。”(参见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61——62页)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在他那本满怀期待的书《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3—4页中,为我们画了一幅中国青岛苍蝇的肖像:“这里的苍蝇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灰色的,其出众之处是叮上人就粘住不放。另一种就是所谓的绿头苍蝇,油绿色,迟钝的大红眼闪着兽性的邪恶。这些动物的唯一美德是它们还没有长得像老虎一样大,但就这样已经足以把好多人带到地狱里去了。”那么,除此之外,苍蝇还可能有别的形象吗?我的回答是:有。且看诗人张枣对苍蝇的形上、唯美的思考与书写:
苍蝇
我越看你越像一个人
清秀的五官,纹丝不动
我想深入你嵯峨的内心
五脏俱全,随你的血液
沿周身晕眩,并以微妙的肝胆
扩大月亮的盈缺
我绕着你踱了很多圈
哦,苍蝇,我对你满怀憧憬
你的天地就是我的天地
你的春秋叫我忘记花叶
如此我迁入你的寿命和积习
与你浑然一体,歌舞营营
听梦中的情侣唏嘘
你看,不,我看,黄昏来了
这场失火的黄昏
灾难的气味多难闻
让我们不再跟世界一起紊乱
哦,苍蝇,小小的伤痛
小小的随便的死亡
好像你嵯跎舌上的
另一番滋味,另一种美馔
(3)“人民”一词当然勿需解释,但考虑到特别的语境,还是以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所说来特别解释一下:“在作为头号革命者的毛为拯救中国发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人民’一词进入中国革命之中。‘人民’对毛来说是一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利益竞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序列。他在1949年说‘人民’掌权了,这倒有点实在——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一般人的意愿,并确实在为这些人谋利益。”从此,“人民”的意思越来越扩大,在毛时代,它泛指一切好人,而它的对立面则是“反革命”。
(4)“公社”在古代指官家祭祀天地神鬼的处所: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礼记•月令》。《疏》:“谓大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门闾者。”
  原始社会中,社会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结合形式。如:氏族公社等。
   公社是曾经(1958—1978)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政治经济合一的乡级组织。又叫“人民公社”。毛泽东曾把第一个人民公社取名为“卫星人民公社”。
   公社(commune)一词有许多含义,最早是指中古欧洲自治城镇的组织,其特色是市民拥有一定的权利,包括财产权、行政权等。彼此之间互相协助帮忙。各地区的公社情形不同,有些地区如意大利北部,其自治的力量甚强。中古时代的公社并未形成民主的政治,一般是形成有钱公民主导的寡头政治。后来至近代,此一名词也用于各种其他由人民集合而成的组织,如巴黎公社、人民公社等。
     
                                      
  
猪儿变形记
1958年7月,湖南华容县的猪儿
遭遇科学变形记。
全县生猪的甲状腺、耳朵、尾巴
均被悉数割除,其目的
仅为生猪一日长肉14斤。
但有人开始发牢骚,说:
生活的下酒菜需要细腻的猪耳
与猪尾来点缀,说什么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口感。
但也有人认为人民需要更多的猪肉和力气
(“力拔山兮气盖世”(1)只能从大肉中获得
区区猪耳猪尾何足道哉)
为此,他们欢呼:变形猪是卫星,(2)
它将从华容县发射升空。
(1)出自项籍(公元前232——前202,字羽)的《垓下歌》。
(2)注释见后。
资本家的新生活
公私合营(1)之后,
资本家的前途明确了,
生活也安定了。
有些当了厂长,
有些当了经理,以及
科长、股长、工段长……
还有些经过和平改造,(2)
当上了人民代表。
但学习仍然重要,不可松懈。
新生活的必需品是学马列。
此外,他们还学习政治经济学
及其他文化、业务课。
如此这般,进行脑力激荡。
接着,家庭生活也要求革命。
大绸布商孙敬之的家庭就是榜样。
孙妻王贻芳过去幽居家中,
过着“人闲桂花落”的生活。
六位佣人轮番伺候吃茶、穿衣、走路。
如今,她积极参加街道活动
并在家里开办托儿站,
摇身一变为完美的保育员。
如今,王贻芳感动地说: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属,
作为一个母亲,
再不应该有什么地方不满足了。
(1)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由此引起企业生产关系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
  ①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
  ②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③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见后)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四马分肥”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说法。1953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盈余,其利润分配依照“四马分肥”的方式,即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2)为何说是“和平改造”呢?因为“许多资本家在压力到来时,便默默地很容易地变为赤色了,犹如倒入开水中的龙虾。”(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46页)
                                                         
钢之忆
              为了钢铁,我们曾分秒必争,斤两必抓。
                                         ——题记
                 一
当闻传烈教授开始翻箱倒柜,献出了冬日
烤火的煤火炉,(1)少先队员岂甘落后,
旋即马不停蹄地开进了红领巾炼钢厂。
七月炼钢一身轻,根本不用芭蕉扇。
他们拾废铁、拣木柴、挖淘铁砂、找缸瓦片,
接着又参加砂型、配料、机械管理、吹氧等;
力气大的就抬铁水包、煅造、搪炉子。
初次接近飞溅火花的钢水,七至九岁的儿童
虽有游戏的兴奋但也难免害怕或惊讶。
这时,闻教授就先行一步,与钢共舞,
让孩子们学习如何临驾与把玩钢水的性格。
                二
而医院更积极,医生们甚至停止了睡眠。
他们脱下斯文的白衣裳,扔掉听诊器,抡起
20多斤重的大锤就去砸钢。年轻的女护士
组成了欢乐的运输队,为小小的土炉备粮草,
同时还尽量钻空子,学习盘炉和炼钢技术。
其中最夺目的闪光点是妇产科主治医师张静姿。
她再三向领导要求改一个行业,并指定是炉前炼钢,
她说:“不劳动,我们知识分子就改造不好!”
为此,她断然拒绝了小劳动量的接生工作
决心将身体献给钢铁,直到永远……
                三
钢铁夫妻连天运与贺金花更是义无反顾,当场
抛弃了农业,生产队长不当了,报名上山炼钢。
两人互写了三次挑战书,宣布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要以厂为家,矿山挖不完不下山,铁堆顶不住山
不下山,农村不机械化不下山。从此,二人
披星戴月各自炼钢,还死拼,看谁先流出铁水。
小炉大炉轮番折腾,他们的炉子都流出了铁水。
某一天黄昏,天运外出学习归来,为求挑战的公平,
把炼铁配料的机密主动告诉了金花。而金花
却心疼他没吃饭,就塞给他两个馍馍,哭了起来。
(1)闻教授这一行为是非常天真的,当然也极具感染力。“即使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来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的铁床献给了国家。”(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05页)
南京之铁  
这南京之铁是否充满了东德十一月式的“铁硬的误解”(1)  
不!这是1958年中国钢铁的最初星火——1950之秋,
南京的少先队员们开始全城搜索,他们已宣誓:
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为了逃脱朝鲜小朋友的不幸下场,
为了生产更多的炮弹打击敌人,
我们立志寻铁!寻铁!寻铁!(2)
在乱石堆中,在废墟,泥坑及河塘里
他们为偶拾一枚钉子或一小块废铁而雀跃。
清晨,香铺营小学的少年开进付衣廊荒场拾铁,
煤炭港小学的儿童飞奔至东炮台找生锈的钢骨,
长乐路小学的毛喜才和康苏贵绞尽脑汁
搜集了360斤重的废铁,创下最高纪录。
侦察、搜寻、运输、管理,有条不紊地推进
教师们惊呼儿童的组织天才。
但找不到铁的孩子急得哭并肝胆欲碎,
情急之中开始乱投医,打起了家庭的主意。
老虎桥小学学生陈振升缠着妈妈非让出一口铁锅,
孩子连连恳求:我可以不要一周的点心钱。
母亲被感动了:那就把它拿到学校去吧。
丁家基小学的张玉发在家里翻出许多坏刀、铁锅
共重30多斤,心想这次单项冠军非我莫属。
1951年2月3日,一万多名少年儿童
在南京大学的草坪举行了献铁爱国大会,
大行宫小学的少先队员抬着“献铁爱国”的牌匾
(用一千多个铜元组成的花样图案哩),
满面红光地走入会场,接受阳光下的检阅;
一辆辆装满废铁的汽车,随着迎风的红旗穿过大街,
那可是整整四万多斤废铁呀!这“铁硬的误解”?
——它为南京人民带来了光荣?
(1)“铁硬的误解”出自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诗《东德的十一月》,相关一节如下:
一座石雕在挪动着嘴唇:
城市
这里充满了铁硬的误解
在售货员,屠夫
铁匠以及海军军官之间
铁硬的误解,院士
我眼睛发疼
它们曾在萤火虫的灯光下攻读
                  (李笠译)
(2)有关我自己寻铁的往事,我依稀还记得一点:那是1965年的秋天,我所在的重庆市大田湾小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拾废铁活动。我跟随全班来到郊外的重庆钢铁厂“铁硬的”废品场,一条铁路在此经过,两条细瘦的铁轨锈迹斑斑,我在轨道的碎石缝隙处,会找到一枚生锈的铁钉或一小块扣子般大小的废铁,但我并不兴奋,唯在秋风中边走边观望着周遭寂寥的景致,觉得一阵阵舒心的迷惘,那古怪的快乐,我至今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但我第一次认识了铁轨,以及它很可能或注定将把我带到同样迷惘的远方,那怎样的荒凉的远方啊……
                                    
一九五零年的“裤衩”
“裤衩”本来有一个名字,叫李云山,
因从小在天津河沿各码头做搬运工,
无论冬夏也穿不上一条囫囵裤子,
整日四处蹿游,就混了过穷,
后来人们就干脆叫他“裤衩”
而再不叫他李云山了,
哪怕一九五零年他已过上了新生活
但依旧以“裤衩”闻名。
摔死幼童
1950年,四川南江县乡下一条土路上
一位三岁男孩无目的地走着。
土改工作组人员正好路过
看见这男孩。其中一人问:
“这是谁家的小孩?”
村民回答道:“地主的小孩。”
“父母呢?”
“父母已被枪毙。”
工作组一莽汉冲上去将小儿举起来
狠命摔在地上。
小孩当场死去,无悲音,除那碰地一声。
                                                
                    
看戏
1953年左右,合肥市剧场的宁静常被打搅,
市公安局人员闯进闯出,从不买票,
剧场经理或演员稍有不敬便遭非法扣押。
合肥的看戏人只有怀念毛主席——
有一次,延安大礼堂演戏。剧团负责人
叫大家把前排让出,说今晚毛主席要来。
话音刚落,前排的人都站起来,往后退。
其实,毛主席早就坐定在角落里,一看
大家为他让座,赶紧起身阻止说:
你们不必动,不能为了我破坏规矩。
最终,毛主席拗不过众人,去了前排
坐在了一个小朋友的位子上。
他把小朋友抱在膝盖上一同看戏
休息时,还与小朋友亲切地交谈。
从这看戏的小事可见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可见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多么亲密和谐
而作为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保华等坏分子
他们不走毛主席的路,相反,走在国民党的路上。
                             
一封信的漫长旅程
当理论旅行早已一日千里之时,一封信却经60多人的手
走了101天。1952年4月21日,福州市府秘书处收到
上海大公报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反映福州市某书店出售
观点错误的教育书籍,请通知停售。市府秘书处三天后
才把此信转给市文教局。文教局又交给文化科。文化科
在来信处理回单上批道:已请示文教厅有关部门。5月24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来一复文,附该读者所指“
生活教育丛书”三本,提请市文教局审查。市文教局又转
文化科处理。文化科再拟请初教科同教育通讯社审查,
提出意见后送省新闻出版处。初教科首先签署意见:
“此事与初教科无关。”文化,初教两科又研究了几日,
最后决定送教育通讯社处理。于是又办公文,自下而上
由科员、科长、秘书、局长层层批核,接着又自上而下
发到缮写、收发,交通讯员送出。不料这张公文和三本书
送错了地方,本该送教育通讯社的,却送到了市教育工会。
市教育工会收发员也没看清收件机关名称,就盖印“收讫”
接下来又是层层上送。等到市教育工会发现搞错了,又
层层退到收发室。收发员干脆往抽屉里一丢,不了了之。
再下来便是层层催问。省新闻出版处催市文教局文化科,
文化科催初教科,初教科催教育通讯社。教育通讯社说
没收到,也从不知这事。初教科这才检查档案,发现误送,
赶紧派人去要。但市教育工会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收发
已换了新人,推说一无所知。初教科的人急得死,连忙跑回去
拿来了回单簿核对,最后总算在市教育工会收发室的抽屉里
找出这件公文和三本书。市文教局初教科找回文件后,又不交
教育通讯社,径直转初教研究班研究。研究还未结束,文化科
又取得省新闻出版处同意,叫把原件退回省新闻出版处办理。
于是,文化科在7月28日再次拟稿、核稿、会稿、签发、
缮写、核对、盖印、登记,直到7月31日才由通讯员
送新闻出版处。至此,一场公文的漫长旅行最终宣告结束。
                                    
一块面包
1952年11月8日黄昏,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门口的“民主墙”上,
挂着一块面包,旁书:“同学们请看,这是不是浪费?他的钱从哪里来的?”
推而广之,部分同学洗衣用开水,吃馒头要剥皮并乱扔苹果,
这是不是浪费?钱又从哪里来的?
可任弼时同志逝世前,用的被子还是延安带来的旧被子,补丁重补丁
烂得不能再烂了,真是个“布衾多年冷似铁”(杜甫)
一位守仓库的志愿军战士,为保物资不受损失,用自己的钢盔盖住
欲爆的手榴弹,以手紧捂,其结果是手被炸断。
                                       
干部下乡论猪棚
据《人民日报》1953年2月7日载:最近浙江省农林厅派了四位同志
去杭县瓶窑区大六、七贤两乡了解畜牧工作情况。且看他们如何工作?
第一天,四个人分住大六、七贤两乡。其中二人一到大六乡政府
就对乡干部说:“今天我们两人要画几张表格,不下去啦。”
第二天,到七贤乡工作的两人不知何故也来了大六乡。乡干部
正忙着征粮,没理他们。四人落得清闲,乘机晒了一日太阳。
第三天又乃青天白日,这四人做了什么,谁都不清楚。一位农会主任说:
“反正来了三天,吃了三天,睡了三天。”晚间,四人才找乡干部谈话。
他们开口闭口,言必称“省府”,说了半天,突然提出如下意见:“你们
猪棚的泥和稻草要经常换,要注意清洁卫生,要常挑新泥与稻草进去。”
乡干部一口回道:“同志,你们说的,我们不懂。”
“怎么不懂!泥和稻草要经常换。”四人有些不高兴了。
“同志,我们这里的猪棚是硬棚,全用石板搭的或用石灰浇的,
没有你们所说的那种软棚。乡政府隔壁就有一个猪棚,你们看了吗?”
这乡干部的一番顶嘴,让四人又羞又怒,俨然地说:“都是硬棚!……
唔,你们对畜牧工作太不重视了!太不重视了!省府……”
接着,又气喘吁吁地对乡干部作了一个更大的报告。
                                
说小人书
一些出版社以神怪离奇的小人书毒害儿童及人民
如《纣王宠妲己》、《土行孙招亲》、《姜子牙卖面》
《乾坤剑》、《追魂鞭》等。
但更多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健康的小人书
如《临津江的战斗》、《奇兵突出》、《王海大队》、《张积慧》
《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中华儿女》、《两家春》
《巧媳妇》、《张羽煮海》、《梁山伯与祝英台》;
《夏伯阳》、《攻克柏林》、《金星英雄》、《拖拉机手》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爷爷和孙子》等。
1953年,许多人喜欢看《攻克柏林》(小人书)
他们看了又看,简直可说是百看不厌。
而我小时候的一个秋天,只看《枪挑小梁王》
(和她一起看,消磨着一个又一个放学后的下午
而如今她在哪里呀……)
另一个夏天,我却只看《李逵下山》
并从此爱上了他手中的朴刀而不是双板斧。
       
             
1953年的婚姻状况
这一年婚姻法实行情况遭透了,许多妇女被残忍虐杀:
湖南省桃江县恶婆郭高秋挑拨儿子与媳妇不和,
当媳妇被她儿子用木棍击倒时,她乘机用烧红的火钳
插入媳妇肛门内七、八寸深,媳妇当场被烫死。
湖南省邵东县十三区民主乡妇女积极分子陈端秀
积肥干劲大,超过了一千斤的任务。回家后
丈夫不满她参加社会活动,用梭镖将她刺死,丢入塘中。
湖北省随县郭梅乡妇女徐喜芝因不愿当童养媳,
被丈夫在左腿上刺了六刀,右腿上刺了九刀,第二天
乡干部还开会斗争她,逼令她站了一上午。
除杀、害之外,也有勒索财物的。如松江双城县,
一徐姓农民订婚时,女方向他开了一个清单:
单夹棉干部服各一套,金戒指、金耳环、银镯子各一副
皮鞋两双,白布一百六十尺,人民币一百万元(应换算)。(1)
男方已吓得发抖,女方家长还威胁说:少一点就不上轿。
但四川省壁山县青杠乡搬运工出身的任老汉却有些喜剧,
他与老婆二十年没同过一次床,老婆穿烂衣,打骂是常事,
冬天也不给她被子盖,可他却喜欢上了婚姻法。
有一天赶场,乡干部曾仲文见他抱着一件毛蓝布女式新衣
就问他“你思想改好了吗?”任老汉笑嘻嘻的说:
“人都睡在一起了。这一下我硬是把婚姻法听进去了啦。”
(1)不仅1953年的婚姻如此昂贵,在清朝,“人们曾提到这么一个吝啬的父亲,当他把女儿嫁出去时,要求婆家付给他女儿从出生到结婚所耗费的饭钱,由此传为笑谈。”([美]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1998,第262页。)
                                    
            
好笑的声音
先天道、混元道、白阳道、政字会、安清帮
这些能指不清爽,令我神经麻木
唯有“一贯道”(1)让我觉得好笑——
它总让我想起妇女
想起小时候认识的一个老太婆
孩子们一见她,
就边笑边喊:“一贯道,一贯道”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呢?
现在我才明白
当“一贯道”的发音指向老太婆时
所有的孩子都会莫名的大笑
(1)一贯道,为我国民间宗教之一,又称天道。是非法邪教.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最早的教派可能是罗教,之后分化各种不同教派,一贯道是很晚才兴起的一支。其渊源可溯至清末王觉一。他借用《佛说皇极金丹九莲证性皈真宝卷》及《开示经》中的偈语,建立“东震堂”,接续先天道统。以无生老为信仰主神,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
一贯道被认为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北平的一贯道始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中层以上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20余万人,成为北平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1950年,一贯道作为封建迷信帮会被取缔。
以上是对一贯道的最为简略的解释。此外,读者或许会有一个困惑,即为什么当孩子们朝一个老太婆齐声高喊“一贯道”时,会觉得好笑呢?这其实是因为声音这一魔法,由于我们这群无事可干的孩子是用重庆方言在喊,加上我们一喊,那个平时很沉静的老太婆就立刻显出慌张并生气的样子,这就增加了一种荒诞紧张的戏剧性效果,在如此特别的语境下,我们这群孩子只能莫名其妙的大笑了。
                     
食堂
在工厂食堂的墙上(1951),我注意到一些标语:
抗美援朝卫国保家;
人是铁,饭是钢,做一个生产的钢铁战士;
细嚼烂咽,别忘生产,支援朝鲜,解放台湾;
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把机车保养得好好的;
不要暴饮暴食,吃饭干活都要沉住气;
检查细心,防止事故,驾驶注意,避免死伤。突然,我还听到一个吃完的人在催他的同伴:“快吃呀,吃完了上图书馆看小人书。”
同伴答道:“吃完饭看小人书可爱停食,咱们还是弹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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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8 編輯

史沫特莱
来自美国密苏里的女冒险家史沫特莱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朋友;
在延安,在她奔腾的岁月里
她大方地热爱上了一个人。
可惜她只活了53岁,
1950年死于英国。她在遗嘱中说,
要把她的遗物全数交给朱总司令处理
而且骨灰也必须运到北京。
                       
侯宝林的话或诗
1951年初冬,侯宝林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西北宣传
同时写了如下一段:“在兰州,有个搓麻绳的瞎子,
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一百万元(1)——
这是他二三十年积攒下来的钱,一直没舍得花,
现在拿出来捐献飞机大炮了。
在新疆,有一位河南老太太靠编席子生活
听了我们的报告,她说要多编几张席子,
卖了钱买飞机大炮。没过几天,
老太太竟然捐了三十五元新疆币。”(2)
(1)1951年的一百万元,在今天大略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元。
(2)可以肯定这是小钱,但从中可见老太太的心意。
                        
不法奸商的五条毒计
在五反(1)运动中,有些不法奸商为软化我职工
设下五条毒计:
苦肉计、分化计、软化计、调虎离山计、美人计
(1)指一九五二年我国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
                              
武汉被盗物资清单(1)
1952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大盗窃犯贺衡夫盗窃国家物资如下:
桐油、棉纱、棉布、棉花、猪鬃、牛皮、羊皮、五棓子、生漆
当归、麝香、樟脑油、芝麻、木耳、皮油、机油、麻袋、铁桶
等数十种,同时还将大量黄金、外汇及钨、锑、锡、汽油等
走私到香港、台湾、美国,又从印度、香港等地交换回大量的
鸦片、吗啡、海洛英、白面、苏苏等毒品。
(1)W.C.威廉斯有一句很有名的诗观:“No ideas but in things.”意思是:“不要观念(或思想),除非在事物中。”引申来说:“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纳博科夫语)。正是循着威廉斯诗观这一思路,本诗只列出一连串物品名的清单,那就让这些“事物”呈现它的思想吧。
                              
1952年的五条
武汉市奸商严贵堂竟把烂电线卖给志愿军。
三星罐头厂奸商颜玉祥竟用坏肉罐头暗害志愿军。
常香玉捐飞机一驾并愿彻底进行思想改造。
我们发现了美国飞机大批播撒的跳蚤。
中国人民志愿军上甘岭战役已胜利结束。
                           
1952年的“三了”
我们国家的进步是多么快呀!
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多么好呀!
1952,成渝铁路全线通车了。
1952,公费医疗开始实行了。
1952,我国已能自制汽车了。
                  
信上结婚
王春芝和李盛祥从小就在同一家纺织厂工作,
女的在织布车间,男的当保全工。(1)
二人内心欢喜对方,但见面又不说话,脸腓红。
日月如穿梭,太紧张了,也会松弛……
一晃便是1950年。终于在这一年的“五一”
他俩订了婚,并约定第二年“五一”结婚。
定婚那天,二人毫不含糊,开了一个讨论会:
说好明年“五一”的时候,两人必须荣登主席台
戴上大红花,否则就形同路人,各奔东西。
哪知这年冬天,李盛祥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一去朝鲜千里之外,落下王春芝在厂里单打,
似乎少了与盛祥本可同场竞技的欢歌笑语。
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很忙,春芝忙得暂忘了此事
又一晃,1951年的“五一”来了;这一天,
厂里好热闹:十点钟在俱乐部开庆功大会,
晌午参加全市的示威大游行,晚上还开娱乐晚会。
在庆功会上表扬了生产模范,护厂模范,学习模范;
模范们都戴了大红花,王春芝也登上主席台独戴三朵,
大伙见状就想起了她和李盛祥的事来。
在游行示威的高潮,大伙边走边唱“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当然又想到李盛祥和她的事来。
在晚会节目快完时,有人提议让王春芝唱首歌,
可说啥她都不唱;“那就讲一下你和李盛祥的事。”
有人这么一吼,马上得到全场人的赞同。春芝一下懵了
突然刘桂珍猛地站起来说:“报告主席,昨天
我看见她还收到李盛祥的信件呢!让她念念。”
“对,让她念念。”大伙跟着起哄。春芝只得红着脸念来:
春芝:
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劳动节了。你还记得不?去年“五一”的时候,咱们在毛主席像前订的婚。咱俩还挑了战,都表示要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当上模范再结婚。可是,美国鬼子破坏了咱们的计划,我为了抗美援朝,为了咱们的计划,参加了志愿军。……今年又到“五一”了!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我在前天受到表扬,当了射击英雄。你不高兴吗?现在我戴上花,登上主席台了!虽然不是在工厂,可是我认为在战场上当英雄,不是也合乎条件吗?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如果也戴上了花,当上模范,那我们就算结了婚!等把美国鬼子消灭干净,我回国后,咱再“真”结婚吧!
     此致
敬礼
你的志愿军同志  李盛祥
      四月二十三日
(1)纺织厂的工种之一。
主要负责设备的日常维护及简单的维修,如加润滑油,清理设备上的垃圾,更换磨损的备件等。
  
另一个“野人”获了新生
白毛女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这里不说她的故事,
且看另一个男“野人”特三,是如何获得新生的。
特三出生在桂西僮族自治州马山县的一户农家,
1938年,国民党要抓他去当兵,他被逼逃入山中洞里。
从此,人们传说特三疯了并渐渐忘了他的名字;
但有一个地主很坏,用火去烧山洞,特三差一点被烧死。
又被逼无奈,特三只好在荒山间流浪,深夜下山偷庄稼吃。
岁月侵侵……在猛兽、毒蛇、饥饿、风霜的夹击下
特三蜕变为一个蓬头披发、面目狰狞的“野人”。
1949年马山县得了解放(1),特三也悄悄下山来找老乡潘木星
(潘木星是特三唯一不怕见的人)借锄头开了一片荒地,
种些玉米和豆子。但他还是怕人,一见生人就往深山跑。
直到1956年秋,民政干部费尽心机,才把他安置在潘木星家,
发给他成套的新棉衣裤和粮食,还常送猪肉给他吃。
仅仅一月,特三的黄黑脸就初显了红润;同时还培养了一个习惯
——欢喜积肥,他常常和潘木星一块欢天喜地地去积肥。(2)
特三的生活正常了,这个“野人”终于获了新生。
(1)“解放”一词的字典意义,我就不在此多说了。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第173页的另一番解释甚合我心,下面转引过来:“现在中国人使用的‘解放’一词的起源会为我们提供一些了解共产党成功的线索。当红色者谈及解放的时候,一般中国人认为解放是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毛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解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主劣绅、苛捐杂税、高利贷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2)“积肥”和“养猪”在本书中还会多次出现,因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犹如“读报和通奸”被法国作家加缪认为是现代人生活中的两个关键词一样。就连蒯大富及许多其他红卫兵领导人,在城市结束了革命之后,也“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将要用养猪来代替对革命的追求。”(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86页)而积肥,理所当然,也将成为他们革命生活中的一个重点。
此外,“积肥”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一点连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譬如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就在中国晚清看到了如下生动的一幕:
不管在什么时候,一个人赶路时,常会看见一伙伙的农民在路边晃荡,手上拿着铁铲,肩上背着粪筐,正在寻找地面上的零零星星的一些粪肥,当没有其它活儿压着的时候,这便成为中国农民们的主要活计,当然也是农肥的一个固定不变,取之不尽的来源途径。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第23页。)
                                 
老弱孤寡户怎样生活
1955年春,安徽合肥郊区长青蔬菜生产合作社做了安排:
老太婆王克芝给参加劳动的妇女带孩子,每日得两分半工分;(1)
瞎子张兴宾搓绳、车水,每日得7分到8分工分;
老头胡克树和残废人王廷安等看场、看仓库,每日可得2至5分。
以王廷安为例,他1955年2至10月,就获700个工分,得人民币
60多元;再加上11、12两个月收入,足够他吃用。
若有人做轻活仍不能生活,社里就从公益金中拨款来照顾。
完全不能劳动的也由社里包下。譬如老太婆俞少清,她的田地
交社里种,社里每年固定给她450斤粮食、12担草、一些零用钱,
保证她够吃够烧够用。现在,俞少清逢人便笑嘻嘻的说:
“走社会主义的路好,连我这无儿无女的老妈子也有了靠山啦。”
                                       
(1)这是一种劳动报酬以工分计算的制度,称为“工分制”,亦称“劳动日制”,以劳动工分作为计量劳动和分配个人消费品尺度的制度,是以前我国农业集体单位采取的计算劳动者的劳动消耗和劳动报酬的一种办法。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一般由生产队组织,社员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进行劳动并取得报酬。但农业劳动通常在广阔而分散的土地上进行,对劳动者努力程度的监督十分困难。因而,在最终产品收获之前,难以判断每一个工序的劳动质量。所以,生产队普遍采用了“工分制”作为劳动的计量和分配依据。这种“工分制”,以潜在劳动能力为依据,根据性别、年龄为每一个社员指定一个工分标准,按工作天数记录工分数,年底根据每个人的工分数进行分配。
  “工分制”一般用劳动日作为社员投入劳动的计量单位,一个劳动日表明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完成的劳动量。一个劳动日再分为10个工分。实行工分制时,劳动者所得的劳动报酬,取决于他本人参加集体生产所得的劳动工分和工分值的高低。
由于这种分配制度完全忽略了实际劳动态度和工作质量,多劳不能多得,偷懒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对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造成很大的伤害。比如我1975年去农村当“知青”(注释见后),最初每日得3个工分(1个工分值4分钱),后逐渐涨至6.5个工分。由于体力弱,劳动强度大,我有时也扔掉锄头,坐在地上“偷懒”,为此也占了别人不停地劳动的便宜,即别人帮我完成了该由我完成的那一份。
                                             
大猪
1956年3月14日至22日,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规划了
今后十二年发展畜牧业生产的远景(当下人们喜爱说愿景)。
会上,官员们对猪牛马羊的繁殖数目提出宏大要求,其中,
对猪的要求更是宏大,提出至少必需增加到一亿三千多万头。
这宏大的叙事还真落到了实处,养猪热浪迭起并非流于虚无:
江苏无锡蠡涸乡社员张培生就培养出了一头大肥猪,
这大猪肥得无法过秤,简直比曹冲用船秤大象还困难。
但张培生却想到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办法,他用量衣服的皮尺
来测量肥猪的体长和身高,那大猪连头带尾已长达八市尺余,
身高二尺七寸,臀部一尺二寸宽,而背部象张长形的小桌面。
一只七十来斤重的猪和它在一起,只能算是只初生的乳猪。
最后,据他和其他有经验的农民估计,这猪少说也有八百斤重。
                                      
1957年的人性化监狱
一个姓金的反革命犯入狱后才坦白了他的爱人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监狱里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有球赛、电影、京剧等等。
文盲犯人大都参加了识字学习。学习一年一般可认七百字左右,
好的能认二千多字。罪犯郭承柱原来一字不识,现在已可写家信了。
罪犯赵桂月曾犯过急性阑尾炎,监狱医务所给她割除了。
她在墙报上写了一篇稿子,感激人民政府的救命之恩。
                                 
华罗庚在1957的两个细节
华罗庚的大女儿华顺说:她在小时候,有一次摔跤出血,
嚎啕大哭,都没有惊动得了她那正聚精会神地想算题的父亲。
华罗庚为勉励自己和年轻人,曾引用毛主席的话写成了一副对联:
虚心使人进步,学习学习再学习;骄傲使人落后,警惕警惕再警惕。
                                                
反革命罪犯王澄被处死
王澄曾在张作霖手下任保安队长、警察署长等要职。
1927年4月他亲率匪军在东郊民巷抓捕了李大钊等同志,
致使李大钊等人遭绞刑杀害。解放后,王犯隐居沈阳,
我公安机关经侦察将其抓获并由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王犯不服,提出上诉,后经省高级法院审判及最高法院核准,
王澄的反动罪行铁证如山,因此,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于1957年12月12日在沈阳被就地镇法。
                                    
第一枚早稻高产“卫星”(1)发射纪实
当我们来到安徽枞阳高丰社这块“卫星”田时,禁不住惊呼:
天下怎会有这样的稻田!这块田呈长方形,共一亩零四厘二毫,
稻子堆得像稻场,足有二、三尺厚,挤得密不透风。我们随手摘下
几个稻穗一数,最多的一穗340粒,最少的一穗206粒。
这块田是采用二乘三寸密植的,每亩略有十一万蔸,二百四十万穗。
稻株若钢筋挺拔,稻面简直就是沉实的桌面,鸡蛋、足球,甚至西瓜
都可在上面随意翻滚,绝不会掉落地下。当然人也不可能走进田去。
让我们记住这个时刻——1958年8月7日上午11时整,正始开镰;
由于毫无经验,社里只派出六十五人来收割,到12时仅割了一尺余宽。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闵传荣一看这架势,急得直喊:“怎么只来这几个人,
赶快增加人手。”旋即增加到了三百多人,直割到下午六点半才割完。
初打一遍,稻粒未脱尽,第二日接着打,直到下午四点才干完。
8日下午最刻骨铭心的时刻来临了——所有的人都围在过秤的地方,
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双眼紧紧地盯着两把正在拨动的算盘。
“一万四”、“一万五”、“一万六”,“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七斤三两”,
当这最后数字由计算小组吼出时,全场地动山摇,锣鼓鞭炮轰响,
突然,一名社员挥舞起一面巨大的红旗登上一座小山的稻堆尖端,
七、八个摄影师抖颤着并在瞬间的稳定中拍下这永恒的定格。
(1)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人类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当时美苏开始争霸,为了和美国对抗,苏联大力开动宣传机器,宣传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巨大体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视之为社会主义的无上光荣与骄傲.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一方面高兴,一方面焦急,焦急的是中国也要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呀.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其实就是急于求成的一场不幸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在大跃进中浮夸风盛行,各地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比如在广西的一个生产队就把亩产水稻吹到了一两万斤.《人民日报》称之为”放卫星”.得到《人民日报》的肯定后,各地的吹牛比赛达到了高潮。后来“放卫星”或发射“卫星”均指不切实际地吹牛,夸大声势,谎报高产量等。 而其中最大的卫星又是广西发射的,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篇王定写的文章《广西环江曾放最大卫星 水稻亩产竟达十三万斤》(该文发表于《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我个人认为该文涉及当年历史之相关问题十分详实丰富,值得在这儿全文引用,并因此不嫌其长(我的相关诗歌见后:《夜战绝杀,奇迹诞生》):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丰产亩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 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任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6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一、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还只有3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他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茶,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拐(青蛙)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二、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1956年11月5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复环江县委可以搞试点。最近发表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对万里的访问,万里指出,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环江县在全国是最先搞三包到户的,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一方案后来被戴上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三、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四、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 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1.13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五、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5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六、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分)。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 人民勉强渡过了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七、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八、大饥荒,饿死四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 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 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 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 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 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 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 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26%、46.57%、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 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 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九、迫害反映情况的人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 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 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 请(问) 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 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 “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十、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组来到环江 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行。   
十一、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 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80年,有关方面做出决定,给洪华平反。
                                         
再观麻城
那边青翠未改,这边开得更浓,听!麻城捷报刚刚抵达:
据新华社8月12日电:湖北麻城早稻亩产——
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为何?再且听密底如下:
这块田整地共达十次,深耕达一尺以上。
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后施用的肥料计有:
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担、陈砖土四百担、
硫酸铵一百零五斤、过磷酸钙八十斤、水粪肥六十担、
豆饼一百八十斤。另,底肥结合犁地分层施用,
这样一来,就彻底做到了层层叠叠有肥料。
哦,难怪枞阳喘息未定,麻城又一马当先!
                             
广东穷山再急追
又据新华社广州9月4日电:
广东省北部山区又升起一颗刺目的卫星。
它就是连县星子乡田北社的一点零七三亩中稻,
共产干谷六万四千八百四十九斤二两六,
平均亩产干谷六万零四百三十七斤多。
这其中的究竟稍有变化(若中药配剂的微妙出入):
密植前仅深耕精准的一尺,施下基肥塘泥、
草皮泥和绿肥等八千斤(不多也绝不能少),
牛栏粪五百担,和泥土拌匀又施茶麸十担,
草木灰三十担(以上操作仍须精准)。
然后在7月18日(这一天至为关键,
不能提前,亦不能延后,哪怕仅仅一天)
实行最高度的集中密植,整块田共插下
禾苗八十多万蔸,一千多万株。
哦,变化和精准是急追麻城的魔法。
                           
夜战绝杀,奇迹诞生
1959年8月2日晚间,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大队
在一亩一分三厘的中稻田上展开了决战。全社八百多人
组成了犁耙、拔秧(即移植抽穗的禾苗,这是奇招、险招,
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运肥三个大队,连夜突击。
十二人犁耙田,采取压槽法深耕一尺五寸;二百多人
川流不息地运送基肥。拔秧组的社员则用脚犁小心地将秧苗
挖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准备移植。第二天晚上,全社又集中突击
一通宵,结束了移植工作。移植的禾苗因密不通风不见阳光,
禾叶发热枯黄,禾杆发霉变黑,社里当即派人用竹帽日夜替禾苗扇风;
接着又用日间排水夜间灌水的办法来降低田里的温度;再接下来,
又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通过安插在田里穿孔的竹管将风逼进禾内,
再由十二人日夜负责轮流鼓风,并每日用竹片将禾穗拨动一至二次,
使禾苗享受充足的阳光,加速禾苗灌浆黄熟。但施肥又遇到问题,
化肥和草木灰无法施进去,用人粪尿会有渣滓积在禾叶上。
但他们总有办法,不畏折腾,最终想到了根外施肥这一招——
凡是施化肥草木灰或人畜粪尿时,都冲水拌匀,并用纱布滤过,
然后再用洒水壶和竹管接洒水桶来喷洒。在移植的头六天,
每天做一次,六天后隔二三天做一次,直到黄熟为止。为防禾苗倒伏,
他们也非常精细,在移植的同时,就预先在田的周围和中间
打上许多木夯,搭起贴切的竹架,使禾苗随时在风中有所依附。
唉,还要说下去吗,够了。正是通过以上宛转跌荡的工作(并非仅有辛苦)
特别是夜战(请原谅这里再次提醒读者注意),城管人创造了奇迹:
亩产升至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
                                            
徐水!徐水!
徐水在闪光、在夺目,正以山药一骑绝尘,率先突破。
你知道大寺各庄么?毛主席就在这里看过一种粪堆型山药,
即用粪(里面)和土(外面)垒起的一个堆堆,在堆堆上
栽满山药秧子,并插一个竹管直通粪堆,从竹管浇水下去
催动肥料发酵且放出沼气,以培养土层和作物。或用粪
垒成一个长型对称的山坡,沿山坡把土砌成一级级的楼梯,
在每一级楼梯上栽山药也可栽白菜、萝卜。要不就用粪
垒成一个宝塔,再沿塔坡将土砌为一层层环形的阶梯,
在每层阶梯上栽山药又或者是白菜、萝卜。这后面两种
沼气堆的顶部,也依然插入浇水的竹管。这一来,
粪大水勤,再加施钾肥、喷磷肥、洒生长素、打葡萄糖,
甚至还浇狗肉汤(准确地说共灌了四条狗的肉汤),
大寺各庄一亩山药产量便顺理成章高达一百二十万斤。
面对大寺各庄眼花缭乱的搞法,漕庄的刘廷奎展现了霸气。
他说,先让伏天照晒翻开的泥土,然后深掘七尺,
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与好土和匀;施底肥三十万斤;
人工培育的小麦种籽在刚出芽的当口播下,以防备粪大烧芽;
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
用最多最好的化肥追补;播籽一千斤,每平方公分一粒;
每颗长八十粒小麦,如是就直抵亩产十二万斤。
但毛主席还是偏爱徐水的大寺各庄,他去那里注目过的棉花枝
(太粗大了,谁看了都说是棉花树)都已被绑上了红布。
而且每亩施底肥五万四千斤,过磷酸钙一百二十斤;
追硫铵四次,共享一百七十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
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锄八遍,浇水两次,整枝
十八次。另外还搭棚子,晚间在棚顶盖被子,棚下
用电灯光照明,起催生刺激作用。如此这般的手段——
每棵棉长到了八尺高,每颗生出了一百二十个棉铃,
自然亩产五千斤皮棉不在话下。以此类推,1958年
中国棉花总产量已轻松压倒美国。大寺各庄脱颖为王。
                                    
梁伯太
广东农民婆婆梁伯太岂甘当闲人(其实她一天闲人未当过,
99岁时还在社里托儿所工作),1958年,她正好一百岁,(1)
大跃进的生活搅得她内心狂野(但不是抒情),当场就在家中
燃起五个熊熊烈火的大炉灶,每口锅里日夜不停地煮着
翻滚的黄色液体。家已不存在,家已改造成社里的制肥工场,
但她仍不满足于仅“毁家”,当一个黄色液体的制肥人;
她纠缠社主任,非要搞试验田,社主任无奈,只好拨给她
三分五厘田玩。从此,梁伯太田间山上飞起忙,连人影都寻不到。
有一次,整天不见她,社里派人四处搜,急得团团转,天已黑了
突然牧童来报,梁伯太在山中割草烧灰,挑灯夜战,说什么
在制肥方面还要搞一个新名堂。又一天,她亲领《南方日报》
记者团参观她密麻葱绿的试验田。记者问她种的什么品种,
她说她只种“鼠牙占”(2)。明知产量低,为何偏选它?
梁伯太认为“鼠牙占”最好吃,将来粮食多了,人们专吃好米,
不预早想法提高这种米的产量怎么行。梁伯太思维前瞻、回答爽利,
接着还谈到亩产问题,她这块田原来计划亩产二万斤的,
由于和少先队的试验田挑战,提高到二万二千斤;反正要比他们
多一点,说什么都不能输给少先队员,梁伯太念念不忘这个关键。
(1)一百岁的梁伯太不当闲人,并非今人独占,古时亦有之,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在其《香祖笔记》卷一中就写来一条:“门人李少京兆子来先复言曩过汉中,闻南郑县之东有民家老妪,年百二十岁矣,尚强健无恙。李自往访之,云晨往田间栽种,未及见。”(王士禛:《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5页)
(2)“鼠牙占”这一谷种真是名副其实,非常形象,米粒像老鼠牙一样尖细,煮成的饭嫩滑喷香,只可惜这一谷种产量很低。
                                             
抒情
有一个抒情的青年
大学毕业时本可去北京工作
但他选择回了家乡贵阳。
原因是他十分怀念他高中时,
曾走过好几次的一条小径;
那是一条幽暗的小径,
尽头有一座50年代的楼房——
贵阳市科学技术研究所。
他想象在那里工作的情形,
想象每天在那条小径散步,
怀着与世无争的感动,
而且这单位离父母家也很近
多么惬意呀……
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结果当他真的来到这个单位时,
第一天他就觉得有些什么地方不对
是这小径变了味?
还是自己内心出了问题?
一种荒凉的安静在等着他
这一点他免强能够接受,
但研究所门前昏沉的油污
显出一缕缕衰老的气氛,
他看着真想哭。
就这样,他还是努力适应了几天
以期唤回从前的感觉,
但结果却是灰心、厌烦以及无边的痛苦。
                          
顺德人入人民公社(1)提出五不带
一、    不带白旗入社;
二、    不带三类禾入社;
三、    不带落后地入社;
四、    不带有虫害禾苗入社;
五、    不带非共产主义风格入社。
                        
(1)“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之一面,另二面为“总路线”和“大跃进”。这里单说人民公社,毛主席(后简称毛)对它憧憬已久。早在1918年晚春的一天,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毛约同学、好友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到长沙城西湘江岸边的岳麓山,一边游春一边作一次社会改造的探讨。他们热情地谈论并计划建立一个“新村”(新村及新村主义原为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提倡,其实质是一种乌托帮式的共产主义村),期望以新村这个模式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
为建立新村,毛跑遍了岳麓山下每一个村镇,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试验场所,最后他们只得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免强住下来。每天除了自学以外,过着一种脚穿草鞋,上山砍柴,自己挑水,用蚕豆伴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没有多久,新村的生命之火便消失了,毛和他朋友们告别了这浪漫的青春生活,分头下山,各奔另途而去。留下的只是对往事的回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后来,我读到了《毛泽东早期文稿》(此书由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在449页,我发现了一篇对“新村”详细设计的文章《学生之工作》(写于1919年12月1日),这篇五千多字的文章就不在此全引了,仅择大要说之:毛写此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建立新村创造出新人,因此全篇都围绕教育这个主题。他认为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能只讲革除旧生活,必须创造新生活。而新生活又必须通过新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渐渐创立。毛这位从乡间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深感城里学校的学生“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也不熟谙社会。因而应从革除此弊入手,创办新学校。在新学校里,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毛说的工作包括种园(花木、菜蔬等)、种田(棉、稻及其他)、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各项,“全然是农村的”。为次,他还安排了每日工作生活时间表:“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他指出;“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个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时间到了1958年,毛在一次与刘少奇谈话时,设想了中国几十年后的情景:“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毛的这一设想与他40年前创办“新村”的设想十分相似,在他看来,他早年无法实现的理想,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的今天必将变成现实。
不是吗?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期间,毛还批发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据此材料,我们目睹了这个县设计的一个三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要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合并为25个共产主义新乐园,每个新乐园都有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浴池、养鱼池、供应站、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厂、畜牧厂等;到1960年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新乐园”同样也是“新村”的翻板。毛批语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顺便说几句:毛是诗人,当然欢喜读这类带有诗性的文章,而对那些没有美感的文章,他是深恶痛绝的。譬如1958年9月2日这天,他就曾在《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一信中专门说过,工业类文件写得不好,没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他还生气地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文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两年寿命呢!”
但是,经济生活并不是诗。它要求人们以最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它,并尊重它自身的规律,一旦失去这个前提,经济生活就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不是浪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已将整个中国的经济秩序打乱了。1958年的春末夏初,仅一个多月内,全国各地就建立了23397个人民公社,举国上下发疯般地向共产主义过渡。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动军事化等做法,使得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陷入空前极度的混乱;挑灯夜战,连日突击的超强劳动,使得许多人累倒、生病或死亡。总之,这股共产龙卷风刮过之后,只剩下满目疮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已导致了经济生活对人们的报复,毛却仍把它当作“一首诗”。或许他在这一年春天的巡视中被中国人民所呈现的一股“伟力”迷住了,或许是那不停的“喜悦”的报告让他无法看清真相,或许又会是什么呢?然而“非常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在大跃进期间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气氛。一幅标语上写的是:‘敢叫日月换新天’,另一幅是:‘我们要创造人类的新天地’。为了完成夸大的定额,工人们被迫彻夜工作。宣传栏中的文章标题是:‘一夜的成绩超过一千年的产量’”。(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05页)毛泽东甚至还在“美国历史中发现了大跃进的先例,‘应该说,世界上的第一次大跃进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13页)
                                                   
红旗人民公社的食堂制度
河南省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307个食堂(1)
其中279个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制度。
一堂三个灶,即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
老弱五顿餐为老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餐;
三水五味台指在食堂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
五味台上放着醋、酱油、辣椒、盐、蒜汁等调味品,供人吃饭时选用。
(1)公社食堂是“大跃进”(见后)的产物。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彭德怀为此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冲突,毛说“公社食堂也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群众创造的。”不过他也承认建立公社食堂的计划应该修改,因为这惹火了几亿农民。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旧闻抄录
  
湖北省光化县委书记赵富林,最近召集全县著名厨师和人民公社有经验的炊事员开会,研究改进公社食堂的做饭问题。会上,大家交流了经验,想了很多办法,并且根据县人民公社的现有条件,研究出了公社一个星期的饭菜谱。这个饭菜谱七天不重样而且又富有营养。绝大多数公社能够很快就做到。
星期一 早上, 烤面包、苞谷糁、萝卜丝、豆腐
中午,红薯大米干饭、粉条汤、炒白菜等
       晚上,面条、辣酱、白菜
星期二 早上,锅贴馍、小米汤、炒辣椒丝、酸菜
       中午,油饼、萝卜豆腐汤
       晚上,五香糊椒汤
星期三 早上,蒸花卷馍、大米汤、烧豆腐、红薯等
       中午,炸油馍、溜白菜、萝卜丁面汤
       晚上,面条
星期四 早上,蒸发糕、高粱糊、包菜、泡菜等
       中午,蒸面条、青菜汤
       晚上,肉丝面
星期五 早上,五香锅贴、萝卜白菜汤
       中午,蒸菜包子、红薯片汤、辣椒酱
       晚上,烙饼、萝卜粉条汤、腌菜
星期六 早上,糖包子、伏汁酒
       中午,小米干饭、白菜汤、炒豆芽、萝卜
       晚上,三鲜面片汤
星期天 早上,糖炸馍、红薯圆子汤
       中午,大米干饭、肉丝汤、烧萝卜
       晚上,炸椒面条
                ——195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杨钟键如是说
若不把心交给党,意味着什么呢?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键如是说:
一、    不肯交心意味着要保持资产阶级立场,不愿改造自己。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二、    知识分子的三张旧“皮”已失掉了,如不把自己附在
工人阶级的“皮”上,只能成为“梁上君子”。
                                    
为改造而游行
游行开始了,1958年3月16日下午四点整,
一万多人的队伍,分东西二路,向东单和西单前进,
那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促进社会主义自我改造
举行的游行。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
马寅初、钱学森、华罗庚、顾颉刚、谢冰心……
他们边走边激烈地谈论着改造的决心,决心是如此迫切炽热
胜过了正飞速出炉的钢铁。而有一个人成为游行激流的亮点,
他是地质勘探学院地球物理探矿系主任薛琴舫教授
他有病,只能坐一辆手推车前来游行;但他的声音最大
他在不停地高喊:“我需要改造!我需要改造!”
                                    
规划二条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1958年3月27日《光明日报》上
发表《我的规划》九条,不必一一抄来,这里仅录二条:
一、    下半年以三个月时间搞“试验田”
二、    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1)做学习笔记
(1)这是毛泽东的两篇通俗易懂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在接下来的8月,又写出《矛盾论》。
                                       
一个“共产主义暑假”在北大开始了
北京大学万余师生员工放弃了1958年的暑假,(1)他们统一行动、协调作战
掀起了苦干四十天的科学研究大跃进群众运动。理科系大搞尖端,
暂且不表,单说文科系正忙得热火朝天: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
及其学术思想的著作将一本接一本地诞生,《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论文集》
《批判资产阶级汉学家论文集》《批判陈寅恪唯心史观论文集》
《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论文集》《李白研究批判》《楚辞研究批判》等等
中文系学生已组织起来,决心苦斗六周,写出一部崭新的中国文学史
经济系师生正在研究我国城乡共产主义萌芽的问题。现在,北京大学
全体人员都已进入紧急状态:图书馆、资料室昼夜开放;总务处职工
二十四小时轮流加班;每日开三次饭,设夜宵站,实验室叫饭,随叫随到;
医疗室电话出诊,药品送上门;印刷厂说,凡是达到国际水平的著作
也要用国际水平的印刷质量来出版。接下来国庆即将逼近——
为了向祖国母亲献礼,北大人正紧张而愉快地度过这共产主义的夏天!
(1)北京大学不仅在这个夏天搞学术“大跃进”,也搞钢铁“大跃进”。又如R.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第315页中所说:“北京大学也建造了自己的炼钢炉,这使毛特别高兴,他可能认为,自己终于还是砸碎了知识分子傲慢的外壳。”
                                             
粪之美,粪之思
依然是1958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下放(1)干部李峰
(是一个知识分子)耕完大麦地,撒播了种子
接着开始施肥。系列动作很快就从旁学得流利自如:
先是把二十多斤大粪装满筐,将筐斜挂在肩上,
筐头紧贴胸前,两手抓起大粪,均匀地抖在地上。
年轻社员打趣道:“老李,味道如何?”“很香。”
李峰边答边在感受那手中抓住的湿软的东西,(2)
为什么不是干硬块?它长得什么样?
李峰再不敢细想下去,更不敢细看。
风这时把他撒出的大粪迎面吹了回来,
鼻子在厌恶,而无形的利剑正直指厌恶的思想(3);
唉,更讨嫌的是凉风吹出了鼻涕,
“我该怎样用手来处理掉它呢?”
在不到一个月的日子里,大粪变了。“变香了,变美了
变得与我们有感情了。”李峰滔滔不绝,“不错,当我们
在路旁田畈看到别的队的大粪比我们多时,
我们是多么羡慕且眼红呀!”年轻社员还曾打赌说,
你们撒完大粪肯定吃不下饭。结果我们吃得又多又香。
其中有一个同志,吃完饭后,才发现手没洗干净,
指甲缝里还残留着细腻的大粪。就凭这游丝般的证据
同我们打赌的老乡输了。知识分子最终还是赢了。
(1)“下放”指干部、知识分子等到工厂,尤其是农村这些基层去工作和生活。
(2)说到这“湿软的”粪肥,便让我想起E.A.罗斯的一段话:“在北方的麦地里,粪便和干土混合起来使用。我们从稻谷种植中所得到的南方印象是液体粪肥、肮脏粪桶、作呕的臭气。”(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时事出版社,1998,第273页)
(3)“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柏桦《现实》)这便是辩证的思想。推论之(由本诗中李峰转变可见),臭粪也可能正是香粪,丑粪也可能正是美粪。这其中道理不言而喻,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思想。粪中也有思想吗?当然有,不然如何来一句“道在屎溺之间”(庄子);而且禅家也有“麻三斤”、“干屎橛”之说。这里暂且不说古人从粪中见出思想了,来看看今人吧,今人同样能见出。不是吗,请看郭沫若之子,“前朦胧诗人”郭世英的一首流传极广的小诗《小粪筐》:
粪是孩儿你是娘。
迷人的粪合成了堆,
散发五月麦花香。
小粪筐、小粪筐,
清晨唤我来起身,
傍晚一起回床旁。
小粪筐、小粪筐,
你给了我思想,
你给了我方向,
你我永远在齐唱。
而且《人民日报》也在1958年1月7日这一天刊登了一篇文章《新嫁妆——一对粪筐》,勿需全文引来,录一小节(已稍加整理)如下: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五星社社员李玉珍的父亲,在李玉珍结婚时陪送一对粪筐,并附诗一首:
一对粪筐,送给女儿作嫁妆,
过去陪送衣柜洋箱;
今天陪送一对粪筐。
千车肥、万担粮,
啊!一对粪筐,
这是我陪送你的新的嫁妆。
另外,粪之美还感染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和副省长李明灏。当他们看见有两个小伙子正从新洲县城用大车搬粪回家时(时间是1958年3月19日),就说:这两车粪就让我们帮忙拉回你们乡吧(因二位省长也正去两个小伙子所在的大渡乡勤劳二社),说完,二位省长各自拉着一车土粪飞快地小跑起来,一溜烟便不见人影了。全国到处麦田化
先是山东省益都县北关街小学
在校内所有空地上种下小麦。
此一典型当即受到《人民日报》推广:
我们要寸土不让,一棵不放;
要达到工厂企业麦田化;
机关学校麦田化;
村庄住户麦田化;
全国到处麦田化。
喂郎猪
这社里只有八十多口母猪,
没有一口郎猪(公猪),
怎么办,影响了生猪事业的发展
怎么办?社里已焦头烂额——
男人要干大力的活,
喂猪是女人的事,
但自古以来女人不能喂郎猪
谁喂了谁家就旺不起来。
河南鲁山17岁的小姑娘杨桂莲
脱颖而出,偏要去喂郎猪;
奶奶不同意,那就翻脸不认人。
她说:一个青年,一个团员,
决不应当向迷信与风俗屈服!
诗中国
八十年代有遍及全国的诗歌热,
七十年代亦有天津小靳庄的万人赛诗会,
在此仅一笔带过,
专说五十年代人人写诗个个唱。
先是福建同安创立“田头诗坛”,
即田间地头或路口到处挂着黑板;
在劳动或休息时,
谁想写诗就写将上去(1)。
江苏常熟更成了诗的海洋——
横穿街道的巨幅标语写的是诗,
田间鼓动牌、责任牌上写的是诗,
展览会里的说明词是诗,
连食堂、旅馆的走廊和墙上也写满了诗(2)。
在白茆乡,几乎人人都是诗人;
社党委书记万祖祥是最出色的一位,
在干部大会上,他摆了一个诗歌擂台赛,
一人对全体,随口唱出53首新诗。
乡文联会员邹振楣今年73岁,
雪白的胡须齐至胸口,
他欢喜边烧猪食边琢磨诗句(3)。
就这样,仅一年,白茆乡便创造出三万多首新诗;
乡文联还让五万多个刚摘去文盲帽子的农民写诗,
而且规定每人必须写五首诗。
算而今,中国文人将重到须惊!
在“大跃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诗歌再也不是文人的专美了,
它已走向民间
并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诗人。
(1)    所写之诗举例如下:“半夜三更战鼓鸣,群英跃马齐出征,试验田中比干劲,光荣榜上争题名。”“铁镐高举起,猛刨深睡地,田土翻三番,亩产三万一。”
(2)    “东风力量大无穷,吹得迷信连根拔,吹得保守一扫空,吹得落后沉海底,吹得贫穷影无踪。”“九月菊花透心黄,人民公社是天堂。心里喜、嘴里唱,山歌飞过白茆塘。”
(3)    “白茆乡大变样,白茆塘开得像运河样,两岸房子造得一式样,屋后花园门前场,电灯照得满场亮。”
毛主席的誓言
三年以来(1956——1959),毛主席的医生
不准许他吃鸡蛋与鸡汤,其原因是苏联医生
说过,这对老年人有害。某一天,苏联医生
又变了一个说法,其结果是毛主席又可以吃鸡蛋
与鸡汤了。面对这变幻无常的搞法,毛主席
从中发现了本质,他发誓道:
对苏联模式不能再盲目崇拜了。
毛主席发现了谁最聪明
1958年初冬的一天,毛主席安详地坐在沙发上
看一份报告,突然,一条消息令他兴奋不已,
说的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少年不经意间发现了
消灭蚂蚁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接下来的第八次
党代会上,毛主席特别提到此事:“全世界
都没有发现有效地控制白蚁的方法,但是广州的
一名中学生就发现了一种方法。”这正应了
毛主席的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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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1960年代
一猪一年产百仔
据1960年1月4日《人民日报》载,
黑龙江阿城县泉镇青年畜牧场女饲养员
祝有英完成了一猪一年繁殖百仔的试验。
这试验最初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但祝有英却得到党支部的支持,
要来一头母猪就立马开始试验,方法如下:
对母猪的配种采取热配、双配、重配,
经过114天(前一年),母猪产下第一胎,
共得14个仔猪。产后第三天,又让这母猪配种;
母猪不发情,祝有英就把母猪和仔猪分开,
再把一头公猪赶到母猪宿舍去挑逗,
一天时间不到母猪就发情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交配随即结束。不久,母猪又产下12头小猪。
产后第六天,她又用同样的方法为老母猪配种;
同时还让第一窝小母猪配种。如此循环,当老母猪
产下第三窝时,九头小母猪也产下72头仔猪。
一年下来,大小母猪共产112头小猪。
从此,祝有英这一“一猪百仔”的先进经验
在哈尔滨全市得以广泛密集地推广。
14岁的反革命
1960年四川渠县清溪公社四大队九队
的供销社路边,六个青少年正在玩耍。
突然,十八岁的叶会计从地上捡起一张纸条
惊呼:“美国万岁。反动标语。”
六人顿时发起抖来,相互逼视。
“坏人就在其中。”立刻赶来的民兵队长说。
谁呢?六小孩开始相互推诿。
“是小黄。”突然,
五个人都指向年龄最小的小黄。
调查随即展开(仅限24小时内)……
“小黄有问题,他小学毕业,未考上初中
肯定对党不满,甚至有恨。”
侦察科栾科长逻辑严密地分析到。
而破案早已等得不耐烦,
最后,县公安局局长干脆拿出手枪
对着小黄说:“不认罪就枪毙你!”
结果还用说吗,小黄已吓得惊疯
——14岁的反革命从此诞生。
     一份刘九珍大爷写的检查(1)
我是一个老饲养员,技术全生产队第一。为此,
队里特别优待我,可我却从不优待队里。
我这个人私心重,思想从不沾集体的边;只想
自己多挣工分,身在饲养室,心在自留地,
集体的牲口一贯就喂不肥。可去年以来,大队
党支部开始狠抓政治学习,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的心,
脑子也翻腾激动:白求恩是一位有名的外国大夫,
却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拼上命干。
张思德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为革命烧木炭,光荣牺牲。
他们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革命,为了人类的解放,
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而我是个人民公社社员,
为什么不能把牲口喂好呢?毛主席的书是一把金钥匙
一下打开了我思想上的锈锁,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
把喂牲口和中国革命(2)与世界革命(3)联系了起来。
从此,我想得宽了,把内心的吃饭、穿衣、孩子、家庭
换成了集体、畜牲、国家与革命。在一次学习会上
我痛心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后悔没有早读毛选,
没有听毛主席的话。但我现在悔改还来得及。我下决心
为了革命一定要喂好队里的畜牲。很快,我把一头
垂死的瘦牛喂肥了。当其他社的饲养员都来向我取经时,
我笑道:饲养饲养靠思想,心中有了红太阳,人换思想畜变样。
(1)    写检查是中国的特产,尤其值得解释一番。如下这个注释会扩展一些,将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考察“写检查”是怎样的厉害,它甚至改变了美国战俘的思想,当然也早就驾轻就熟地改变了本诗中刘九珍大爷的思想。
犯错误写检查,这对过去的中国人来说是最为寻常的经历;现在的情况或许有变(由于经济时代的来临而改为了罚款),谁知道呢?以我而言,我从小就因一些我至今不甚理解的错误而写过几十上百篇检查。如今,写检查的历史已成过去,但回忆起幼时情景,在家长或老师的逼迫下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并等待通过的滋味,实在是既难受又怪异。几十年如流水般逝去,写检查之事也淡忘了,因为中国人是善忘的民族,我是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
突然有一天,阅读到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影响力的书,该书谈论了中国人发明的写检查的方法是一种最有效又最前卫的运用影响力改变人心的方法,我才番然觉醒,重新发现了写检查的妙处。事情是这样的: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许多被俘的美国兵通过写检查被我们逐渐改造了思想。但美国人毕竟不是中国人,写检查不能硬逼,得讲究一些技巧。于是我们的改造官一开始只让战俘们做一些看上去无伤大雅的很温和的反对美国或支持共产主义的声明(如:“美国并不完美”,“共产主义国家不存在失业问题”等)。可一旦答应了这些小小的要求,战俘们马上就发现自己面临着答应类似的且更加实质性的要求的压力。如果一个人刚刚向改造官承认了美国并不完美,改造官就会要他列举一些具体的不完美之处。一旦他举出了这些例子,他又会被要求列出一张“美国存在问题”的清单,并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他们又要他在与其他战俘组成的讨论小组中宣读这个清单,并问他:“你的确相信这些,是不是?”再后来,他们又叫他以这个清单为基础写一篇文章来更详尽的讨论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他就开始钻进了写检查的圈套之中了。再接下来,改造官就会在一个反美广播中提到这个战俘的名字和他写的检查文章,而这个广播不仅整个俘虏营的人听得到,在南韩的美国军队也会听到,于是这个战俘发现自己成了一名给敌人帮忙的“合作者”。由于意识到自己写那篇文章并不是出于胁迫,他就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便让自己的形象和所作所为符合新贴上的“合作者”的标签,而这又导致了更多更广泛的合作。事实表明,只有极少数能够完全避免合作,绝大多数人都免不了在这样或那样的时候做一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被改造官们转化成可以利用的因素。正是通过写作检查这一方法在引导他们自首或做自我批评等。另外战俘营还定期举行政治征文比赛,也就是写检查比赛。赢得这样的竞赛奖品是几根香烟或一点水果。通常得奖文章都坚定地站在支持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中国的改造官们非常聪明。他们知道俘虏们觉得自己只有写共产主义传单才能获胜的话,大多数俘虏就不会参加了,所以偶尔奖品也会发给一篇基本上是支持美国,但略有一两处对中国人的观点表示赞同的文章。这种策略非常有效。俘虏们继续自愿参加比赛。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他们文章的调子就稍稍有了一点改变,偏向了更同情共产主义的立场,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得胜率。殊不知一篇自愿写成的文章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承诺。以此为基础,合作和思想改造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时间已到了21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重新发现了“中国式检查”的威力,他们不仅从学理上研究它,而且也将其运用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之中。由此可见,写检查至今丝毫没有过时,依然屹立不倒。顺势而来,它也就成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这里再补记一则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心雕龙》专家,现已过世的杨明照先生在“文革”时所写的检查,读者可以此与刘九珍写的检查做一番互文阅读:
雕龙对人民毫无好处,只能培养出如刘济昆一类崇拜封、资、修、大、洋、古的学生。养猪则对人民有很大好处,将猪养肥了,可以改善群众的生活,人人每个月多分配几两猪肉。自己也就越能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我深刻认识到,越雕龙越反动,越养猪越革命。(刘济昆:《文革大笑话》,香港昆仑制作公司,1993年3月5版,第103页)
仍据刘济昆在《文革大笑话》第104页所说:“校革委委员们看了杨教授的文章(按:指检查)后,大表赞赏,通报表扬,强调这是知识分子的‘康庄大道’,要全校师生向他看齐。杨教授改造有成,升了官,被任命为养猪队队长。”另据我所知,杨教授生前一直是欢喜吃肥猪肉的。
(2)    刘九珍大爷那时的革命,早已不是流血牺牲的战斗了。此时的革命恰如R.特里尔所说:
革命意味着在工厂整天的工作;意味着学习毛的思想;意味着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富有理想的年轻干部从北京奔向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革命是健康的身体,冗长的会议,高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
(见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68页)
(3)简而言之,就是要通过英勇斗争把全世界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
                                          
                                      
       战胜干旱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这伏旱没有旱倒我们,因为我们读了毛主席的著作。
战天斗地,斗出了八十亩水稻田水足肥饱,生长丰茂。
看来毛主席的教导需记牢,忘了就会碰钉子走弯路;
且不,这次抗伏旱就是最好的证明。回想当初伏旱刚露头
我们没有按毛主席所说“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去做,
相反抱有幻想,存在侥幸心理,总以为稻田里有水,
说不定几天后会下雨,结果天天都是大太阳,这下我们慌了。
突然,有一根弦开始拨动,我们下意识感到种田是为革命,
而革命就不可能一帆风顺。说到底,天旱就是与天斗。
靠天既然靠不住,那就承认错误,立即改正。我们
火速召集社员学习“老三篇”(1)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2)
用毛主席的话跟自己思想一对照,大家当即心明眼亮,
决心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与天斗与地斗,战伏旱保丰收。
革命干劲起来了,侥幸思想扫光了,男女老少齐出动:
戽水,车水,捶糊田坎防渗漏,找水源……贫下中农更是
一马当先,日夜激战,最终抗住了伏旱。但我们并不兴奋,
因为毛主席好像说过,有点成绩不能满足,要长期防旱抗旱。
(1)    指毛泽东著作中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之所以被称为“老三篇”,是因为人人(无论男女老少)日夜朗诵,皆能倒背入流;因此这“老”字不是苍老之意,而是烂熟之意。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一篇文章。
                                            
                              
对中山医学院的批判
一,    入学第一年
学院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乐园,
这里没有一条政治标语和口号,
只有精心栽培的鲜花与盆景。
女生穿得花花绿绿,男生踏着响底皮鞋,
刚入学的工农子弟身穿受人讥笑的黑衣和布鞋。
学院资产阶级权威不准在校搞体力劳动,
见到学生用粪水淋菜,就非常生气,
哼着鼻子制止,说什么学校已开展扫舞盲运动,
周末跳舞才是大学生应有的风度。
教育处更向学生吹嘘说:你们一定要
学好高等数学,将来成为高级医务人员,
唯有如此,才有向“宇宙医学”进军的本钱。
二,    入学第二年
学校想方设法阻止学生过问政治,政治学习(1)
被安排在自修时间;毫无计划,放任自流。
政治课成绩评定,只看卷面理论,不重政治表现。
哪怕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背出理论就得五分。
学校故意出学生答不上来的“高深”考题,
因此大批学生不及格,惨遭留级或被开除。
权威们洋洋得意,自夸“把关严,质量高。”
学生气得死,但过年时还是笑嘻嘻向他们拜年。
三, 入学第三年
偷天换日,又是业务挤政治,学校向学生提出
“红为指导,专为基础,政治落实于业务”,
实际上变相挤掉了无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学者
在课堂上慢悠悠地大放毒,第一堂哲学课
就劝学生要珍惜时间,勤专书堆,
同时得学好数理化,将来走遍世界都不怕。
另外,学校也阻拦学生与工农相结合,
学生去郊区劳动,自起小灶,每人每天补贴二毛
绝不和贫下中农统一吃住。其理由是:
医学院的学生应当做“清洁卫生”的楷模。
四,    入学第四年
工农子弟爱劳动,党员勤于社会活动,
但学校树立的校风是“刻苦专书堆”。
优秀生的唯一条件是学业成绩,因此,
他们从未得到这一光荣。同年,在校庆会上
领导鼓吹专家学者治校,把三十年教龄
的教授捧上了天。暗中又在教学上与党的
“少而精”方针唱对台戏,搞繁而杂,
一天到晚写病历,内容百分之六十是废话。
党规定考试科目不得超过三科,他偏考五科。
五,    入学第五年
更气人的是在学生大会上,学校竟热情宣传:
学毛选三自由(自由参加、自行组合、自选文章)
甚至公开散布毛选可学可不学;另劈险途,
引导学生专“科学”牛角尖。而资产阶级权威
日以继夜大搞尖端,只管埋首进行疑难病症讨论。
如一次病案讨论,就费时一星期,找文献、抄论据,
最后得出的结果,仅是罗列一大堆“诊断不明确”。
学校从不鼓励我们去农村当“赤脚医生”,(2)而是要求我们
毕业后力争分配到设备优良的医院,起码要到县医院。
六,    最后一年
这一年主要是实习,这一年也是资产阶级权威专家
言传身教,把资产阶级那套医疗思想与作风
灌输给我们的关键一年。譬如要宁静致远地对待
病人的疾苦,要尽量漠不关心;譬如
为收集科研材料,有时得增加病人的痛苦;
譬如要懂得生命无常,难得糊涂的微妙之道理,
……总之,在这最后一年的最后时刻,
他们以最后的冲刺,将我们塑型为他们的接班人。
(1)    这种学习,我最有体会:通常是几十人围坐一处,由一人或几人轮番读报纸,这些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当地党报,总之必须是核心党报,有时针对相关问题选读毛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亦称雄文四卷,这一文本规定了我们当时的言说和书写形式),有时也讨论(可发言可沉默)。这类政治学习至少需费时二小时。而且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参加这类学习,它已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甚至是一天到晚会开不完,以至于通宵达旦,其中也闹出一些笑话。下面这个例子最为深动,引来便是: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一位文盲老太太发表自己对新宪法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魔术师变的“戏法”二词发音相同。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持什么魔术师变的新戏法”,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要她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活了73岁了,我记得我只看了一次戏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我一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充满感情地发出“宪法”这两个音。(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38页)
对于这种政治学习和不停的开会,毛主席也说了一番幽默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开会,这是集中。会后有些人可能去散步,有些人可能去读书,还有些人可能去吃饭,这就是自由。如果我们不休会,不给大家一些自由,而是一直开下去,那我们大家岂不都要饿死吗?(转引自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85页)
(2)注释见后。
                                   
不爱红装爱武装(1)
是的,我们看到了大寨(2)铁姑娘开山队
邢燕子开荒突击队
抗着红旗上虎山的樊梨花远征队
但我们到底在她们身上看出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
或者更准确地说,看到的是:
一种更加高于我们的超人镜像。
在整个六十年代已经没有被看的人了,
我们觉得孤单,也觉得自卑,
甚至完全迷失了自己(由于他者匮乏);
我们是谁?她们又是谁?
那原本仅属于我们的武装
现在也武装到她们的全身;
看!女中学生高射炮队已整装完毕:
她们是山东益都二中的学生,
在夏季军事训练营的炮场上
她们正利索地操纵着高射炮
上炮、压弹、瞄准、发射——
天空中飘升的彩色气球应声坠落,
看上去真有些“不胜凉风的娇羞”,
而我们的女炮手当然不会“轻轻地,我挥一挥手”。
(1)    如今女性主义大行其道,女性之美已无人敢说,谁说谁就会被围剿批判,因为你只要开口,便逃脱不了“看与被看”的怪圈。但毛主席却不管这些,他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提倡男女平等,当然也提倡妇女应具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美感。1961年2月,毛主席写下这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早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毛主席所题之诗,确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她是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李姓机要员。一天早晨,她去毛主席的菊香书屋送文件,即将离开时,毛主席问她有没有参加民兵组织,她回答说参加了,还从随身带着的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自己在民兵训练时扶枪而立的照片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很高兴,沉思了一会儿,就随手拿起一本自己读过了的介绍地质常识的小册子,翻到有半页空白之处,用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这首诗,送给了女机要员,并亲切地对她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噢!”
1966年8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全体首都红卫兵把红卫兵袖章戴在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又亲切地说:“要武嘛。”宋彬彬随即便当场改名为宋要武,并且也开始过上了一种“要武”的生活。
两天后,即1966年8月20日,宋要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在文章中她表了一个决心:“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要武,要闯,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还对“要武嘛”予以生发:“解放前,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就是跟着毛主席,紧握枪杆子,闯江山,打天下,用革命的暴力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武嘛’,这个真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这个真理对中国适用,对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也都适用。……我们要做旧世界的叛逆者。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冲破一切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
(2)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遥想当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大寨铁姑娘头领)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大寨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寨精神得到发扬,大寨经验得到推广。
                                                
论文写作在中国
如今我以为:
全体大学老师写论文,还行;
全体中学老师写论文,好笑;
全体小学老师写论文,古怪;
全体幼儿园老师写论文,滑稽。
在此不继续讨论以上情形,
而是回到1960年夏天
北京铁路工人书写论文的盛况。
举办者:中共北京铁路局委员会。
参加者:整个局近十三万职工。
特别者:火车司机、司炉、锅炉工、
养路工、装卸工、勤杂工等。
战果:论文报告会连绵举行五天,
六百多名职工光荣登台宣读了论文。
另据统计,理论小组有八千多个,
其中八万职工半年内每人写出二篇论文,
优秀论文共十三万五千多篇。
主旨: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
分析生产中的问题,
摸索生产运动的规律,
总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
把生产实践上升为理论,
又使理论转过来指导生产实践。
榜样:石家庄车辆段检车员、老工人史恒昌。
他宣读的论文是
《掌握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确保安全运输》
该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总结了他安全检车十三年的经验。
他说检车工好比是医生,
要对症下药,才能手到病除。
他指出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
如不同的车辆、不同的区间
以及不同的气候对车轴的影响。
另外,时时刻刻还须牢记: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得出结论:从此可见,我们有全民写作论文的传统
(至少有小传统),对此感兴趣者可继续往返追踪
以求得我们民族的论文冲动起源于何时?
                                        2009-9-1
坏人被杀

1931年反革命分子李天合(原名萧兴汉)
随蒋介石军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
并一贯掠夺民财、奸淫妇女;
1935年又随蒋军在怀玉山围剿红军
并抓捕了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我幼时读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印象极深),
最终导致方在南昌被杀害。
1949年后,李天合改名换姓、伪造历史,
潜入甘肃省玉门市新民堡,
继续造谣、盗窃、破坏、作恶,奸淫妇女。
1960年,李天合终于被捕,受到应有处决。

1961年2月2日下午,山西平陆风南公路民工队
六十一个民工集体砒霜中毒(后经抢救得愈),
2月3日公安局就查获施毒者为张德才与回申娃。
张属老反革命,参加过阎锡山的“爱乡团”“反共复仇队”等
抓人、打人、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回是地主,“土改”后,一直有恨,扬言“要报仇”。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人参加了对张、回二犯的公审大会,
在会上,二犯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2009-9-2
在荒年,我看见……
在荒年,我看见驻马店等地创制出食油增量法,
一斤油可炸出五十一斤油条(烹饪方法略去);
在荒年,我看见密县米村公社月台大队,
用一斤鲜红薯做出了五斤二两红薯糕;
在荒年,我看见天津制成了自动化窝头机,
此机仅需一人操持,便能每小时做出六千个窝头;
在荒年,我看见邓县白牛公社五百四十四个食堂
为节省用粮,巧吃红薯(方法再略去);
在荒年,我看见郭俊山以身作则勤俭办食堂,
实行粮菜混吃,干菜青菜混吃,粗菜细菜混吃;
在荒年,我看见睢县全县都在学习食堂红管家顾贵山,
只有他能做到十二个月的粮食按十三个月吃;
在荒年,我看见大人蹲在露天食堂门前吃饭
(请注意“蹲”,不是坐或站,这姿势非常中国),
小孩乖乖地围坐在桌边,米饭和白菜胀圆了他们的脸;
在荒年,我看见英国记者斯图尔特.盖耳德与其妻及一位朋友
在北京最大的饭店(相当于伦敦的萨伏伊饭店)吃饭,
油炒饭、带有素菜的牛排、鸭肫肝、五香豆腐、啤酒、茶,
每道菜不到三先令。类推:中国工人用餐只消几个便士。
在荒年,我看见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人一万八千多,
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人三万多,
现在增加到十万多;还有些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1);
在荒年,我看见罗山县五年级贫农女学生项仙枝,
把写给毛主席的控诉信缝在衣襟里长达一年多,
这次拿出来交给工作组,要求替她死去的父亲和妹妹申冤(2);
在荒年,我看见各大城市普遍召开“神仙会”(3),
其目的是加强自我改造,增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在荒年,我看见安徽商业部门组织了二万二千多个货郎担下乡
挨村串户流动服务,卖给农民计有:凉帽、扇子、夏令药品,
镰刀、锄头、扁担、粪瓢、粪桶等;同时又收购了他们的
菜籽、大麻、鲜蛋、茶叶、土特产以及各种废旧品。
在荒年,我看见……看见的还有许多许多……
                          
(1)此处人口死亡数字及百分比皆出自《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书,该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另,诗中的“去冬今春”指1959年冬——1960年春。
(2)同(1)
(3)“ 神仙会”是指运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形式。最初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一次会议上倡导的。它是进行和风细雨、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好形式。“神仙会”的主要特点是“三自”和“三不”,就是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1959年底至1960年,我国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召开中央会议及全国代表大会时,曾运用了“神仙会”的方式,采取民主的、和风细雨的方法,引导大家自由交谈、讨论,使与会者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献计献策,促进国家各项事业顺利发展。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这些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全体人员。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的谈话中,高度赞扬了“神仙会”的方式。1960年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人民政协的各项活动也普遍贯彻“神仙会”精神。由于“神仙会”精神的广泛传达,缓和了当时共产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及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上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于振善
河北清苑人于振善从小做工,当木匠,没钱受教育。
1949年,近40岁的他焕然一新,创造出“于振善尺算法”。
党立即派他去南开大学学习(因为工人阶级是天之娇子),
经过六年苦读,他得到了该校数学系专科毕业证书。
之后,去南京数学仪器厂做技工;1959年,又创造出
“数块计算法”。之后,一跃成为河北大学数学系教师,
于振善“划线计算法”从此诞生,为求完美,他还制作了
“连乘连除立体划线法模型”。以上方法,总括一句:
如同华罗庚的“优选法”,其目的是以科学知识解决工农业生产问题
最后补充一点:他的研究工具很简单,仅是一些
铁丝、木头、线绳、锯子、刨子等,及各种各样用于计算的数块
                                                      
六十年代上海三异人
许汉任卖糖果号称“一抓准”
不论你买一斤,还是三两、五两
他只需抓起四把、一把或二把
就能毫厘不差,份量精准。
曹夏生卖粮食号称“一口清”
一次,    有一顾客对他说:“我要买
三十斤籼米、二十七斤面粉、三斤切面。”
话音刚落,他就随口答道“八元八角八分”
顾正祥号称“抛皮”(1)高手
他“抛皮”几乎百断百准。
见过他这一特技的人无不赞叹
他的耳朵像听诊器,眼力胜X光。
(1)    验收瓷碗有一项特技,内行人叫“抛皮”,就是把一捆密封扎好的碗,用手向空中一抛,以耳倾听碗捆中的声音,只要听见“啪啦啦”的响声,哪怕非常微弱,就说明其中有破碗;然后又用眼紧盯发音部位,便能迅速判断出破碗位置并从碗捆中抽出来。
                                                        
1963:印度战俘的优美生活
俘虏收容所坐落在温和的藏南
周围是丛丛的绿林与幽静的村庄
一条小河清澈地流淌。
这里没有铁丝网、碉堡、苦役和虐待,
这里的印度战俘都说:“我们像是在
兄弟家中做客,享受着友谊和快乐。”
战俘的住所宽敞明亮,床上垫着深灰色的毛毯
棉被叠得齐整,宛如一个个漂亮的冰箱,(1)
看,长绳上挂着雪白的毛巾,多么安静
瓷盆里还摆着小小的牙刷、牙膏和香皂
每天起床以后,战俘们就开始了自由的生活:
有些去户外做早操,
有些坐在阳光下翻阅印地文或英文书报,
有些依靠在树荫下垂钓,
还有些喜欢运动的青年
就在体育场上跳高、跳远、打球或奔跑。
到了傍晚,手风琴与短笛声响起,
爱好文艺的战俘又围坐一块,
或跳舞或唱起了家乡的民歌;
也有些人三五成群地漫步、谈天
在渐浓的暮色里……
在山坡上、田野中、小河旁。
一天,    一个被俘印军士兵生病了,
不仅中国医生为他精心治疗,
就连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胡学朋
也亲自喂他汤药、茶水和饭菜。
这个士兵痊愈后,流着泪对胡学朋说:
在我一生中,父母对我最好;
但是你对我的好却已胜过了我的父母。
(1)为何说棉被叠得像冰箱,是指棉被看上去已不像棉被,而真的就像一个个铁硬的电冰箱或一个个坚硬的方盒子。这种观感,我们都不会陌生,在此仅举一例:我们在电视中常常看到中央领导参观军营中解放军战士的宿舍,而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些床位上一个个宛如电冰箱的被子。后来,我还听我的一位朋友说过,监狱中的犯人们,由于要日日打发多得不能再多的时间,就每天在棉被的折叠中集中精力、一丝不苟地整理出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冰箱”。
                                 
短讯若干
一、
1962年夏日的一个早晨
从金门岛上偷渡过来一个“水鬼”
他刚刚爬上海滩
就被四面八方赶来的民兵
团团包围在烂泥滩上。
二、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失物招领处应有尽有:
皮夹、衣服、手帕、钢笔、证件、
现钞、手表、钻石、金镯、银镯,
甚至还有各种畜牲。譬如,有一次,
一个失者去领取失物,听到柜台下有鸡叫声
就问警察,怎么回事?
警察边去拿饲料喂鸡边说:
这些鸡是居民们交来的,
我们正在想一切办法找到它们的失主。
三、
各地青年争学雷锋,其表现若繁花盛开: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油漆工部青年,
展开了检废料翻修零件的活动,
几天内,为国家节约资金八千多元;
河北庆云县严齐公社冯桥大队四十名青年
为获丰收,向集体投资家肥四百多车;
在抚顺火车站,一个小学生扶一位婆婆
上下天桥,被问及姓名时,只答道:
“我是红领巾!”
西北国棉二厂女工高志娥决心用雷锋的学习公式:
“问题——学习——实践——总结”
联系实际,学习毛选,并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四、
有一位读者在新华书店前门门市部排了很长的队
终于买到了《毛主席诗词》;营业员刚要动手包扎,
他说,“不用包了,我马上就要读。”
就这样,他边读边走,出了书店。
五、
电影或评剧《夺印》(1)是六十年代的焦点
一些地方出现了全家全队看《夺印》的盛况
它开始成为干部、民众、社员热议的话题。
所有人看完电影或剧之后,当场就开座谈会
表示要提高阶级觉悟,
绝不能让阶级敌人夺走了“帅印”。
(1)故事发生在1960年春天,苏北里下河地区某人民公社小陈庄生产大队。这个队的领导权——印把子已经被反革命分子陈景宜所篡夺,大队长陈广清做了敌人的一把挡风遮日的“大红伞”。别的大队热火朝天搞生产,小陈庄却冷冷清清。公社党委调红旗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何文进到小陈庄生产大队当党支书,何的到来使陈景宜十分震惊。于是想出一个阴谋,以关心群众生活为名,要把仓库里的稻种分光,好给何支书的工作造成困难,他要是同意分稻种,就成了陈家门楼一条板凳上的人,要是不同意,就“难”字当头摆,让他在小陈庄站不住脚,小陈庄的印把子还得由他们陈家门楼掌握。这就是陈景宜的如意算盘。陈景宜叫大队长陈广清把何支书先迎到了陈家门楼,施展他那一套惯用的拉拢干部的手段,摆下酒宴给何支书接风。何支书不但不同意分稻种,而且烟没抽一根,酒没喝一口,一见下雨就带头挖缺放水去了。陈景宜见何支书没有“上钩”,惟恐自己偷窃稻种的事被何支书揭发出来,于是就叫陈广西(大队会计,实际是陈景宜的狗腿子)去到陈友才(曾上过陈景宜当的贫农社员)家里送粮食,以此威胁利诱陈友才,叫他不要向何支书说出过去偷运稻种的事。何支书在队委会上知道陈友才家里有困难,就带着救济粮到陈友才家,陈景宜突然闯来,企图把何支书支走。谁知友才妻竟说出陈景宜刚才叫广西送粮的事,何支书对陈景宜这鬼祟行动早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不禁更加猜疑。陈景宜又故意拿“下秧稻种不够”的事来试探何支书两下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何支书不同意分稻种,于是敌人的“难”字摆出来了,故意煽动落后群众来到大队部闹着要分粮,经何支书的解释说服,一场风波平息了。何支书发现群众并不是真缺粮,而是对仓库保管有意见,决定要胡素芳(年轻的共产党员)帮助兰菜花(陈景宜的老婆、仓库保管员)清查一下账目。不料这事被敌人知道,趁何支书去公社汇报工作的时机,设下圈套栽赃陷害胡素芳,好浑水摸鱼。胡素芳因年轻缺乏斗争经验,误入仓库,掉进敌人的陷阱,又遇上大队长陈广清浊清不分,认敌为友,偏听偏信,胡素芳有理难辩。何支书亲自送粮给陈友才,并且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唤醒陈友才的阶级觉悟。友才深受感动,刚要倾吐实情之际,陈广清叫何支书去开会,到嘴巴边的话又被打断。当夜,陈友才决定去找何支书,不料半路又被陈广西截住,叫他把藏在黑鱼嘴那船稻种沉掉。陈友才深夜来到黑鱼嘴,他不但没有沉掉稻种,反而把稻种船往村中撑来。陈景宜和陈广西尾随在后,威逼陈友才沉船,陈友才不肯,敌人狗急跳墙,顿起杀机。在这紧要关头何支书带领民兵纷纷赶到,救了陈友才,陈景宜和陈广西也落入人民的法网。
记得我读小学时,学校也组织我们小学生观看过这个电影;可我什么也没记住,却永远记住了其中一句台词,“何支书,吃饭了。”为何只记得它?至今想来也是一个谜。这谜犹如“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一样——从2009年7月16日开始,百度“魔兽世界贴吧”中一个《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空帖迅速红遍全中国——至今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里正有着中国文化中吃的热闹以及寂寞的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吧。或许谁知道呢?
                                                        
大庆精神(1)的一个生活细节
一场1964年的暴风雪过后,气温突然下降了十多度;
年轻的单身工人张海青,被子又脏又薄。支部书记李安政
检查铺盖被时,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趁工人们上班后,
悄悄地把张海青的被子抱回家,让自己的爱人拆洗干净,
又把家里的一床棉被拆开,扯出一半棉花,塞入张海青的被子。
张海青发现自己的被子变得又厚又洁净,可就是找不出是谁干的。
一个刚从另一座大城市调来大庆工作的王文杰
看到了这一切,他也没有吭声,只暗暗地掉下了眼泪。
(1) 指开始于1964年初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即号召当时的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在冰天雪地里疯狂劳动。
  1963年底,中国开发了大庆油田,不仅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更培养出一支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全国传播。
  无可否认,“工业学大庆”运动确实为中国的工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一些大庆式的企业。例如,当时的上海市学大庆见行动,全市三分之一的企业和车间干部一半时间搞管理,抽出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但也有不少人在运动中仅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甚至生搬硬套大庆的做法,造成“消化不良”。
  更荒唐的是,有些企业将“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随意乱用,蛮干硬干,结果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有的企业也想象大庆那样,除生产外也搞农林牧副渔,根本未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等等。
  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等称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并将大庆的经验称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宣称“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甚至扬言“不搞科研照样出油”,大庆油田管理陷入混乱。
   文革结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主持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重新肯定了大庆的成绩和经验,但同时,会议也强调学大庆运动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浮夸和冒进倾向。
                                                
“毒”粽子的启示
1964年端午节前一天傍晚,
山西文水县孝义公社马村大队第十一生产队
地主王淑珍一溜烟跑进队长孟耀吉的家,
从围裙里拿出几个粽子递给孟妻,说:
“我知道你家没做粽子,特意给孩子们送来几个。”
接着还提出给孟家看小孩,
并执意要把磨面的工具借给孟家使用。
第二日上午,在地里锄玉米的一伙贫下中农
就纷纷议论起这事。有人说;“王淑珍有鬼,
我们可不能眼看地主把队长拉下水呀!”
很快,十一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
社员们揭露地主的阴谋,也帮助队长提高认识。
贫农张松富说:“为何地主偏给你家送粽子
而且是在你当了队长以后送?”贫农张秀峰说:
“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地主,可你看不见,
原因是我们心中有阶级,你当队长的还没有。”
贫农刘占奎说:“地主现在出新招给我们软斗
当干部的可要时刻警惕呀!”孟队长恍然大悟:
“要不是阶级兄弟拉我一把,我可完了。
今后一定划清阶级界线!”从此,孟队长
遇事(无论大小)都和贫下中农商量,再未出错。
                                 
掏粪工人刘同珍
一、    启:完成了身份认同
刘同珍今年24岁,是济南市肥料公司匡山肥料厂的掏粪工。(1)
六年前,他从家乡高小毕业,来济南找工作。他本想当一名
炼钢工人或医生,但却被分配去掏大粪,心里很难受。
而更让他难受的是回乡探亲时,人们见他就喊:“在济南府
掏大粪的人回来了!”但母亲的话给了他力量:“当年你父亲
和你哥哥都在家靠拾粪糊口。如今你一定要听党的话,叫干啥
就干啥,可别忘了过去。大粪有味,靠味值钱,庄稼还离不开它呢。”
同样,肥料公司经理的话也影响了他:“小刘呀,咱们这一行是脏,
但只有那些有臭气脏气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才瞧不起我们。”
接着,刘少奇接见北京市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教导又鼓舞了他:
“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是分工不同。”
二、    承:苦练硬功夫
一天清晨,大雪刚过,刘同珍就与其他工人挨门逐户掏大粪去了。
他们把一桶捅粪便挑到装大粪的汽车旁,50多岁的老工人刘清和
再一桶桶倒进粪车里。老刘毕竟年龄大了,加上雪融泥滑,一下摔倒。
刘同珍见状,当场就跳上汽车踏板,接替老刘的工作。哪知他一伸手,
六七十斤的粪桶怎么也提不上去。晚间,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痛下决心。
第二天,就找来一个四十七斤重的石锁,每日清晨上班前猛练二十分钟;
先提石锁练臂力,后练双手提举,又练单手提举,一练就是三年。
1964年初春伊始,他就能每天站在踏板上轻快地负起手提的重任,
那可是一日复一日的1140多桶、共重40多吨的粪便装车任务呀!
三、    转:统率全局
不久,刘同珍又出任调度工作;他那组的掏粪地段十分庞大:
共有24条街、63个巷、18处公厕、8800多户居民厕所。(2)
如何把全组15副粪挑合理地调度到每户去,并记住每个厕所的位置,
而且还要对每个厕所的粪便数量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遗漏、窝工,
这绝非易事。面对如此繁复的门牌和太多的厕所,一开始就乱了套:
15副粪挑工作起来,不是漏户就是两个人碰了头。刘同珍开动脑筋,
去市场买来一个小本,下班后,或节假日,就逐家走访、登记人头
(为了解粪便准确数量)(3)、厕所位置、有无上夜班的,及何时掏粪最恰当,
以上情报都一一记入小本。有人以为是民警查户口,也有人以为在侦破案件。
晚上,刘同珍就背诵那写在本子里的情报。但又有麻烦:城市的门牌
不是按每家顺序编排的,如上一个号数在街上,下一个则在巷里。
这时,刘同珍就根据大门的特点画一些自己才懂的代号,来加深记忆:
洋灰门、大红门、小窄门、高台阶、铁栅栏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死记硬背,
他终于把全段的户数、粪量及掏粪时间都掌握得稳稳当当。但又有特殊情况:
按常规,掏粪从早晨四点半开始,可有些剧团的演员由于夜里演出,
睡得很晚,早晨正是他们睡得最香的时刻,若此时去掏粪,就会影响他们。
刘同珍就躲开这段时间,把周围厕所挖完,再返回去。饭馆的厕所也这样处理。
四、合:诗有别才(4)
在掏粪功夫之外,他还是一个修理工。一次,他去济南市委幼儿园掏粪,
发现厕所年久失修,下水道被堵塞,粪水流不走。他就与同伴们开始修理:
污水和粪泥夹杂着碎砖乱瓦,用粪勺挖不出来。刘同珍就爬倒在厕所边上,
伸手插入又脏又臭的粪泥中,把碎砖乱瓦一块块全部掏出来,随后,
又把粪池和下水道用砖砌好。当他用同样的方法为济南三里庄小学
挖大便池的时候,小学生们齐声高喊:“快看呀,这里有一位雷锋叔叔!”
(1)1964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丁乙在《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长文《掏粪工人刘同珍》。此文读后,逗引出我万千思想,禁不住赋诗一首,也来歌唱一番济南市的明星掏粪工人刘同珍。哪知64年后,又是济南传来佳话,且看目前各大媒体宣扬的这件事情:
2010年3月2日,济南5名经过层层考试被录取的大学生掏粪工在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拜师、上岗。
这5名大学生是09年10月在近400名报考者中被录取的,经过近半年的培训和环境适应,单位为他们正式举行了拜师暨聘用合同签订仪式。他们从此将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掏粪工人。他们当中有学计算机的,有学会计的,还有学建筑的和政法学院毕业的,4个大学本科毕业,1人专科毕业。5人中有两名中共党员(按:其中还有二名女性),最小的23岁。所学专业涉及计算机、法学等。(来源:中国山东教育网)
看来刘同珍的职业及其精神在济南尤具吸引力,如今又见这般高素质的掏粪工人出生于济南,真是可喜可贺矣!在此特别预祝他们续写刘同珍的传奇,不负济南这座刘鹗(《老残游记》作者)所欢喜的名城之美丽。
但是在晚清,粪便不仅给济南,也给所有的中国城市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造成环境污染,二是带来了处理粪便所需的财政开支。这两个问题都是致命的,以致要设计出一种复杂而完美的机器来对粪便进行收集。在城市里,要相当数量的贫苦人是靠捡拾粪便维生的。官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城市的卫生问题。他们将这件重要的事务交由民间去做,处理污物这个行业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这对那些有能力胜任此项工作的私人企业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事实上,拥有足够资本的人都会向这个行业投资,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能赚钱的行当。他们在大街、小巷、街角及客流量大的主要干道上都修建了厕所。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301页)
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温故而知新:目前,这两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吗?看来我们还得继续努力,不仅仅是济南。
(2) 厕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连篇谈论,但此注释不想做考据式的爬梳,仅就阅读和本人经历所及,作一番适当的夹叙夹议,其目的是想提醒读者注意这个话题以及这个话题背后深藏着的兴味,这兴味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文学的,当然还可以是现实的。由于本注释只限于谈论日本和中国有关的厕所意象,因此厕所的兴味或传奇也仅限于日本和中国,而后者是议论的重点。
“厕所”这一意象能给人风雅的形像吗?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关于厕所》一文中便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形像。据他所述,有一次他在一家馄饨铺吃饭,突然便急,就径直去了馄饨铺深处二楼的一间厕所,当他跨开两腿往下看时,看见的却是几十尺高空之下的泥土、野草,盛开的油菜花以及翩飞的蝴蝶。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排泄甚是快活,因此他说:“粉蝶飞舞于下坠的粪便之间,下面又是菜花盛开的菜地,我想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风趣的厕所了。”(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6页)另一次,谷崎在一个夏天去了纪州下里的悬泉堂,遇到了更令他感怀的一间厕所。这厕所位于这家古宅的幽僻处,周遭绿荫环抱,古意盎然,“厕所的臭气会立即发散到四面八方清新的空气中去,因此上厕所的心情就象在亭榭里休息一样,毫无不洁之感。”(同上,第126页)接下来,他再发思古之幽情,谈到了名古屋那些上流人家厕所里的幽雅气味,并说只要闻一下这些厕所的气味,便可知道这家人的人品,可以想象一番他们过的生活。而且厕所的气味会带来一种令人留恋的美好思念。“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一进家门首先到厕所去,闻一下过去熟悉的气味,便会唤起儿时的回忆,百感交集,真正产生‘我回来了’的亲切之情。”(同上,第127页)他甚至还说到应在小便泄里置放牵牛花和杉树叶,并认为这是最典雅的入厕。最后,他还要修建他喜欢的厕所。这样的厕所采用古典日本式,不用抽水马桶。其设计如下:“使粪池尽量远离厕所,设在后院的花圃或菜地里。总之,使厕所的地下到粪池之间多少有点坡度,用管道相连以便把污秽之物送到粪池去。这样在地板下面便不会有吸收光线的粪池口,而是一片昏暗。虽然会有微微的幽雅的使人冥想的气味,但绝不会有令人不愉快的恶臭。”(同上,第130页)
以上是谷崎有关厕所的议论,其中传递出来的厕所意象或饮食起居之面貌可谓风雅之极。从此可推出日本文学中风雅清凉的一面,看来这与厕所这一意象是大有关系的。但厕所风雅到奢侈,还要数中国古代的厕所。如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厕所便风雅得令人眩目,其奢侈程度或许可称世界第一。他每次入厕都要用大量的飞蛾翅置于壶中,放在厕所的地板上,然后排泄粪便于其中。总之,他以飞蛾翅代替细沙作为粪便的垫料,由于飞蛾翅是轻飘的物质,所以排泄下来的粪便立刻埋于其中,不露痕迹。这真是令人绝倒,飞蛾翅的垫料给人以美的无边幻想。“粪便从上面巴哒巴哒地掉下,接着无数的彩翅象烟雾般腾升飞舞,它们都是汇集在一起的干燥的、闪烁着金黄色暗光的、非常薄的云母状断片。”(同上,第128页)当粪便掉下时,在你还未看清的当口,那些固体物质已被这些幻美的断片吞没了。但是,如此美丽的入厕是要付出代价的。想想看,搜集这么多的飞蛾翅需要多少人工,而且每次入厕都要换上新的垫料。这一来,云林先生必出动大量人手,在夏季捕捉成千上万只飞蛾,以备一年之用。这般香艳优雅的入厕,唯有在精致唯美的中国古代才能做到。那可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令人怀念的古典时代,当然也是中国厕所最为风雅的时代。而如今“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叶芝)
一个古典时代结束了,厕所的古典意象也随之而去。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厕所又是何种模样呢?
我曾在《另类说唐诗》一书中这样说过:“1992年我曾住在重庆一所大学最为简陋的住房里,楼下是幼儿园,日日喧腾,门前是臭水沟以及沟中的残渣剩饭,并已锈出暗绿,颇象闻一多写的《死水》。蚊虫、苍蝇、老鼠日夜奔忙。而最令人胆寒的却是那公共厕所,日夜恶臭熏天,入厕令人泪水长流,不能睁眼,粪便常年堆成小山,几乎要贴上屁股,但凭窗望出却是山川田野,真是美丑对照,相映成趣。”(柏桦:《另类说唐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这样的厕所现实,只能让我们写出“恶之花”式的文学,当然也可以写出滑稽可笑的文学,且看下面二段日本作家中野孤山在其著作《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里所写的有关中国二十世纪初年厕所的文字,前一段写他刚入上海时的遭遇,后一段写他在蜀地住客栈时的尴尬:
厕所的构造也与我国迥然不同。在一个屋子里并排砌着好几个类似我国灶坑一样的东西,每个里面放一个土陶罐(土陶罐可以取出来),各坑之间没有挡板相隔,可以一眼望穿。解手时要蹲在坑上,有时好几个人并排蹲着。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此事发生在我等一行人第一次投宿的中式旅馆(按:须知这旅馆可在大上海呢)。投宿的第二天早上,大家起床后,纷纷诉说头天晚上的遭遇。有的为饱受臭虫的袭击而发怒,有的为床铺的简陋而抱怨,有的为卧具的凌乱而诉苦……有一个年轻绅士,起床后直奔厕所而去,可是当时已经有一个华人先蹲在茅坑上,瞪着双眼,鼓着腮帮子,用尽了全身力气在解手。见此情景,他只好退了出来。过了一阵,见有人从厕所出来,他又进去,没想到这次里面并排蹲着两个人,他又退了出来。又过了一阵,他心想这下应该都出来了吧?他一边嘟囔一边进去一看,结果这次并排蹲着四个人,还优哉游哉地抽着烟,满脸的不在乎。见此情景,他夹着屁股,铁青着脸,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都很同情他,没敢捧腹大笑。
其中大部分厕所都与猪圈并排着。在一个大坑上架着板桥,板桥只有一块,看上去很悬乎。解手时蹲在板桥上,要么与猪相对,要么屁股对着猪,二者必居其一。由于板桥不牢靠又狭窄,而且还有一半已经腐朽,因此,遵照孔子“危邦不入”之教诲,旅客就在宽敞的庭院或安全的室内墙角方便。旅店老板不仅不责怪,反而因为厕所里粪便减少而对此行为表示欢迎。
中野这样的经历我也曾在四川经历过,2000年春日的一天,我和一位朋友驾车从成都去重庆,半路上,这位朋友说附近有一农家餐馆做的鲢鱼特别好吃,而且许多人还专门驾车去那里吃鱼,他边说边从高速公路上拐入了一条乡村土路,很快我们就来到那间餐馆,一看沿路果然停满了各式汽车,其中高档豪华车不少。他领着我进了一个院子,整个已被吃客占满,他轻车熟路地又领我进入一间房舍,由于刚才外面太阳很亮,我还不能很快适应这屋内的昏暗,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难闻气味扑面而来,而且听到了动物的噜噜声,定睛一看,原来是三头大肥猪正晃着头对我们打招呼,我真吃了一惊:一是突然这么近挨着这有些怪异的庞大动物;二是他怎么把我带到猪圈来了;三是我看到有两个吃客在那里解手,其中一个喝醉了正在大口呕吐;四是我们得非常小心地走过那摇摇欲坠的架在大粪坑上的板桥。还好,最后总算穿过了这猪圈兼厕所,外面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院子,我紧张乱跳的心放松下来了,而后面所吃之鱼,可想而知,没有任何感觉。只看见不断有吃客起身去周围的树丛中解手,而根本不去那猪圈上厕所。
2001年,又是春日的一天,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执意要请我和我的家人去一处他认为风景很美的乡间小店吃饭。到了才知道那风景的模样,小店紧靠一条破烂的公路,要抖散架的农用车来来往往,那震天响的声音尤其让人撕心裂肺。更令人害怕的是那吃饭的桌子轻飘飘的,由于地面凹凸不平,要不停地在那桌子的脚底塞一点碎瓦或木屑。就这么免强坐下后,难闻的气味又冲了上来,四下再一细看,原来这小店不仅靠着灰尘扑鼻的公路,而且另一边还紧靠一条几乎不流动的墨黑色的臭水沟,沟坎上堆满了垃圾,而我的朋友却很兴奋,用手指点着不远处的一座水泥桥让我看,并随口吟出卞之琳的一句诗并评论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这地方真不错,我是好不容易才发现的。接下来,我们开始在这风景中喝酒,我三岁的儿子坐不住,就在那陡峭的沟边探查,儿子的妈妈一来此处就感到不对,这时见儿子的危险动作更是坐不住了,只好去不停地逗他玩。不久,我想解手了,就问朋友这里的厕所在哪儿,他说就在屋后竹林中解决。我旋即去了他手指的地方,那竹林里地面湿滑,看来常有人在这撒尿,加上又有些看不太清楚的人粪,因此我走起路来难免慌乱,结果在那里扭伤了脚。
好了,以上所说还没完,再让我们来看看芥川龙之介,这位神经脆弱的敏感天才(据其传记作者进藤纯孝所说:他“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在中国又遭遇了怎样的“厕所”打击?据他自己说,有一次他的日本朋友请他在上海著名的雅叙园餐馆吃饭,吃着吃着他想上厕所了,就去问跑堂的厕所在哪里,“他指示我在厨房的水槽上解决。实际上在我之前,一个满身油污的厨师已经在那儿做了示范。我对此是大大的折服了。”因此,他感叹道:“味觉以外的感觉与其说是得到了满足,不如说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而更刺激的还在后面,芥川在他的《中国游记》(按:上面所引芥川的话,也出自此书)中写了许多中国式的入厕方式,在庐山旅游时,他看到附近江面上这样的一幕现实:
江面上有一艘木制的军舰,架着一门仿佛还是征讨西乡隆盛时曾经用过的大炮,停泊在琵琶亭的旁边。且不说浔阳江上的猩猩会现身,本来以为至少里面会藏着浪里白条张顺或者黑旋风李逵一般的人物,却没想到从眼前的船蓬里伸出一个丑陋至极的屁股,而且那只屁股竟然肆无忌惮地(请宽恕这里粗野的叙述)悠然地在江上大便。
芥川本想在浔阳江上发怀古之幽思,慢慢观赏熠熠的汉风,但看到的却是一个中国屁股正在大便,不免又“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书写厕所这一当代意象最具现实主义功力的应属虹影。她在她那本“美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中国史诗”(玛丽•维斯利)《饥饿的女儿》中为我们描述了当代典型的中国厕所,这种厕所正是我们苦难生活的“客观联系物”(T.S.艾略特),它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现实:“女厕所的三个茅坑脏得无处下脚,白蛆,还有拖着尾巴发黄的蛆,蠕动在坑沿,爬到脚边。”(虹影:《饥饿的女儿》,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因为普遍人家的室内无厕所,大家只好在清晨走10多分钟的路程去远处厕所排队等待入厕。中国厕所没有隔间,里外都站满排队的人,因此作者说:
的确,这屎拉得实在不容易,多少双眼睛盯着排泄者的前部器官,多少人提着裤子,脸上冒汗憋着大小便地候着。年龄大的,蹲上茅坑,享受自己一时的独占权。排队的人,则会毫无顾忌地盯着没门挡蔽的茅坑,她们嘴一敞开就难以封住了:谁的谁的子宫脱落,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谁的谁的下身生有红斑湿疹,是婊子,卖逼的,不烂掉才怪。
排队紧张,上厕所也紧张,我总要带样东西,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有时是蒲扇,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的脚,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还得装随意,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否则,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人?(同上,第139页)
以上所引只是关于厕所的两个小段,虹影在书中第八章开篇便用了近五千字来描写中国厕所的全景图,其中有“红爪爪”(中国女厕独有的怪物),有在厕所里口吐蛔虫的女人,有昏倒在屎尿边的,有上霸王厕的,有乱说下流话的。芸芸众生在一个清晨拥挤在厕所,这一夺目的中国意象周围,消耗着她们一天刚开始的生命。厕所这一意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尤为引人注目,它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中国人的饮食起居、精神生活全在此得以反应,这里的厕所也表现出了现实的复杂性,如通过厕所会让人产生以下联想:恶、丑、堕落、肮脏、腐烂、迷信、颓废、下流等。虹影对中国厕所意象的直面书写,让人肃然起敬,一个艺术家“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加对世界的改造。”(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的确,虹影并非仅报道厕所,说明厕所,在她行文的背后,也就是说在她的厕所意象的背后,有一种坚韧地企图改造厕所和现实的英勇决心。
诗歌中能写厕所吗?在我记忆中第一个将厕所写入诗中的当代诗人是李亚伟。他在他那名扬天下的《中文系》一诗中第一次把厕所这一意象引入中国当代诗歌,这应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而这一壮举发生在20年前:“在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李亚伟《中文系》)。厕所与现代派联系在一起有一种错综的机智与深刻的反讽,其中的调侃与反抗性也不言而喻,这里的厕所似乎成了现代派的战场。与此同时,厕所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又被赋予了“狂欢”的意义(整首《中文系》就深具狂欢效果),那是青年人胆大妄为的场所,一切秩序可以在这里被破坏,一切所谓的现代派可以在这里被尽情书写。总之,这是一个语义十分丰富的意象。厕所甚至与孩子般的“胡作非为”及涂鸦有关。不是吗,男孩们就常常在厕所的壁间画上各种王八的图案。我甚至至今还记得我10岁时所经受的震撼:一天下午,我们一群少年在公共厕所附近玩耍,大家正觉无聊时,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男孩兴冲冲地从厕所跑出来,对我们说,快去看,里面有一个大人的锤子(四川话,指男性性器)好大呀!这一下,众人都兴奋起来了,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假装入厕小便,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观看。我也看到了那骇人的一幕,但给我留下永恒烙印的并非那成人的巨大性器,而是那中年男人斯文且敏感的形象,他带一副近视眼镜,很紧张地抖动手中的一张正在阅读的报纸,企图遮挡他那个部位,脸色也有一丝懊恼,他知道小孩们进来的真实原因。
时间到了2001年5月22日,这一天,尹丽川写出了一首真正全面与厕所有关的诗。从而彻底破了厕所不能入诗的禁忌,并且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颤栗,犹如老雨果曾说波德莱尔的诗为其带来新的颤栗一样。一个新的视界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的现实尺度为我们确立了。全诗不长,现录如下:
郊区公厕即景
蹲下去后,我就闭上了双眼
屏住呼吸。耳朵没有关
对面哗哗地响,动静很大
我睁开眼,仰视一名老妇
正提起肥大的裤子
气宇轩昂地,打了个饱隔
从容地系着腰带
她轻微地满意地叹了口气
她的头发花白
她从容地系上腰带
动作缓慢而熟稔
可以配悲怆的交响乐
也可以是默片
尹丽川这首诗在形式上并无什么新意,不象“非非”有形式上的突破,但在内容上却有极大的创新,甚至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母题。“温柔敦厚”的优雅诗法之迷信被破除了。诗人诚实地面对了自己及其生活,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诗是最现实不过的。”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诗,也应了庞德(Ezra Pound)所说,所有艺术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尹丽川这首诗是一首及物的诗。正是在及物这一点上,她又如同波德莱尔一样,为我们带来了题材、内容的新颤栗,这颤栗让我们紧逼了现实并感到人在世界上一种真实的存在的形式,由此我们继续读出“这种现实主义的定义不能不考虑作为它的起因的人在现实中心的存在,因而是极为复杂的。”(同上,第167页)的确,作者在现实中的思考是极为复杂的,尹丽川并不象单纯的波德莱尔那样执着地书写拾垃圾者、腐尸、恶魔、蛆虫、苍蝇、粪土(这些意象对于传统诗歌来说已经是十分惊世骇俗了),而是以一种东方似的微妙手法,通过厕所书写了普通人的沧桑、麻木、荒凉,一句话,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必选择。但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处境时,作者又在诗中贯注了极深的慈悲。最后二句是公开的细腻的悲悯,当然也是对“恶之花”般的现实的升华。但这悲悯是以冒犯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作者一贯的风格),她提请我们注意这位老妇,她的生命在厕所“打了个饱隔”(一个最准确、最惊人的细节),“满意地叹了口气”(这是平凡之气,也是空白之气与衰败之气),这就是平凡生命的本质。我们通过这间郊区公厕感到了作者笔下的厕所的确为我们带来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波德莱尔),这欢乐绝对配得了悲怆交响乐,也绝对令我们震动。为此,这位老妇人的形像也是我们的形像,她的“悲怆”或“默片”式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核心意象“公厕”。 我们在《郊区公厕即景》中既读出了悲悯也读出了诅咒,那正是作者一种深情的对现实厕所的诅咒与悲悯。这悲与咒的结合如此饱满有力,又恰好呼应了佛家语中的大悲咒!
就在我写完这个注释后的十天左右,我收到了我的挚友,毕业于法国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波德莱尔专家,现为四川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刘波写来的有关西方人如厕的精彩文字,我以为切切不能遗漏,特别在此转引过来,以使此注释更趋全面:
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沈志明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中有对西方人(纽约人)如厕的描述,全无东方式的委婉而精致的趣味和唯美做派,而是把如厕看成是片刻的解脱甚至解放的时光,直脱脱宣示西方人的张扬和放肆,在屎尿中体会迪奥尼索斯式的恣意狂欢。现将这段文字抄录于后,聊备一格:
人同肠子完全一样,只不过粗大些,多变而贪婪,体内装着一个梦幻。(第219页)
我坐的凳子右边正好有一个大洞口,就在人行道上,很象我们的地铁(……),里面宽宽的,有粉红色的大理石台阶,我看到许多人进进出出,原来他们到地下室去大小便。我立刻行动起来。地下室也是用大理石建成的。但见一个大池子,有点像游泳池,但没有水,散发着恶臭。透进来的日光非常弱,再被解纽扣的人一挡,几乎没有日光了。大家都不回避,涨红了脸向池子里泄赃物,发出不堪入耳的声响。男人之间这样随随便便,嘻嘻哈哈,互相打气,大有足球场的气氛。人们一到,首先脱去上衣,好象要进行体力的较量:干事要有合适的穿着嘛,这是规矩。然后放肆起来,打嗝的打嗝,放屁的放屁,手舞足蹈,各自占个粪坑,好象这里是疯人院。从台阶下来的人和在粪坑旁的人互开玩笑,语言污秽,但大家都喜眉笑眼。但他们在人行道上却一本正经,甚至闷闷不乐,不过想到要廓清叽里咕噜的肠子,不由内心欢喜,已经显得如释重负了。(……)里外鲜明的对比使一个外国人瞠目结舌:在地下人人衣冠不整,落拓不羁,随随便便泻肠污,而在街上则行动拘禁,道貌岸然。(……)我从原来的台阶返回光天化日之下,在原来的长凳上休息,恍然领悟消化和庸俗的奥秘,发现了共同拉巴巴的乐趣。(第 220-221页)
看来,正如克里斯蒂瓦所说,塞利纳的作品中的确包含着一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一些“不遵守边界、位置和规则的东西”(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利——论卑贱》,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页)。
巴赫金有一段话说得也很有见地:“粪便还是欢快和令人清醒的物质,这种物质既是贬低性的,又是温柔的,它用一种轻松的、毫不可怕的诙谐方式将坟墓与分娩集于一身。”(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0页)这段话说的是拉伯雷的《巨人传》,不过放在塞利纳身上倒也贴切。
拉伯雷的书真可谓屎尿文学的大全,大大方方地列数各种粪便的名目,讨论屎尿的威力,也有一种大气的狂欢气象。至于说到擦屁股的方法,那也是不厌其详,其精致细密的程度丝毫不让东方同行。主人公高康大如是说:
有一次我拿一位宫女的丝绒护面擦屁股,觉得很好,因为丝绒柔软,使我的肛门非常舒服;
还有一次,用了她们的帽子,也同样舒服;
另外有一次,用的是一条围脖;
还有一次,用的是紫红色缎子的耳帽,但是那上边的一大堆粪球似的金饰件把我整个的屁股都刮破了。巴不得圣安东尼的神火把造首饰的银匠和戴首饰的宫女的大肠都烂掉!
后来,我用了一个侍从的、插着羽毛的、瑞士卫士式的帽子擦屁股,才止住了疼痛。
还有一次,我在一丛小树后面大便,看见一只三月猫,我拿它擦了屁股,没想到它的爪子把我的会阴部分抓了个稀烂。
第二天,我用我母亲熏过安息香的手套擦屁股,才算治好。
从此,我擦屁股用过丹参、茴香、莳萝、牛膝草、玫瑰花、葫芦叶、白菜、萝卜、葡萄藤、葵花、玄参(花托是珠红色的)、莴苣、菠菜——这些,用过之后,腿部都觉着很好!——还用过火焰菜、辣蓼、苎麻、止血草,但是用这些,我却得上了隆巴底亚的痢疾病,我用我自己的裤裆擦屁股,才把它治好。(《巨人传》,成钰亭译,台北,桂冠图书,2005年,第61-62页)
这段汪洋恣肆的文字还很长,所引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到后来终于得出结论:
但是,总的看来,我可以说,并且也坚持这个意见,那就是:所有擦屁股的东西,什么也比不上一只绒毛丰满的小鹅,不过拿它的时候,须要把它的头弯在两条腿当中。我以名誉担保,你完全可以相信。因为肛门会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快感,既有绒毛的柔软,又有小鹅身上的温暖,热气可以直入大肠和小肠,上贯心脏和大脑。别以为极乐世界的那些英雄和神仙的享受,就像这里老太太们所说的那样,只是百合花、仙丹或是花蜜,他们的享受(照我的看法),就是用小鹅擦屁股,苏格兰的约翰大师就是这个想法。(同上,第66页)
巴赫金说这段文字展示了快感生发的生理路径:小鹅的软毛和热气,从肛门直达脑门。“这种满足正是阴间永恒的快感,以这快感为满足的,确实,不是基督教天堂里的圣徒和遵守教规的人们,而是极乐世界的神仙和英雄。”(《拉伯雷研究》,第437-438页)
巴赫金从小事情中看到了大道理:“这是一场欢快而自由的戏弄物品和观念的游戏……它的目标是驱散包围着世界及其一切现象的阴沉、虚伪的严肃氛围,使世界有另一种外观,更加物质性,更加贴近人和人们的肉体,更具有肉体的合理性,更容易接近,更轻松,而且描述世界的语言也会是另一个样子,是狎昵─欢快的和大无畏的。可见,这段情节的目标是已为我们熟知的世界、思维的语言的狂欢化。”其实这又有点像是在说你的(按:指柏桦的)《史记》。
(3)在此可见刘同珍心细如发的专业感以及天生的科学家精神。需知当时并无这方面的专业书籍(人体排便量)可供参考,但他凭直觉,一下就抓住了事物的关键,即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天排便数量。这正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刘同珍的确堪当此行翘楚。说到这里,我正好读到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一段话,也是谈排便量的,甚觉有趣,亦可互文,难免手痒,趁便引来:“某位名为贝里永的作家在一战中创作的一部《德意志种族的巨大排便量》——作者在该书中称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排出的粪便量比法国人更多,且气味更加难闻。”(参见埃科:《密涅瓦火柴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334页)
(4)诗并非总是“忧伤的玫瑰”等待着诗人去发现,“而是那个坐在电车里张望世界的人的眼光,他能够从正在工作的人的平凡普通中发现美:骑着三轮车的脏兮兮的面包店伙计啦,把邮筒清空的邮递员啦,甚至那个正在把牛肋肉卸下来的司机:
但是也许最好看的是那些肉块,铬黄色,带粉红色斑块,一圈一圈的涡形图案,它们堆在卡车上,那个系着围裙、戴着皮帽、后沿披挂到脖子上的人正把每片肉块搭到背上,弓腰将它从人行道上搬到红色的肉铺里去。”(参见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31页)
不是吗?我就从掏粪工人刘同珍的工作中发现了别样的精密的诗性,这一切犹如纳博科夫从扛着肉块去肉铺的司机身上看到了美的精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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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8 編輯

毛主席的感伤
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喃喃道:
一万年以后,北京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1)
接着他又说:谈论哲学有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否则你就讲不清楚了。
(1)毛主席的这一问,让我不仅想到了他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二行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还让我突然想到了拜伦《唐璜》中《第十五歌》最后一节:
人生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就象在昼夜之交一颗星徘徊于天边。
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知道得多么少!
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我们更不知道!
永恒的岁月之流滚滚而去,把生之泡沫
带到远方:旧的破灭,新的浮现,
从年代的浪花中冲击而出:帝国的坟场
上下起伏,也不过和一些逝去的波浪相像。
(拜伦:《唐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948页)
二行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1)
(1)弗兰克曾在《虚无主义的伦理学》这篇名文中说过:“社会主义的道德激情集中于分配公正这一思想,并仅限于这一思想;这一道德源头也可以追溯至关于幸福的机械唯理论,追溯至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总体上并不需要为幸福创建各种条件,而只要从那些为了自身的利益非法占有这些条件的人那里去索取或抢夺。”(转引自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第190——191页)
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
“有人说中国热爱和平,那是吹牛。实际上
中国人喜欢斗争。(1)我就是其中一个。”
(1)毛主席年轻时为了强筋骨、练意志,曾运用过多种方法进行锻练,其中风浴、雨浴、冷水浴、登山、露营、游泳等,可说是不一而足。在他青春时节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以上所引毛主席的话出自萧三之书:《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有意思的话
一、1957年,毛主席第四次横渡长江的时候,曾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年轻时,他还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二、1966年,庄则栋在参加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时说:一个战士在上阵以前,不去想怎么把仗打好,而是先顾虑打败仗牺牲了怎么办,这叫什么样的战士?
三、长沙市一中高三(三)班共青团支部在1966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升学考试制度的二十一大罪状》,其中多是老生常谈,不必一一录来,其中二条有些意思,转抄如下:其一、阻挠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临高考,许多同学就不想与工农相结合的事了,就不愿“抽时间”去和工农群众共甘苦,同劳动了。毛主席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而绝大多数同学一心一意为了“高考”,考上的就高兴,考不上的就不满,不愿下乡。其二、把一些牛鬼蛇神和会猜考题的投机的家伙捧上了天。中统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彭靖,曾经一度把持了我校语文教研组的领导权。而政治教研组长,曾经因连猜中政治考题,考生出场时喊他“万岁!”
                                                               
为何喜欢《首战平型关》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否喜欢这册连环画?
或许喜欢吧
因为封面有一挺正在扫射的机关枪,
因为另一个拿驳壳枪的八路军(1)显得很大
而我又很小
而那一年是1966
(1)“八路军”一个在大陆耳熟能详的词,还需解释吗?在此,我要从另一角度(史沫特莱的角度),告诉你另一副八路军的面孔,他们既天真又可爱:
史沫特莱随一个连队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个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点东西吃。小米唾手可得,但是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们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
在这个残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给战士们讲毛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中的有些内容就是不允许不付钱强行拿走别人的东西,特别是群众的东西。战士们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她说:“他们的声音像一支大型乐队。”
这些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焚烧日元,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中国的钱才是钱。他们第一次见到火车就像美国的儿童第一次见到剑龙。他们到西安,不顾身上的伤痕,排起队希望按一下开关,因为他们对于手指一动电灯就亮感到很惊讶。(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74页)
                                                           
毛主席像章
如同儿童喜欢玩具,我们曾热爱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1)
1989年12月26日我写下《1966年夏天》,
当然也写下我心中的像章: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1)    毛主席像章在“文革”时曾铺天盖地、风靡全国,据《人民日报》1966年10月9日一篇文章(《戴上主席纪念章 颗颗红心永向党》)报导:“最近以来的北京街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生动景象:一些书店、供销社、文具商店门口,常常拥挤着成百上千的外地学生。他们排着队,在那里耐心等候,等候一件最珍贵的纪念品——毛主席纪念章。买到纪念章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三三两两聚拢在一起,彼此倾谈着无限喜悦的心情。”但一般人有所不知,早在“抗美援朝”时毛主席像章就已成为朝鲜前线最抢手的礼物,一时成为时尚。1951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毛主席纪念章在朝鲜前线》(作者为中国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团员,上海青年代表哈宽贵),作者在文章中说:“这次我们去朝鲜前线慰问,带去了全国人民对战士们的热爱与关怀,也带去了大批慰问品。其中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是毛主席纪念章。纪念章是红色的底,上面是金色发光的毛主席像,下面有‘抗美援朝,保家为国’八个字”。由于带去的像章不够,仅有功臣才能得到,而“得到纪念章的功臣们乐得像个孩子一般,其他的战士也争着观看。”依然是1989年冬天,我再次写到“像章”:
麦子,我左胸的一枚像章
我请求你停止疯长!
                  ——《麦子:纪念海子》(柏桦)
                                               
一些有趣的事
一、一百粒“红花生”
四川一间农业中学的革命师生送给毛主席一百粒“红花生”
他们说:请您老人家检阅我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成果;
请您老人家尝尝,这一百粒花生组成的千百颗红心。
二、在列车上
在一辆大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解放军战士正当众讲述
他学习“老三篇”,狠斗“我”字的体会。他本是一名战士,
后被调去炊事班工作,觉得丢人,干得懒心无肠。后来,
学了“老三篇”才彻悟:原来锅台就是我的革命阵地!
三、洗头
有一天,天刚亮,一个红卫兵就跑来天安门用水管洗头。
一个守卫天安门的战士说水很冷,劝她不要洗。
她却兴奋地说:天安门前的水是毛主席身边的水,
它最甜、最有抗毒作用,用它洗了头,
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永远也不会迷失方向。
四、对联及剪刀手
许多服装店的门上出现了对联,我记住了其中一副:
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
横额是:兴无灭资。(1)在最热闹的街头,我还看见
红卫兵剪刀手或“群众专政大军”专用剪刀剪小管裤。(2)
五、全聚德变脸
首先变为北京烤鸭店
接着被一百幅毛主席画像
及数以百计的毛主席语录装扮;
一张醒目的标语贴在门前:
“欢迎工农兵进餐”
菜牌上增加了五种菜:
最贵的二角五,最便宜的八分。
六、一个英国记者说
他们确实一向让访问者去参观肥料工厂的。但是,我突然
被一个拿着大字报和一桶浆糊的狂怒的人所吸引住了。
这个人从旁边一条小路上冲了出来,在空白的砖墙上
涂抹浆糊,贴上写有“工厂党委书记见鬼去吧”的大字报。
翻译解释说: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粉碎他的荒谬理论。
七、《毛主席语录》在国外
《毛泽东主席语录》已在全球书报摊上出现
并在法国畅销书单上居首位,且售价很便宜,
在法国卖二角八分,在香港卖一角七分,在美国卖六角
八、焦裕禄对孩子很严
一次,    国庆(焦裕禄的儿子)想买本子,焦裕禄就先查看他的
旧本子是否写完;买了东西哪怕剩一分钱,他也要向孩子讨回来。
他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
九、热爱
一天夜里,狂风暴雨吹得哨所(位于黄海某岛的山巅上)
墙上镶着毛主席像的镜框乱晃,战士马绍君忍着风吹雨打,
用手扶住镜框,使毛主席像在狂风中纹丝不动,直到第二天放晴。
十、老来变
六十七岁的王洪亮退休后,准备好好度过晚年。
于是,在家养鸡、养兔、养金鱼;也玩鸽子和鹦鹉;
开会不参加,集体事情不关心;后加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回忆苦难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又蜕变为一个新人。
十一、唱歌
上海爱国小学教师段东红1968年4月28日上午正在乘25路无轨电车
这时,坐在他后面的一个中年妇女对着她的小孩唱一首外国歌曲《宝贝》
他听了感到很刺耳,就猛地站起来训斥道:“这首歌不能唱了!”接着
转身对车上的众人高呼:“让我们唱《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1)注释见后
                                            
(2)用剪刀当街剪行人裤子,并非“文革”首创,民国时亦有之。1923年6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就载有一则新闻如下:
长沙函云:记者昨有事城外,经过落朋桥地方,见一女子,年方二九,风致嫣然,似一时派女学生。衣着湖绉夹衣,颜色鲜明。下穿羽纱裙子,徐徐行走。忽来剪毁衣服者数十人,将该女子围住,旋将其羽纱裙撕毁,嘱令解下。讵该女子耳红面热,呆若木鸡,既不言语,复不将裙解下。予心知有隐,顷见风吹该女裙作旋飞舞,而雪白如藕之大腿,映入眼帘。岂意该女子真未穿里裤耶?如是拍掌者有之;笑骂者有之;围观者甚众。该女字则羞人答答,几欲钻入地缝,奈地无缝也。予以此难乎为情,奈请警察前往,将人劝散,带该女子至缝衣店借裤一条,解开此围,该女子始狼狈归去云。
更名记
一、    北京
长安街——东方红大路
东郊民巷——反帝路
西郊民巷——反修路
王府井大街——防修路
越南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援越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市百货商店
东安市场——东风市场
协和医院——反帝医院
同仁医院——工农兵医院
全聚德烤鸭店——北京烤鸭店
亨得利钟表店——首都钟表店
徐顺昌服装店——东风服装店
蓝天服装店——卫东服装店
瑞蚨祥绸布店——立新绸布店
三、    上海
永安公司(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之“永安”
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资本家想永远安安稳稳
剥削劳动人民的意思。在这个1966年的夏天,
“永安”必须更名。但更什么名?争议还在继续
“永红”、“永斗”、“红卫”、“东方红”……
三、合肥
包公祠堂——阅览室
包河公园——人民公园
包河浴池——人民浴池
胡开文笔墨店——工农兵笔墨店
陶广盛菜馆——回民饭店
刘鸿盛饺面馆——人民饭店
张顺兴糕店门市部——立新门市部
四古巷——四新巷
三孝口——红路口
回龙桥——立新桥
庙街——红街
四牌楼——东风广场
逍遥津公园——东风公园
丽芳照相馆——要武照相馆
县桥旅社——东风旅社
四、    武汉
三民路——人民一路
民族路——人民二路
民权路——人民三路
民生路——人民四路
一元路——红卫一路
二曜路——红卫二路
三阳路——红卫三路
四维路——红卫四路
五福路——红卫五路
六合路——红卫六路
山海关路——红卫七路
张自忠路——红卫八路
郝梦麟路——红卫九路
卢沟桥路——红卫十路
刘家琪路——红卫十一路
合作路——井岗山路
兰陵路——延安路
黎黄陂路——韶山路
张之洞路——工农路
四官殿码头——江汉码头
张公大堤——解放大堤
双洞门中学——红卫中学
集贤村中学——井岗山中学
黄云记棕床厂——武汉棕床厂
高洪太锣厂——国营武汉锣厂
干太裕家具厂——武汉家具厂
曹正兴菜刀厂——武汉菜刀厂
生生印刷厂——人民印刷厂
谦祥益百货商店——工农兵百货商店
盛锡福帽厂——人民制帽厂
维新百货商店——红旗百货商店
五、    广州
永汉路——北京路
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人民路
长寿路——曙光路
朝天路、米市路——朝阳路
泮溪酒家——友谊饭店
莲香茶楼——东升茶楼
六、    太原
迎泽大街——工农兵大街
湖滨会堂——工农兵会堂
府东街——东风东街
府西街——东风西街
长风剧院——东方红剧院
大中剧院——东风影剧院
并州剧院——劳动剧院
和平剧院——红光剧院
林香斋饭店——人民饭店
认一力饺子馆——太原饺子馆
华泰厚毛料服装店——太原市东方红服装加工厂第一门市部
                                             
香港“文革”小报名录
1967年,香港有一份《千钧棒》小报。
这小报在沸腾的生活中颇有闲趣与急智,
它把在香港出版的小报报名集成了一首诗歌:
“东风,怒潮,漫天雪;反英,抗暴,风雷激。
进军,战斗,新挺进;港九,群众,抗顽敌。
灭英,尖兵,娘子军;造反,先锋,红卫兵。
闯将,伏虎,文锦渡;平英,驱帝,突击队。
奋斗,红色,新香港;红日,东升,满江红。
星火,燎原,换新天;黎明,曙光,东方红。”
                                 
自虐狂陈善斋
这天(1968年1月初的某一天),上海朝阳新村综合商店职工
陈善斋参加完单位“天天批”会议后,一回家,就颇觉失落,
又似乎是意犹未尽,总之,坐立不安;突然他明亮了:心想
爱人退休在家,对外面的大批判一无所知,现在正好趁热打铁,
开一个家庭批判会。老陈边想就边从包里摸出批判材料,
对爱人和子女说:“这几天我们店在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接着,他又连忙读了几段中国赫鲁晓夫说的黑话“吃点眼前亏,
大的不吃亏”;“入党可以做官”。刚读到这里,老陈话锋一转:
“你们帮忙看看,这种反动思想的流毒在我身上有没有?”
大女儿当场指出:“爸爸,你就有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思想。
记得妈妈退休时,你不让我顶替妈妈做辅助工,叫我做艺徒。
还说什么做艺徒暂时虽然工资少,吃点眼前亏,但可以学技术,
将来有希望当技术员、工程师。当辅助工虽然工资多一点,
但以后升级就难了。”女儿还没批判完,儿子又抢着批:“爸爸,
姐姐读初中时,你叫她参加共青团,说入了团升学、找工作方便,
前途有希望。现在看来,你是中了入党做官的流毒。”老陈一听,
急得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朗读起来:“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
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时全家也庄严地加入进来,
奏起了朗诵的合声,并感到一阵阵淋漓的脱俗与温暖。
                                          
新媳妇被当场染红
老贫农孟庆菊大娘的儿子房德经的婚礼非凡:
首先是这婚礼被命名为“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新学员入学仪式”;接着是出席人在“仪式”上的表演:
一开场,新媳妇的讲话就引起众人的高度警惕。
她一条语录只背了半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就羞得扭头朝了里。面对此景,社员们没有嘻嘻哈哈,
表情十分严肃。他们内心很着急,想到的是怎样完成
教育新学员的义务。嫂子第一个发言,讲了自己
是如何通过读毛选,在头脑里闹革命,树立新思想的;
孟大娘逻辑分明地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旧婚姻制度的危害性,
二是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三是让毛泽东思想当家。
年过半百的老贫农挺身而出,朗诵道:“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青年人也开始“献宝”:
我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最后,
男女老少纷纷针对新媳妇的活思想向她送语录,他们说:
千珍贵万珍贵,毛主席的语录最珍贵。这时,新媳妇的心
定了下来,她大方地同爱人齐声高唱她刚才没背完的语录歌: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
一起来了……”婚礼在歌声中落幕,新媳妇的思想被当场染红。
                                             
女社员星夜积肥(1)
还是肥料有意思(前面已写了许多),那就继续写:
1969年4月2日晚,大寨的女社员几乎全体出动,
个个担着箩筐,打着灯笼,一阵风地涌向村西头。
为了夺得今年的新丰收,为了朝毛主席表忠心,
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她们利用夜间寻找肥源。
妇女们边唱着“下定决心”的语录歌,边把那旱池塘
里的淤泥挖起,川流不息地挑往田间,一夜送肥八百担。
  (1)妇女参加家庭之外的重体力劳动,并非始自“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语)的新中国,它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根据19世纪中期一位西方旅行者在湖州的大运河边看到的情况,‘中国妇女不会在任何哪怕最肮脏的活计面前退缩,只要那项活计能够让她多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参见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07页)又犹如曼素恩在其书中所说,盛清的妇女也去挖河泥,并用筐将河泥担到稻田中作肥料。但过去的妇女积肥之目的与本诗中大寨女社员积肥之目的不同,正如前面引文里所说:前者这样做,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后者却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
让我们再来看一幅晚清妇女积肥的画面:
就内地城市而言,农民或者是他们的妻儿,每天都要进城将粪便运回地里。有一座我十分熟悉的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一天,我正在城郊散步,迎面走来一长队妇女,身体强壮,精神饱满,一路上都撒下了她们的欢声笑语,而且见到这样多的妇女都露出欢快的笑脸,实在是太让我舒心了。她们就像是一群轻轻松松出来度假的女学生。每位妇女的左肩上都挑着两只桶,里面装着从城里购得的粪便。这些人看上去都是些农家女,她们与自己的丈夫或父亲一样对农活了如指掌。事实上,我在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她们的丈夫都想法子畜去挣钱了,而将地里的庄稼活留给她们去照管。面对如此沉重的农活,她们并不觉得苦恼。她们中的一些人必须挑着担子走上几英里,但这并不能对她们的精神产生什么打击,也不能禁锢那出自内心的笑语。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第302——303页)
    另外,由于粪肥在中国长期稀缺,因此一直就成为了劳动人民内心的珍宝。这一点,连19世纪驻华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也注意到了:“在中国,你会常常看到,十多个大人和孩子为了争抢路边的一堆马粪正闹得不可开交。”(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第227页。)
                                       
杂记:日常的政治
一、挟海带
这天,贫农社员李婆婆听说革命委员会(1)发动妇女
去崮山挟海带,就抢着报了名。而老伴栾世仁一听
便不高兴:“咱们都是快入土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干活
既不能挣工分,又叫人不放心。”李婆婆当场让老伴面对
毛主席的画像,帮他斗起了私心(读毛选自然不在话下),
直斗得栾大爷满脸发烧,把烟锅抽得吱拉拉响,
最后竟把他斗哭了,他只好一个劲地忏悔:
“刘少奇害得我忘了本,我实在对不起毛主席!”
二、    犁地
下乡知识青年高克强跟着老贫农郭同新学犁地
犁得左右晃动、歪歪斜斜,郭大叔盯着他的双脚
心里明白,就让他学毛主席语录。克强学得豁然开朗
猛然醒悟:刚才郭大叔是赤脚走在犁沟内犁地,
所以犁得又稳又直。可自己呢!生怕把新鞋、新袜弄脏
不敢走入沟内。看来犁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因为自己头脑里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三、    母鸡
欧大娘右手擎着本“红宝书”,左手抱着只肥母鸡
欢欢喜喜来到食品收购站卖鸡。收购员过秤时,
习惯性地往鸡脖子下面一摸,发现鸡嗉囊空空的,
觉得很怪。欧大娘开口说:是毛主席叫我狠斗私心的。
过去我卖鸡时,总是给鸡猛灌砂粒、大米,只想多卖钱
那管鸡的死活,这是中了刘少奇占公家便宜的毒。
现在我排了毒,(2)私字早就扫地出门了,哪来胀鼓鼓的鸡。
四、    唢呐
回乡探亲战士赵希正刚端起饭碗吃饭,忽听到村西头
一阵唢呐声,便问“哪里吹唢呐?”父亲说,魏有富爹死了。
小赵以阶级斗争的敏感性,马上听出了问题:“这决不是办丧事,
魏有富父子都是地主,他们是在为死去的老地主招魂,
这唢呐声中有阶级斗争!”小赵当场放下筷子就往外跑。
来到魏地主院子,只见中间放着棺材,几个吹鼓手正在吹打,
魏地主也在作揖磕头。小赵霍地跳上一个土堆,带着内心的火烧
朗诵起毛主席的教导:“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
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这时,一群青年民兵
及时赶到并围了上来,命令唢呐声停止,命令魏地主认罪。
五、    罐头
“我们生产的罐头,运往五大洲,支持世界革命。而你
称的罐头,一只少了十克,一只又多了二十七克。不行!
这说明你没有时刻想到世界革命。”曹师傅如是对小王说。
六、    酱油
一天晚上,下乡知识青年王大军发现桌子上有一瓶新酱油,
正在纳闷时,有人就一脚跨进门来。小王回头一看是祁大爷,
边让座,边把酱油的事对他讲。“我看见肖长贵提个瓶子来过,
我就为这事来找你。”老贫农祁德贤吸了口烟,开讲了:“小王呀!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的话,我们可要牢记、执行呀!给你酱油那家伙是个反革命。”
王大军听到这儿,汗毛都竖立了,没想到阶级敌人就在身边竟未发现。
“祁大爷,我马上把酱油还他!”“不!”祁大爷拉住小王:
“我们要把酱油留着,让全社队员看看,阶级敌人心不死的活见证。”
在批判会上,王大军手提这瓶酱油,瓶上还写个“毒”字,登上台
开始了大批判:“看!这是一瓶酱油吗?不!这是毒药!
是阶级敌人想把我们青年人拉下水的毒药。”……
多年后,大军颓废下岗,日日在家中无事,思想又有了转变;一次,
他对我说:“现在就盼着人人都是肖长贵,每天都给我送酱油来呢。”
七、    糖球
仍是1969年的一天,有一个人来长垣县烟糖门市部买糖球。他要买的这种糖球,一粒只有碗豆那么大,一分钱可买十一粒,通常人们一次只买几分钱的,给小孩吃着玩。这个人一开口就要买几元钱的,而且,一定要这种小糖球。售货员盛荷花想:“这个人可能是不务正业的,用这种小糖球,到乡下换废品,从中渔利。”想到此节,毛主席关于“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这一教导,响在了盛荷花的耳畔。她立刻意识到,这里面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八、    邮包
小林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个邮包
里面有三件打了补丁的旧衣
昨晚点名时,指导员当众说小林
是艰苦朴素的榜样。
小林得了表扬后,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那邮包里
还有五个咸鸭蛋呢,怎么办?
要不要说出真相?算了,
下次叫外婆不寄就行了
何必自己跳出来出丑呢。
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
但指导员的一些话又响起了:
“我们是不怕苦、不怕死的战士
艰苦朴素是我们的好作风。”
指导员现在还盖着十五年前的棉被
身上穿的衬衣也是补丁重补丁。
而我初来农场时怕穿旧衣服、挑食
写信向外婆要东西,
这次又寄来五个咸鸭蛋……
小林越想越羞惭,难过得哭了
她决心把丑恶思想亮出来。
第二天班务会上,她把自己
一夜的思想苦斗倾吐干净
大家为她斗私批修(3)的胜利而激动
再次表示要向她学习。
九、    一分钟
读到此处,请读者不要介意,我又要写到粪便了,奈何?
那曾经是一个全民积粪的年代,(4)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极需粪
为了粮食、蔬菜和肉类……你看,这天午饭后,小柳和小李
(北京部队某部十一连七班战士)便惬意地背着粪筐去拾粪。
走之前,班长叫她们在政治学习前赶回。天气无常,
刚刚还是秋晴,转眼间已是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时,二位女战士正拾了满筐初秋的粪便乘着游兴往回走。
雨开始猛烈地下了,她们想找一个地方避雨,一看表
离政治学习还剩二十分钟。如果避雨,肯定不能准时赶回。
怎么办?她们想起了炊事班长王丙文,去年野营时的一件事:
当时吹风机坏了,王丙文到四十里外的沙城去修。等修完后,
最后一班汽车已经开走。正巧又遇上一场大雨。王丙文
背着吹风机,顶着暴风雨,连夜赶回了野营地。想到这里,
她们还温习了毛主席“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教导,
于是决定立即赶回营地。在狂风暴雨中,她们倾心地保护着
粪便,艰难地往前走。当她们抵达时,离开会仅剩一分钟。
十、    裤脚管
一日闲来无事,乱翻书,偶读到196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上一篇文章《小事情里的大文章》(作者为解放军六七六一部队学生二连毛雪琴),头二段尤其有趣(后面的生发无趣,略去),这便引来如下:
到农场后,我们来锻炼的大学生每人发了一套旧军装。我拿起一看,哟,裤脚管又肥又大,这可怎么能穿呀?可是同学们都穿了,我也只好套上。走在路上,我总觉得裤脚管透风,又觉得别人老注意我的裤子。一下工,我脱了下来,拿起针线改了起来。
没想到这件事立刻引起了排长的注意。他问我:“小毛,你改军裤啦?”我不以为然地说:“裤脚管太大了,穿在身上不像样。”排长一听,就接着说:“不像样?咱们解放军穿了几十年没觉得不像样,你才穿了一天倒嫌它不像样了?这里有个思想感情的问题啊!”我听了心里一怔:这么件小事中有这么大的文章吗?
这文章大小见人见智,这事情因果也可这可那,我不必在此多作什么解释,仅以最大的客观之笔为读者呈现出历史之一斑。
(1)“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8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效仿,纷纷夺权,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并不统一。毛泽东认为上海公社的名称不好,发出了“最高指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革命委员会好”成为全国必须遵守的法律 ,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甚至农村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撤消。
(2)注意:此处的“毒”,不是目前广告中那铺天盖地的“排毒养颜的毒”,即生理上的毒,而是专指当时的思想之毒或灵魂之毒,即一个人的私心之毒。
(3)“斗私批修”是自“兴无灭资”中延伸出来的,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兴无灭资”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而“斗私”,自然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这两个口号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私人利益,否定私营经济,而且十分坚决,容不得一丝马虎。
   “兴无灭资”口号出现较早,19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兴无灭资”流行到社会上。“斗私批修”则是文革产物。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这是“斗私批修”口号首次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10天之后,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六天后,12日的《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经过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头文章,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论点共六点。第六个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经过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宣传,“斗私批修”在口号丛林中拔地而起,超越群伦,成为思想领域的纲领性口号。
毛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经》要求的那样“无私无利”。“私”这个词既有“隐私的”,又有“自我的”意思,毛是在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让个人去思考真理。(R.特里尔《毛泽东传》)
(4)粪便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自古有之,远的不说,且看晚清的情形:
什么东西最好,同时又是最经济实用的呢?这是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讨论的问题,这东西就是粪便,古人们认为它是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好东西。后代们也赞同祖先的观点,所以,直至今天粪便仍然是农民所用的肥料中最好的,因为它既物美又价廉。没有粪便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在贫困地区,土地相对贫脊和低产,如果没有粪便,许多地方就会荒芜;许多家庭培养出了忧秀的儿子,他们成了这个帝国的卓越的人士,如果没有粪便,这些伟大人物也可能就被埋没了。([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第301页)课程表
刚从外单位调回北坞教书的王老师很兴奋,
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积自己二十多年
教学工作之经验,排出了一张完美的课程表:
每天有政治课、语文课、算术课、农业课。
但红小兵不满意,认为头都被搞晕了,而且他们
还把此事反映到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那里。
管委会马上敏感到这不是一张普通的课程表,它表明
在贫下中农夺得教育权之后,是继续走毛主席《五七指示》(1)
的光辉道路呢?还是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老路的大问题。
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对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薄弱环节。
而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是“文革”的重要任务。革委会主任
在会上说:“一张课程表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使我们
更深刻地认识到: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
曲折的、复杂的,特别是在旧学校生活惯了的知识分子,
受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很深,它会变换形式表现出来。”
王老师听到这里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1)《五七指示》是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五七指示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赤脚医生小像
赤脚医生(1)好就好在有一个轻便的药箱
里面只有红药水、蓝药水、APC等
仅仅二十来种常用药就够了;
赤脚医生好就好在“赤脚”二字,
它意味着永葆劳动者的本色
意味着电影《春苗》(2)中田春苗那美丽的形象。
(1)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在乡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一般是从以下三个条件来选的。一是从医学世家中挑选,二是从高中毕业生(略懂医术病理)中挑选,三是从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挑选。选出之后,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三至六个月,结业后回到乡村便算是赤脚医生了。乡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赤脚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乡村民众。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们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大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下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
     (2)  1965年,江南水乡。朝阳公社湖滨大队阿芳嫂的女儿小妹患了急性肺炎,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医生钱济仁对小妹见死不救,妇女队长田春苗见此情景痛切地呼吁: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在这时,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公社党委同意湖滨大队党支部派田春苗到公社卫生院去学医。但田春苗却遭到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的打击和刁难。田春苗不畏打压,在医务工作者方明等的帮助下,勤奋学习。她目睹了患腰痛病的老贫农水昌伯受到钱济仁的刁难,杜文杰又不准她和方明为水昌伯治病,田春苗愤然回到大队。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她办起了卫生室,背着药箱,为群众服务。阿芳嫂的儿子得了急病,公社卫生院拒绝出诊,并卡住田春苗的处方权,不准水昌伯取药,田春苗连夜冒雨采来草药,及时挽救了小龙的生命。在田春苗的影响和带动下,公社许多大队纷纷成立卫生室,培养自己的赤脚医生。这些都遭到杜文杰的反对,他对田春苗施加种种压力,并摘掉了卫生室的牌子,没收了田春苗和公社赤脚医生的药箱。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杜文杰以名利为诱饵,办起赤脚医生集训班,田春苗和赤脚医生一起揭穿了杜文杰的阴谋,田春苗与方明等将水昌伯接进卫生院,用老石爷献出的土方进行治疗。水昌伯服药后,原来麻木的双腿突然剧痛起来,杜文杰借此大造舆论,诬蔑田春苗和方明谋害贫农,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田春苗走访了老石爷,证实水昌伯的病是好转的表现,而且需要加大药的剂量。她不顾生命危险,试尝含有毒性的加大剂量的草药。这时钱济仁妄图暗中下毒谋害水昌伯,嫁祸于田春苗;杜文杰以抢救为名,调来救护车要把水昌伯劫走。这些都被田春苗识破,杜文杰最后又利用职权禁止水昌伯继续服药,无理将药碗砸碎。田春苗和群众更看清了杜文杰的嘴脸,更坚定了把农村卫生事业办好的信心。
该片产生于“文革”后期。由于国内多年缺少新的故事片,它的推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将对“赤脚医生”这一“文革”中“新生事物”的歌颂与跟“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文革”时期艺术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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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8 編輯

卷三 1970年代
一瞥
他不是《山城棒棒军》的棒棒(1)
他是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棒棒
这棒棒看上去有一些浪漫——
他热爱自己的仪表
他暗读政治经济学
他正值青春,洋溢着理想……
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
这异人让我感觉到兴奋
但又说不出他身上哪点非同凡响
哦,原来他崇拜金日成
难怪他走起路来象金日成首相
(1)    诗中所写的“棒棒”是指挑夫或搬运工,外国人叫coolie(苦力),此英文词由中文的发音转译过去。有关“棒棒”的前身“苦力”,外国文人说得很多,也说得有趣,这里特别选来毛姆(W.S.Maugham)《做牛做马》一文,来看看这“苦力”模样:
当你在路上看到挑着担子的苦力时,最初看去,那形象颇为悦目。他穿一身破烂的蓝褂子陪衬周围的景色,那蓝色斑斑驳驳,有靛青、青绿乃至乳白色天空的青灰,种种蓝色毕具。他吃力地走在水田间狭窄的田坎上时,或登上绿茵茵的山坡时,看起来与景色配得恰到好处,十分协调。他的衣着,不过一件短褂,一条裤子;即使他曾经有一套衣服,刚穿时是完整的,可是,到了要补的时候,他却从未想到要选一块颜色相同的布料来补。什么凑手就用什么。头上戴一顶草帽遮荫档雨,那草帽像一个灭烛器,边儿宽得不近情理。
当你又看到一长溜苦力,肩上挑着担子,担子上一头吊着个大包,一个接着一个走来时,他们也构成一幅宜人的画面。看着他们映在水田中的倒影匆匆而过,很有意思。他们在你身边走过时,你也会看看他们的脸。要是你脑子里还没想到灌进这种成见,认为东方人不可理解,你会说那些脸很善良、坦率;当你又看见他们在路边土地庙旁的榕树下,歇下担子,高高兴兴地抽着烟闲聊,如果你试着挑过他们那副一天要挑三十多英里的担子,对他们那样的耐力和毅力,不由你不感到赞佩。可是,如果你向中国的老居民谈到你对苦力的赞佩之情,他们会认为你有点荒唐。他们会宽容地耸耸肩告诉你,苦力就是牛马,祖祖辈辈挑了两千年担子,因此,要是他们挑得轻松愉快,是不足为奇的。你自己也能看到他们的确从小就开始挑担子,因为有时你会碰到肩上垫着肩垫、挑着沉重的菜篮子、摇摇晃晃地走过的孩子。
那天,时间不早了,天气渐渐热起来。苦力们脱下褂子,光着膀子赶路。有时,一个苦力暂时歇下担子,但扁担不离肩,因材施教不得不稍稍哈着腰,这时,你看到他身上那可怜的劳累的心脏在肋骨间跳动;那心跳,就像在医院的门诊室里看到心脏病的某些病例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叫人特别难受。你在看看苦力的肩背,扁担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地压在肩上,已经压出深红色的印子,由于跟扁担磨擦,有时甚至蹭破皮,伤口老大也不上药包一下;可是,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身上似乎出现畸形,在压扁担的地方往往像骆驼似的鼓起一块,仿佛大自然有意要让人类适应他所受的这中虐待似的。不管急剧的心跳、难忍的伤疼,也不管风雨交加、烈日炎炎,他们没完没了地走啊,走啊,年复一年,从早走到晚,从幼年走到生命的尽头。你看看那些老头,身上没有一点脂肪,一身皮干巴巴的,松松垮垮地蒙在那把骨头上,小脸上满是皱纹,像猿猴一样,头发稀薄、斑白;他们挑着担子,踉踉跄跄,快走进他们就要在那里长眠的坟墓了。可是,苦力们仍然侧着身子,迈着似跑非跑的快步,眼睛瞧着地上,选择落脚的地方,脸上挂着紧张不安的神色。他们这样赶路时,你再也不能从中看出美妙的画面了。他们的劳累使你感到压抑。你心里充满了爱莫能助的同情。
在中国,人就是牛马。
“一辈子受累受苦,匆匆地走完一生,而无法终止人生这一行程——岂不可叹?一辈子不停地劳动,在世时也未享受过劳动成果,便筋疲力尽,突然死去,自己也不知道会死在何方——这岂不正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原因吗?”
那位中国神秘主义者写过这样一段话。
(毛姆:《做牛做马》,参见:《现代英国散文选》,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153页。)
有关对中国苦力的工作状况(尤其是苦力在四川、重庆一带的负荷状况),更为详尽的记述,可见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忠实记录。他在《中国风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一书,第89—90页中,这样写道:
由于我们生活在西方文明的巨大优势之中,因而几乎意识不到我们的中国兄弟对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四川,以通常速度行进的苦力同主顾签订合同,挑运80斤(107磅),在崎岖的山路上每天走40英里;而负重的苦力,所挑运的贺物远比80斤要重,但每天所走的路程就要短些。杜•霍尔德先生说,那些挑运苦力负荷120斤(160磅),每天走10里路(约为30哩)。那些被雇佣来搬运压得紧紧的四川茶叶到西藏的苦力,从他们的出发点出发要爬上7000英尺高的大山。冯•里查汤芬先生说,虽然要爬这么高的大山,仍然有一些苦力负荷324斤(432磅)出发往西藏,一包茶叶称为pao ,重量从11到18斤不等。贝培尔先生经常看到苦力负荷18包一大包的茶叶,偶尔也看到负荷22包一大包。换句话说,贝培尔先生经常看到一些背上背着400磅重茶叶的苦力。在这样重的货物下,苦力每天走6到7英里。吉尔先生说,背运茶叶到西藏的苦力,所背的平均重量是240磅到264磅。吉尔先生还经常看到“背着120磅的小苦力”。1捆白布重55斤(73 1/3磅),每人平均负荷3捆。虽然盐成块状,坚硬,象金属那样重,可是我仍然看到有苦力背着盐包在山路上从容地走着。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即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如果背着如此重的盐包,从地上站起来都很困难。盐、煤、铜、锌和锡,平均每包重量是160多斤(200磅)。吉尔先生就看到一个苦力,肩扛着160多斤重的圆木,每天走10英里。驻重庆的英国领事告诉我说,从万县到成都搬运布的苦力,每人平均负荷的重量就是160多斤。
苦力之后,自然是棒棒,用这棒棒二字来说苦力,的确太过形象了。众所周知,“棒棒”这个新词的流行是因为一部曾在(至今仍在)重庆与四川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山城棒棒军》。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人们四处可见这些手持棍棒的“棒棒”,他们或站或走,随时听候雇主的召唤,只要听得一声“棒棒”的呼叫,他们就迎上前去,迅速地开始了运输工作,即肩挑背扛的劳作。这些“棒棒”全数来自农村,他们涌入重庆卖力气,仅仅是为了讨生活,如何讨?按重庆人的形象说法,就是“在血盆里抓饭吃”。那么70年代的“棒棒”呢?当然,70年代还没有“棒棒”这个词;那时,我们叫这样的人为搬运工(这是典型的毛泽东时代的词汇,需知工人可是那个时代的第一阶级哩;而挑夫却是旧时用法)。本诗以“一瞥”来速描70年代“棒棒”的形象是有一番意思的。我的确认识几位那个时代的“棒棒”,其中一位我曾在《水绘仙侣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第43页有所展览,在此抄录一小段:“我的一户邻居,是一位小学教员,一直独身带一约8岁的小女儿生活。有一天,一个两手空空的男人走入了她的生活。他是一位搬运工,有一副说得过去的身体及很深的感情。听人家说他是一个刚被劳改释放的政治犯,颇有些神秘。他与那女教师生活得非常沉默安静。不久,这个女教师的肚子大了,她那搬运工丈夫,一下班回来就屋里屋外地忙。当时我最欢喜看他在屋外锅里煎鱼,手段是那样细腻干净,又不说话,人很整肃,我似乎忘了他是一位搬运工。如今我写《水绘仙侣》,才突然悟到,他那时可是熄灭了多少理想,只悄悄地并认真地与那女教师做一份人家呀。”这另一位就是《一瞥》中写到的搬运工了,此人我更熟悉,他叫王宗毅。正如诗中所写,他是一个爱读书且有些浪漫的理想青年。由于出身不好(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他不被允许读大学,年纪轻轻就当了搬运工。一开始认识他时,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但又找不出这特别的原因,只是被他莫名其妙地吸引。后来我的初中一年级同学颜其超告诉我,他最崇拜的人是金日成。再后来,我也专门问过他,为什么喜欢金日成?他说金日成走路的样子很好看,有美感。听他这么一说,我自然是豁然开朗。的确,他走路几乎与金日成一模一样:两手朝后轻摆,肚子向前大方地挺起。当然,他没有金日成那么胖,但也不瘦,加上常年模仿,还真有些金日成的风度了。这位棒棒(姑且改一个口,不叫他搬运工了)也结了婚,老婆的美与之旗鼓相当,但二人吵架打架是常事,我就经常看见他脸上被指甲抓出的道道伤痕;但他又无所谓,工作之余,仍像金日成那样稳稳当当地走着,面貌也尽量在和平从容中显出金日成的味道。
                                                
                    
这首诗难懂吗
1972年2月的一天,尼克松的专机飞抵北京
几小时后,他就坐在了毛主席古色古香的书房里
交谈随即展开,一直持续了十二个小时。期间,
毛主席写了一首诗送给尼克松(1)
这首诗难懂吗?
它那超现实主义中的张力
其实很好懂,在此,我以六字作结:
感慨、憧憬、局限。
(1)    毛主席这首诗出自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81页),在这里,特里尔说:“为欢迎尼克松的到来,毛赠写了一首深奥难懂的诗。”原诗如下:
                   老叟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教育与宣传从一枚硬币开始

一天下午,两个小朋友来到人民银行南京东路
第三储蓄所的柜台旁,提出要换一枚五分币
因为经过浙江路去为妈妈买酱菜时
它不小心掉入电车铁轨被轧坏了。
营业员一边说着要爱惜人民币的话
一边换给了小朋友五分币。事后,经鉴别
发现这是一枚二分币。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三分钱差错虽是小事,但小朋友从此变坏却是大事
我们应该找到这两个小朋友。去哪里找呢?
南京路上小朋友成千上万,而且又不知道他俩的名字。
接连几天,储蓄所的六位同志跑遍了附近的街道、
里弄、学校,接触了六、七千个小学生;他们
并非单纯为找人而找人,而是借机做宣称教育工作
与里弄干部、学校教师和家长讨论如何关心青少年
成长的问题。最后,银行同志终于找到了这两个小朋友
他俩手中竟然还有拾来的变形的硬币。银行同志
和家长赶紧对他们进行了道德教育。

除夕前,银行柜台前挤得很,小孩更是来凑热闹
拿着“压岁钱”(1)来调换新角票。按过去的惯例,
银行总是可以满足这需要的。但现在是1971年,
人人经过“文革”洗礼,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多数人
认为“压岁钱”是“四旧”(2)的残余,早该铲除,
否则会腐蚀下一代健康成长;过春节应对孩子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最后大家达成共识:
不调换给孩子们新角票,要利用柜台优势(因这里
孩子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新风尚。

孩子们总欢喜围绕银行转,他们要求开户,要求存钱。
而银行本来就提倡储蓄的,无论存多存少,也是
“相看两不厌”。孩子们乘机蜂拥而来,存入一元或二元。
银行又开始紧张,组织大讨论。一些人说“小储户”
金额虽小,但积少存多,也是支援国家建设,当鼓励;
另一些人说,节约、储蓄总比浪费好,还可帮助儿童
培养艰苦朴素的好品德;还有些人说,一个小孩在经济上
未独立,就学习存钱,容易促使他不停地向家长要钱
养成不好的习惯,甚至会使他滋生私有观念。而斗私批修
的第一重点便是这“私”字。最后经慎重研究,
决定不接受小朋友的“小储户”存款。
(1)每逢春节,最高兴的是孩子们,因为他们每人都能得到一份,甚至几份压岁钱。《成都年景竹枝词》对这一习俗作过生动描述:“小子行礼说辞岁,长辈分他压岁钱。一见簇新原辫子,磕头领去喜连在。”关于压岁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古时有一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叫“崇”,每年除夕夜里出来害人,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孩子吓得哭、发烧、说呓语,并从此染病。大人们后来想出办法,就点亮灯火,围住小孩不睡,称为“守崇”。
在嘉兴府,有一管姓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到了除夕夜,他们怕“崇”来害孩子,就一直逗他玩,以免他瞌睡。孩子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拆开包上,包上又拆开,一直玩到筋疲力尽才睡,而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在枕边。夫妻俩不敢合眼,挨着孩子长夜守“崇”。半夜里,一阵风吹开了房门,吹灭了灯火,黑矮小人“崇”用它的白手去摸小孩的头时,孩子的枕边迸发出一道闪光,“宠”急忙缩回手,尖叫着逃走了。很快,这件事在乡里传开了,大家也都学着在年夜饭后用红纸包八枚铜钱,交给孩子放在枕边。果然以后“崇”就再也不敢害小孩了。从此,压岁钱的称呼也随之流行。
《燕京岁时记》这样记载过压岁钱:“以彩绳穿钱,编着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到了明清时,压岁钱大多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民国以后,则变为用红纸包钱。而且还有些讲究,包一百文铜元,取“长命百岁”之意;包一枚大洋,取“一本万利”之意。货币改为钞票后,家长们也喜用号码相联的新钞票赐给孩子,因为“联”与“连”谐音,预示后代将“连连发财”、“连连高升”。
   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直到今日(“文革”稍有中断),它代表了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它也是长辈送给孩子们的护身符,保佑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祥。
(2)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给予充分肯定(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因此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菜场夜市
“我们喜欢菜场的夜市”这是七十年代上海人的评价。
闸北区副食品公司李访贤就说过:“到夜晚,你不妨
到菜场来看看:大批判专栏对面,在明亮的灯光下,
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场面啊!”二十四小时服务,
菜场彻夜不眠。(1)幻觉中,我们似乎来到了宋朝临安
的夜市,那也是《梦梁录》中十三卷的夜市:“杭城
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
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如此循环往复,恰似今朝的循环经济
但毕竟古临安已逝,现目下的夜市光景唤我回到今生今世:
深夜下班的工人、医生和护士在清芬的菜场天真地挑选;
农副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运进了进来,开箱、开袋、卸货;有人问
“完了吗?”采购员随喜答道:“早呢。今天还有一千二百担
蚕豆要运来。”每个送菜人都有一肚子农业学大寨的故事。
他们会告诉你,大寨精神已在江南水乡开花,现在的上海人
在冬天也能吃到难得的荠菜与菠菜。菜场里不仅仅卖菜,
工农兵顾客的菜刀钝了,有人会利落地替你磨快;
菜篮子坏了,你可去修蓝组整旧如新;附近老弱病残者买菜困难,
营业员会每天把菜蔬、禽蛋、肉类送上门去;如果你没有带菜篮,
他们就主动为你把菜捆得结结实实,或放入蒲包里。
夜市正在落市(因早市即将开场),肉摊上的营业员拿出剐刀
把砧墩上的污垢刮除。这是在做卫生吗?可为何又把那污垢
用纸小心地包起?你没想到吧,这些在过去或古代被扔掉的垃圾
如今已变成了宝贵。许许多多的垃圾都在被综合利用,
从工业废水、废气,甚至从这肉摊砧墩的污垢里,我们
提炼出各种各样的化学,当然也提炼出我们祖国的玄学。
(1)我对彻夜不眠的菜场可以说体会至深。我幼时虽未经历夜市,但对早市却永志不忘。从诗中可知,早市即夜市,此乃那个时代特有的昼夜不停的循环经济呀。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今人何尝不是如此,且看夜市刚过又迎来了早市。
记得读小学时,我每日清晨上学必经过我家附近的牛角沱菜场早市,印象最深的是冬日清晨,那早市灯火通明,在漆黑的夜空下,宛如一个未来的新世界。我刚从暖和的被窝里出来,在独自走了几分钟寒冷的夜路后,很快就置身于热气沸腾的菜场早市之中了。在那里,我会继续流连二三分钟,用五分钱买一个烧饼,惊奇地观看清晨菜场喧闹的买卖人群,雾气弥漫的老虎灶旁的吃茶人,以及那总是湿漉漉的地面。然后,我就翻山越岭(需知重庆市中心也是山路起伏的),来到大田湾小学校。到校时,仍然是曙色未明、浓雾缭绕,而上课铃即将打响或已经打响,灰暗的教室已点亮了刺目的日光灯,晨读的音乐开始声声入耳,我向教室冲去,但在这一刹那,不知为何,我总要最后再一次想起那雾里的明灯照亮的菜场早市,那些走来走去的买菜人,那些我还不能一一叫出名字的菜蔬,当然还有那些我百吃不厌的烧饼以及我从未尝过——但我最想吃,由于大人们常说不能吃生食,而成为禁忌的——形态至美的豆腐干,或许——不,一定——就是这一切构成了我对菜场早市或夜市最初的美的认识,推论之,即对那个素朴的幸福清晨的认识。如今写这首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菜场夜市,又使我回到了昨日,回到了我7岁时所经历的重庆菜场早市,这一切真是如梦如幻但亲手可触,在此特记一笔,以作历史,也作见证。
工基课
我读初中时,学校已取消了物理课与化学课;
改为工业基础知识课和农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农基)。
顾名思义,工基、农基的重点就是紧密联系生产实际。
譬如讲量具一节,我们就运用工厂里常用的度量工具进行
实际度量,而不像以往物理课那样,只讲米、厘米等单位概念。
我们还学习电动机(一种当时农村普遍使用的感应电动机)之
接线方法、保养及检修等,以适应“三大革命运动”(1)的需要。
可惜我的动手能力、对机械的掌握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因此常常觉得十分迷惘并且羞愧难当。
一年、    二年的工基、农基就这么过去了,我的知识依然为零,
只想到毛主席在《西行漫记》中对斯诺所说:“在图画考试时,
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
(1)    这里所说的“三大革命运动”按中共历史文献解释,应该指较近的一次(前二次为: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大革命运动;解放初期的抗美援朝、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这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
                                                
什么,我是你儿呀
时下读报,每读到某老师打骂学生这类新闻,内心总免不了有一种百感杂存的感受,联想到自己读小学的情形。当时虽未蒙受老师的打骂,但也常被老师放学后留在办公室里,要么罚站,要么写检查。究其原因(至今我仍觉迷糊),也许(不!肯定)是我上课不专心,动来动去的,似乎坐不住吧。后来(长大后)去巴黎连续参观了几所小学,看见法国小学生上课时坐姿随意,动来动去的,口中还吃糖果,不觉大为惊吓,心想这在中国几乎就是犯罪。中国老师若在中国目睹此“怪现状”(当然绝不可能出现)必定怒火中烧、打将上来。
说了上面这段入话,在此宕开,这里要反说一个学生如何戏弄一个老师的故事。我那时刚读初中,印象里老师依然个个凶猛,唯有一个河南籍的老师十分温顺。他常年穿一双特制的大皮鞋,重达十斤;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他说是为了锻炼身体。想到他面色苍白、身体奇瘦,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确该锻炼一下了。
一次他为我们上英语课,班上有一个外号叫“祸事”的学生,一直在下面说话,而且越讲越大声。英语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就走到他桌前拍(不轻但绝不重)他的桌子,叫他安静下来。“祸事”当场骂了一句:“锤子!”(四川方言,指男性生殖器)英语老师似乎没听清,又大约听清了,便尖声喊道:“你骂什么?你骂什么?”“祸事”一副沉着老练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说:“我骂我儿。”边说边摇头晃脑的,眼睛并不看老师,望到一边去,似乎他的儿子就在那边。这一下英语老师的声音更尖更高了:“什么,我是你儿呀!我是你儿呀!”他本来有很重的河南口音,加上一急,声音就特别怪,当堂引来一阵哄笑。学生们并非存心嘲笑老师,的确是由于他的口音,以及“我是你儿呀”这句话的感觉让人忍不住要笑。突然,英语老师愣在那儿了,浑身发起抖来,接着便神经质地转身离开了教室,边走还边说:“我是你儿呀,我是你儿呀。”学生们又是一阵哄笑,这次当然还是笑他用更重的河南话不停地说着的那句可笑的话,同时也在笑他那双沉重的皮鞋,因为他的脚几乎迈不开了,仅拖起一串碎步离开了教室,形象又有点像一个老太婆。
时间已过去三十四年了,前几日,我在中学附近又看见了这位英语老师。他还是穿着那双永远的皮鞋(那鞋居然不会穿烂),抖着更细的碎步,由于没戴眼镜,头彻底埋入一张报纸,边看边走……
                                                   
决裂与扎根(1)
我扎根于1975年夏天,在重庆巴县白市驿区龙凤公社公正大队
这根扎得不深亦不浅,幻觉中我可能是飘在那片天空的停云,
也可能是在那儿优游山林的看云人……
农活很轻:我挖过地、下过田、挑过担子,可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而另一些重却让我铭记:听风、闻草、登临、呼吸,醉卧夕阳
我们一群“知青”是那样年轻——
猪肉和蔬菜呵,冬夜油灯下翻动的百科全书呵
没有苦闷,就无从决裂!
如果说“美是难的。”那扎根之美更难。
(1)从这个题目一看便知,是说当年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上山下乡之事。如何决裂,又如何扎根,且看《人民日报》1974年1月5日这篇文章《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
   编者按:这是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复信,很值得一读。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柴春泽,还有千千万万的下乡知识青年,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的老将们,经受过革命斗争的多次考验,经过了党的长期教育,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更应该坚决地支持子女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小将向老将挑战,也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老将接受小将的挑战,带领小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信
敬爱的爸爸:
您好,近来工作一定很忙吧!八月二十日来信已于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收到。爸爸,看完您这封信后,我心情不平静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特别是最近学习吴献忠同志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以来,我脑子里所想到的是如何为共产主义在农村广阔天地奋斗终生的问题。同是一个党领导,同是一个阳光照,同在农村干革命,同奔共产主义大目标,吴献忠做到的,我为什么没有做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感到问心有愧。因此,我最近发下誓言:                              
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途无限,扎根农村争取奋斗六十年! 向前看——征途仍然有艰险。  讲路线,建设农村不获胜利心不甘!  向前看——世界风云在变幻。   立大志——誓为全球红遍决裂旧观念。
爸爸,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誓言,是我向敬爱的党,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的真诚心愿。
是党的培养教育和贫下中农好老师的再教育,使我认识到:玉田皋这个地方是多么不平常啊!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革命战士曾在这里把战场摆开,为了解放千百万劳苦大众,为了消灭美蒋反动派,无数先烈在这里壮烈牺牲。玉田皋大地是烈士鲜血换来的!
可现在玉田皋还没有变大寨。我,做为贫下中农的后代,下乡到这里两年来,并没有为这里大变快变做出大的贡献,党和人民在我刚刚迈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第一步的时候,就给予了我很大的鞭策和信任,让我先后出席了旗、盟、省团代会,出席省知识青年批林整风讲用会,被选为旗团委委员,大队团总支副书记,最近又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怎样才能对得起党的培养、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难道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应扎根农村、建设农村,把我的一切献给敬爱的党,献给我国农村面貌的改变,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吗?
爸爸,您的意见,我很明白。但我仍然坚持我一年前向您汇报过的思想:即主观愿望是否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需要相符,相符是正确的思想路线,不符是错误的思想路线。进工厂,当工人,这一主观愿望同咱家的客观情况来看,同我个人的客观情况来看,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说,好像是相符的。但是这同我们家和我个人真正的最根本的利益、最大利益却是不相符的。这个最根本的利益是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而这样一个最根本利益则往往由于我们学习不够而意识不到,认识不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爸爸,我个人理解毛主席讲的“认识自己的利益”,正是指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这一个根本利益。咱们家出身是贫下中农,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根本利益就是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而一切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只顾个人利益的思想,都是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如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革命老前辈,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负过伤,有的抗美援朝还跨过鸭绿江,这只能说明过去,现在同样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离不开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违反了这一观点,就是搞修正主义的开始。
爸爸,您同其他很多革命老前辈一样,在战争年代同敌人斗过,在枪林弹雨中冲过锋,陷过阵,那时你们那样干,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家如何,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因而打下了今天的江山。可是,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我们好与坏,关系到中国革命千秋万代问题。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甚至还会有什么我们自己现在的政治地位?
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
我的决心、想法已向爸爸您汇报了。在这封信里我能这样说,是我下乡前办不到的,甚至想都想不到这些,我要感谢党,感谢贫下中农对我进行的再教育。我想,爸爸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是不会生气的,因为我们党章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请爸爸在百忙中一定回信。
  此致
革命敬礼!
                        儿 春泽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下午
                     
调查附记
柴春泽,原是辽宁省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中学毕业时,他在学校最先贴出大字报,申请到风沙大、路途远、环境比较艰苦的翁牛特旗插队落户,锻炼成长。
到翁牛特旗玉田皋生产大队半年多,青年点出现了一股“转点风”,他的父亲也动员他转回赤峰县。柴春泽感到这场斗争的激烈,更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行《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两个决裂”,坚持实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教导。他给父亲回信说:“爸爸,我是响应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农村的,您是一个具有二十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您的意见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不久,父亲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支持儿子扎根农村的决心。柴春泽感到很高兴,在农村干得更加出色了。
去年六月,柴春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八月三十一日,他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告诉他现在有一个招工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他很不平静,觉得父亲思想上的反复,在一些家长中间很有代表性,便把父亲的信和自己写的复信在青年点拿出来公开讨论,鼓舞了战友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雄心壮志。他父亲收到这封复信后,又受到很大教育,承认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因公出差,没有来得及回信,便嘱咐柴春泽的弟弟、妹妹向哥哥学习,并让柴春泽的母亲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春泽。
柴春泽所以有这样高的路线觉悟,敢于向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是由于他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下乡两年来,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了五遍《共产党宣言》,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学习了《法兰西内战》、《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选学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有关章节,写了许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和学习心得笔记。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
然而,时过境迁,1978年4月,柴春泽却锒铛入狱。一年后才得以平反出狱。接着他回到城里当了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后又“与时俱进”,考上了电视大学,毕业后被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留校任教。生活平淡真实、家庭朴素安康,早年的灿烂终归于平凡。另,韩东有一部小说,名叫《扎根》,可说是对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性纪录,非常值得一读。而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却是又一曲动人的知识青年怀乡之歌。此外,不仅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迈之语,连李大钊也在1927年说过一番非常诗性的话:“我们应该到田野去工作,那样,文化的气氛将与乡村的树荫和炊烟融合在一起。”(转引自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10页)正如本诗中所说的那样,我在农村时感到的只有美,后来我还在许多场合下说过,知青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美也是最幸福的时期。然而,没想到诗人布罗茨基竟也有同感,他在关于他流放(按:指下放去农村)的回忆中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之一。没有比它更遭的时候,但比它更好的时期似乎也没有。”(转引自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第121页)
                                                                  
女建筑工
当党组织和老工人把泥刀、大铲交给我们时,
我们就登上六层高楼的脚手架——
做墙、粉刷、盖瓦、定模……
现在我们是年轻的女泥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木工
掌握了应有尽有的专业与技术
正为社会主义建筑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女兽医
有人说妇女不应该学兽医,
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1)女大学生苏景华生气了:
新中国的妇女能驾飞机上天,
能开轮船出海,
能当拖拉机手,
怎么就不能学兽医呢?
她边学习兽医知识,边狠批《女儿经》。(2)
在校期间,苏景华就治好了病猪二百多头
大畜牲(如牛等)一百多头,
阉猪一百五十多头。
(1)指当时的一种办大学的制度,学制一般为三年,也有仅学一年、二年的不等;大学生全由贫下中农推选,学生来自当地农村的农民;毕业后又返回农村,即学生皆从公社出来又回到公社去,为此得名“社来社去”。
(2)《女儿经》大约成书于明朝,作者已不能确考。明清之间,经过不断增删修订,形成了多种版本,内容也不尽相同。
      《女儿经》是中国古代对女子进行思想道德的教材,里面自然少不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压迫,比如三从四德等;但排除其中的糟粕,《女儿经》有些内容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又比如在为人、处事、治家等方面,它提倡敬老爱幼、勤俭节约、珍惜粮食、讲究卫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举止得体、注意礼貌……这些东西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在文革时期,《女儿经》曾作为旧社会压迫妇女的典型文本,遭到了广泛的批判。
  目前留传最广的《女儿经》版本如下:
  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
  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做声,哥嫂前,请教训,火烛事,要小心,
  穿衣裳,旧如新,做茶饭,要洁净,凡笑语,莫高声,人传话,不要听,
  出嫁后,公姑敬,丈夫穷,莫生瞋,夫子贵,莫骄矜,出仕日,劝清政,
  抚百姓,劝宽仁,我家富,莫欺贫,借物件,就奉承,应他急,感我情,
  积阴德,贻子孙,夫妇和,家道成,妯娌们,要孝顺,邻居人,不可轻,
  亲戚来,把茶烹,尊长至,要亲敬,粗细茶,要鲜明,公婆言,莫记恨,
  丈夫说,莫使性,整肴馔,求丰盛,着酱醋,要调匀,用器物,洗洁净,
  都说好,贤慧人,夫君话,就顺应,不是处,也要禁,事公姑,如捧盈,
  修己身,如履冰,些小事,莫出门,坐起时,要端正,举止时,切莫轻,
  冲撞我,只在心,分尊我,固当敬,分卑我,也莫陵,守淡薄,安本分,
  他家富,莫眼热,行嫉妒,损了心,勤治家,过光阴,不伶俐,被人论,
  若行路,姊在前,妹在后,若饮酒,姆居左,妯居右,公婆在,侧边从,
  慢开口,勿胡言,齐捧杯,勿先尝,即能饮,莫尽量,沉醉后,恐颠狂,
  一失礼,便被谈,肴面物,先奉上,骨投地,礼所严,动匙箸,忌声响,
  出席时,随尊长,客进门,缓缓行,急趋走,恐跌倾,遇生人,就转身,
  洗锺盏,轻轻顿,坛和罐,紧紧封,公姑病,当殷勤,丈夫病,要温存,
  爷娘病,时时问,姑儿小,莫见尽,叔儿幼,莫理论,里有言,莫外说,
  外有言,莫奈传,勤纺织,缝衣裳,烹五味,勿先尝,造酒浆,我当然,
  无是非,是贤良,姆婶事,决莫言,若闻知,两参商,伯叔话,休要管,
  勿唧唧,道短长,孩童闹,规己子,是与非,甚勿理,略不逊,讼自起,
  公差到,悔则迟,里长到,不可瞋,留饮酒,是人情,早完粮,得安宁,
  些小利,莫见尽,论彼此,俗了人,学大方,人自称,晒东西,也莫轻,
  秽污衣,寻避静,恐人见,起非论,他骂我,我不听,不回言,人自评,
  升斗上,要公平,买物件,莫亏人,夫君怒,说比论,好言劝,解愁闷,
  夫骂人,莫齐逞,或不是,陪小心,纵怀憾,看你情,祸自消,福自生,
  有儿女,不可轻,抚育大,继宗承,或耕耘,教勤谨,或读书,莫鄙吝,
  倘是女,严闺门,训礼义,教孝语,能针业,方成人,衣服破,缝几针,
  鞋袜破,被人论,是不是,自己寻,为人母,所当慎,奴婢们,也是人,
  饮食类,一般平,不是处,且宽忍,十分刻,异心生,若太宽,便不逊,
  最难养,是小人,再叮咛,更警心,妯娌多,都一心,本等话,莫生瞋,
  同茶饭,莫吵分,一闹嚷,四邻听,任会说,非为能,吵家的,个个论,
  公姑闹,不安宁,各自居,也要命,命不遇,只是贫,那时节,才理论,
  这等事,当自忖,管家娘,更须听,赶捉牲,莫纷纷,动宰割,忌刀声,
  亲锅厨,休铮铮,最不孝,斩先脉,夫无嗣,劝娶妾,继宗祀,最为切,
  遵三从,行四德,习礼义,难尽说,看古人,多贤德,宜以之,为法则。
  
                                             
女老师
有些人说她们只懂得一锄头三铁塔,只会“修地球”(指挖土)
岂敢走上大学讲台?
另一些人却说:好极了!弄懂锄头与铁塔
就掌握了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基本功
一锄头可挖除旧大学的“温室里育种”
一铁塔可砸碎教授们的“黑板上种田”
而“修地球”正是她们的全部意义:
昼夜不停地翻新或铲除旧社会的土壤
使资产阶级只有一条路可走——死亡!
                                    
有些事总是逼迫我想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有些事总是逼迫我想,
为什么人们要嘲笑我嫁了一个农民?”
白启娴一边追问,一边回忆……
那是1968年12月,我刚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
去了沧县阎村公社相国庄大队落户,
为了把根扎得更牢,一年后我与一个普通农民结了婚。
没想到,一时间,议论纷纭。有的说:“一个北京生、
北京长的大学毕业生,嫁个庄稼汉,真可惜。”
有的说:“没远见、没志气、没出息。”
有的说:“她是个大傻瓜,缺一窍。”
就连我的父母也想不通,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还有人嫌我土气,连我的小孩也遭殃,人们叫他
“小土包子”。就这样,我在白眼中生活,
直到1971年2月,组织分配我去公社教书。
几年来我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埋头苦干,
但白眼和讥讽却有增无减。一次,学校给教师
分发铺炕的干草,有一位教师硬说分配不公,
当场骂街。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对此事
直率地发表了意见。这位教师转过来就骂我:
“你不觉丑,你落这个下场,全县都知道,你不觉丑!”
一听便知,这又是指我嫁农民的事。
为什么嫁农民就丑?而嫁工人、干部就光彩?
我一连几天都在想这件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就这么一个劲地想呀,这些事总是逼迫我想……
                                          
王大妈与《资本论》
七十年代中后期,全中国突然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学习马列理论的热潮;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社会闲人等,不分男女,无不每日捧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更有甚者,那就是啃读艰深的《资本论》。我当时正读高中,班上有位沉郁的女生就成天专研《资本论》,引来无数男生的崇拜。但我还认识更厉害的人物,且看下面:
重庆棉纺厂的老工人王大妈,年近五十,文化又低
但读《资本论》却干劲冲天,许多年轻人都比不上她;
同时,她还是厂里理论研究小组的成员,虽年纪最老
但用功最勤;一年四季,无论节假日或周末晚上
她都在厂里图书馆读书,直到闭馆人催她离开。
她为何对马列有如此深的热爱?据她说是出于对旧社会的恨:
8岁当童养媳,13岁做童工,又没钱读书,怎一个惨字了得。
解放后,上了夜校,认了字,从此有了强烈的翻身感;
后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又来了,这使她意识到
理论上的盲人识别不了政治上的骗子;要干革命,
必须精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此,她决定强攻《资本论》。
理论学习谈何容易,王大妈首先碰到了哲学的困难
加上记性差、工作忙,但一想到自己的重任和使命,
她就拼了命地硬上蛮干。平时学习,别人学一遍,
她就学三遍、五遍,甚至几十遍;每学一点就写笔记,
几年下来,她就这么一笔一划地写了三十多万的读书笔记。
在学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时,王大妈对英国搞圈地运动,
老妇人被活活烧死,农民流离失所等惨况十分愤怒,同时
还联想了自己过去所受的苦难。就这样,她通读完了《资本论》
并多次在厂里作读书报告,还登上大学讲台为工农兵大学生讲解
为什么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存在是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而为搞懂这个问题,她还另外阅读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书。
总之,随着对《资本论》的深入,王大妈的理论视野开阔了,
问题意识更强了。譬如为了研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限制
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她就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重点研读列宁是怎样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斗争的。
岁月无情,一晃又是三十多年;写到这里,自然想起了王大妈,
当此八十多的高龄,你是否还在研读《资本论》?
                                             
糖果问题
“请吃糖,请吃糖”上海棉纺厂的一位老师傅正在分发糖果
为他的独生女儿从农村回到上海来工作这件事庆贺。
但却引起了周师傅的警觉,他把已剥开糖纸的糖果迅速包好,
心想:孩子回上海工作是“喜事”,要发糖;孩子去插队落户时
为什么不发糖?说白了,即为什么下乡不发糖,回城就发糖呢?
看来这糖果里面有大问题,再说白了,就是瞧不起农村,
头脑中有重工轻农的思想,而且认为下乡是走下坡路,
是“变相劳改”……一连串的问题在周师傅的内心翻腾。
对,这糖不能吃!当周师傅把他的看法告诉大家后,
大家全都自觉地把糖退还给了发糖人,
并表示应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教育子女,扎根农村不回头。
                                             
八小员
在批林批孔(1)运动中,吉林省集安县通沟小学
涌现出“八小员”(2),他们各司其职如下:
学习儒法斗争史时,小故事员编讲了《孔老二杀少正卯》
以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故事。批判《三字经》时,
小辅导员组织同学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
狠批“学而优则仕”。小演员编演了对口词《痛批三字经》。
小儿歌员创作了一些革命儿歌。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时
小板报员及时办出墙报,勇批林彪破坏辽沈战役的罪行。
支农劳动中,“八小员”齐上阵,在田间地头又批
林彪、孔老二,激发大家猛烈投入修水平梯田的生产之中。
 (1)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还记得当时我所在的学校,重庆市外国语学校,组织批判林彪书写的几行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而其中重点批判的关键词就是“克己复礼”,但又不甚理解其含义,只觉得这词有一种暗淡的邪恶,很巫术,令人毛骨悚然,而且由于反复批判,也觉得这几个字样子很不好看。
后来学习了孔子书,才终于明白了“克己复礼”意思,它其实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方式。“克己”就是克制和约束自己的言行,“复礼”就是指自己的言行必须符合原则。而“礼”是社会已存在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就是说,“仁”是一切礼仪制度的核心,或者说礼仪制度是按仁的原则建立的,因此通过复礼,“归仁”才能实现。
(2)“八小员”指:小辅导员、小宣传员、小故事员、小评论员、小儿歌员、小板报员、小演员、小图书员。
                                                
虾子的事
北京西四副食品商场职工徐冠民一次买了一角钱的虾子回家,
第二天,她看见一个顾客也买了一角钱的虾子,但份量却比
自己买的那包少多了。不对呀,她想:明天得把家里那包
拿回来再称称。结果一称,徐冠民这包虾子应值七角五分钱。
她立刻将此事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原来,卖虾子给她的那个
售货员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常借职务之便拉个人关系。(1)
接下来,对那个售货员开了批判会。但也有人说小徐是傻瓜,
不领人情,还得罪人。小徐回答得干脆:“虾子是国家的,
拿人民的财产送人情,这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随后,
按照规定价格,小徐又补交了六角五分钱。
(1)这是一件发生在三十四年前的事了,其中批判的不精确性,也无可厚非。如今,我们当然很清楚:一个人如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那他就绝不会借职务之便拉关系,更不可能拿人民的财产送人情。恐怕只有另外的思想之人才会这样做吧。
                                                         
语文考试题
1975年,上海育才路小学学生
为自己的语文考试出了一个命题:
为什么说西郊公园展出我国自己捕的大象,
是对林彪、孔老二的有力批判?
教师一听觉得很好,就组织学生讨论。
                                                
两代兽医
陈景芝是队里的老兽医,他有个儿子陈世忠,
中学一毕业就跟他学兽医,学了两年,无甚长进。
后来小陈去五七大学学了半年,回来简直变了个人。
一次,    有头猪得了肠梗阻,小陈确诊后用灌盐水治疗,
方法简易奏效,不到两小时猪就好了。其手段之利索,
看得老陈直发愣。不久,老陈也拼着六十的高龄
去了五七大学,像个小学生似的,学得很认真。
他还特别学了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1)
从此端正了对猪的态度,再不像从前那样只重马、
轻牛、忽视羊、不管猪。他毕业回队的第三天,
有一家贫农的母猪产猪崽后得了脱肛症,趴在地上起不来,
三天不吃东西,十四只小猪饿得吱吱乱叫。
老陈走进猪圈,拿起胶管漏斗就为母猪洗肠,
母猪肠内的积粪喷洒在他的脸上身上。他也顾不上了,
赶紧给母猪捏血水、缝裂口,足足忙了三个小时。
小陈赶到时,只看了老陈后半段的操作,场面
惊心动魄且又令人眼花缭乱,不觉也呆在那里了。
(1)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写下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江青的两件事
一、
1974年6月的一天,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
她手里拿着一顶草帽,对旁边的一个同志说:
“我这个草帽是在延安开荒时戴的,戴着它开了半年荒。”
江青说到这里就把这个草帽送给了这个同志,并补充了
一句:“这顶草帽好多人跟我要,我都没舍得给。”
二、
1975年9月,江青又来到大寨。这天,她登临了虎头山。
在山顶,她唱了一首《贺新郎》;而且特别反复唱了
这二句:“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
                                       
姚文元的居所
姚文元全家五口人。1973年之前住六十多间房子。
1973年乔迁至北京市第八中学校隔壁一个大院,
共有房屋一百二十五间。姚文元一家刚一搬来,
就要求拆除三十多米的后围墙,重新加高,
并在最顶端安上铁丝网。在这最后三年的光景里
(之后姚文元作为“四人帮”中的一员被捕入狱),
出于对居所完美度的追求,姚文元在院内大搞装修三次,
花费为十三万八千多元;小修更是不可枚数,
那是一个文人的雅好:不厌其烦地对细节的推敲。
他有含而不露的一面,譬如他就告诉建筑工人:
“外面修得一般就可以了,里面一定要修得好。”
他对气味很敏感,冬天取暖时,锅炉烧煤有味,
他就改烧轻柴油,每日需二百元,一个冬季共需
二万八千多元。他对一家人幽静的生活很爱护,
当日夜保卫他的警卫战士提出在前院(还有中院、后院)
贮藏白菜时,他没有允许,叫他们去隔壁中学
一个排球场挖菜窖。他最渴望的事是安静,绝对安静。
为此,隔壁中学的师生不能在邻近姚家的小操场上
做广播体操;几百米外的大操场上,鼓号队也不能练习;
校办工厂的电锯更不能随便开动。一次托儿所的门坏了,
需要修理,刚钉了几个钉子,就因太吵而被禁止。
(这让我想到芥川龙之介,任何细微的声音都会令他吃惊)
但他神经纤细的程度远胜过芥川,当一位女教师早晨
路过他家门口时咳嗽了几声,立即被制止;另一位女教师
在他门前站了站,同样被制止。一次,姚文元的汽车
从胡同开过,有位同学好奇地歪着头看了一眼,
公安部马上介入,要学校对学生进行“非礼勿视”的教育。
一个学生放学回家,边走边踢一块石子,不当心踢到
姚家大门上,立即通知学校处理,直到学生和党支部
都做了检查、道了歉,才算平安无事。一位女教师
的八岁男孩拿根木棍边走边在姚家墙上划着玩,
被认为在刻画什么记号,要追查这孩子家庭的三代。
一个青年教师在姚家隔壁小操场上扔木头手榴弹,
由于劲大力猛,扔进了姚家院中,这可是晴天霹雳的大祸,
这教师的祖宗五代及所有社会关系都得被彻查。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隔壁学校播放哀乐,
姚文元仍然非常害怕声音,竟一定要学校停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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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这样 於 2016-6-15 21:48 編輯

后记
我三十五岁时的某一天(准确地说是1991年2月的一天)曾突发奇想,在南京强行为一个无中生有的老诗人画了一副像:
阳春三月,田园善感
再过十天,他就五十岁了
他说还有一行诗在折磨他
哦,一颗扣子在折磨他
他头发潦草,像一个祖国
肥胖又一次激动桌面
文学,松松垮垮的文学
祖国,他视为业余的祖国
可他说:
文学应该因陋就简
祖国应该为此而出口
                  ——《老诗人》
转眼已是十八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早已过了“天命之年”,回头看,我是否沦入了“老诗人”这一形象呢?身体确是胖了一些,但“肥胖”反而从不“又一次激动桌面”,我的桌面更静,亦更客观。但“扣子”(喻指细节),更多的扣子却在折磨我,为了在《史记:1950——1976》中保持每一颗扣子位置的精确性(如人名、地名、数字等),我必须以一种“毫不动心”的姿势进行写作,我知道,我需要经手处理的只是成千上万的材料(当然也可以说是扣子),如麻雀、苍蝇、猪儿、钢铁、水稻、酱油、粪肥……这些超现实中的现实有它们各自精确的历史地位。在此,我的任务就是让它们各就各位,并提请读者注意它们那恰到好处的位置。如果位置对了,也就勿需多说了,犹如“辞达则矣”,这正是我为本书定下的一个目标。另,书中“左边”之事虽写较多,那是时代使然,但我取的立场并非“左边”,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过程),我尽量像T.S.Eliot所说的,我就是起一个催化剂白金的作用,我只是促使各种材料变成诗,犹如白金促使氧气和二氧化硫变成硫酸,而白金却无丁点变化,我在整个书写中亦无任何变化,仍像永保中性的白金一样,我并不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进去。但我也要去对一下纳博科夫的胃口,即像他一样,在写作中只偏爱准确的知识、精确的描画、逼真的再现。至于我们曾经的“因陋就简”或“多快好省”,谁知道应不应该出口呢?但“老诗人”说:“应该”!
如果有些读者觉得我以上文字写得不够实,可跳过以上叙述,单看我如下说来:本书从2009年8月19日深夜突然开笔写出《钢之忆》之后,便一发不可收回,几乎是日以继夜埋头向前书写,9月12日基本写定,之后,开始不停地修改,直到11月18日才基本结束,接下来又如患上强迫症般,断断续续地添加、调整、打磨,直到12月14日深夜。也不知明天我是否还要没完没了地改下去,但愿就此打住了吧,虽然我早就知道“世界被创造出来,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引自马拉美:《关于文学的发展》),但我今天更想说另一句维亚赛姆斯基的名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转引自普希金:《欧根.奥涅金》)。对于一本有可能无穷尽地写下去的书来讲,这本书看上去,似乎完成得很快,但其中曲折唯有我知,在此略说一二:读者将读到的这本书的前三首诗分别写于2001年1月7、8、9日,如按当时的冲力,我本该那时就一鼓作气将此书写完,为何又突然停下来了,而这一停便是八年半,其中自有必然的原因。注意:原因就是我前面说的,我遭遇了成千上万的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扣子”(在此喻指材料),面对这些蜂拥而来的“扣子”,我只得沉下来,反复理解,也可以说反复阅读这些浩瀚闪烁的“扣子”,须知每一颗“扣子”都应有它精准的位置(在连绵起伏的上下文中)。就这样,在写出了三首之后,我决定停笔,毅然转身,开始了对“扣子”的研究,再说白一点,这八年多来,我一有空就一卷在手,细读从1949至1978年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我开始挑选,然后翻来覆去地掂量,这个工作是非常小心的,譬如我选定了一条旧闻,过几天我又将其舍弃,再过了几个月,我发现这么好的材料,怎么当时就看走眼了,居然丢掉,又重新将它打捞回来,此其一。接着也阅读几乎能找到的所有国内外相关书籍,以期加深对那个时代的全面之了解,此其二。当然还有此其三、四、五……,行了,事情已说清楚了。一句话,这本书虽写来短暂,但却历经八年的岁月。接下来,我将投入另一本书的工作,这个即将展开的工作与本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名字叫《史记:1906——1948》。
  
最后,我要借这后记的机会,感谢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李孝悌,以及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我的诗友,旅居海外的著名诗人杨小滨;他们二人真可以说是在百忙之中(因二人手上都有各自繁多的研究任务)专门拨出时间,为我这本书作序。之后,又有吾友朱霄华为本书写来十分精彩的批评文章,也趁便收入,列为“序三”。再顺势而下,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它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充分的用于研究和写作的时间。
                                                        2009年12月15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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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新诗奖”,获奖词


刚从风月大地诗歌网站主持及《新诗》主编聂广友那里得知,我获得了第一届“新诗奖”,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来自青年诗人对我的奖励,此点尤其令我欣慰;同时,我也更乐意把这份来自青年诗人给予的奖励看成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我当继续写作,从我此刻的花甲之年开始。

最后,我要说一句绝非套话的心声:谢谢“新诗奖”,谢谢聂广友。


柏桦(610031 成都市金牛区九里堤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


2014-4-1,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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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大地文学网部分网友热评:



姜海舟:祝贺!要慢慢研读。

三缘:祝贺!

曾纪虎:祝贺柏桦老师的《史记:1950-1976》的获奖!诚如广友兄所言:
    “……这种宁境是一种境界,在柏桦的身体里,也有这种岁月静好、人间随喜的逸乐观及闲适理想。他的这种诗,和他早年的诗,是一脉的,更多强调一种和传统的对接,以及试图去激活、恢复汉语曾有的一种记忆。这是他诗的主要一面,也是他诗的主要成就。……”
    “岁月静好、人间随喜”自然不在乎“看”与“被看”;生命的逸乐接上汉语的记忆。柏桦老师所依赖的材料的丰富性也说明了他现在的一个趋势:写是读的延续,是对每一生命个体(曾经的或现在的,甚至是将有的)无界限的爱惜。

胡俭:祝贺!

边围:祝贺柏桦老师!此奖实至名归。柏桦老师为风月大地论坛带来了一种坚韧追求诗艺的精神,更带来了富于充沛创造力和多向度创作手法的诗歌写作样本,是论坛之榜样、之荣幸,值得我们认真、虚心学习!
谨此祝贺,也向广友兄于其中的默默努力致敬。

潘以默:祝贺柏桦先生!   祝贺广友兄!

徐立峰:祝贺!

曾纪虎:再读《诗人的感受力—— 论柏桦的〈史记:1950-1976〉》,可以看出此文非一夕之功。日积月累,涵泳深味;即便不能挠到柏桦老师的痒处,也能对阅读者的体验有绝佳的辅佐作用。广友如此评点《史记:1950-1976》实开创了新诗批评的好的样式,让学院风汗颜。已转帖个人QQ空间。

马入华山:祝贺柏桦老师!广友的点评非常独到、有启发性。学习!

云垂天:祝贺祝贺!

聂广友:谢谢纪虎,华山兄理解。
可能,有的读者无法进入史记,但我觉得不是作者的问题。史记一读我就有感觉,一直念念不忘,我想,“新诗”奖只发给真正的杰作,不会发给优秀的庸诗。

茱萸:特别的授奖词,特别的奖项。祝贺柏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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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2# 天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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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3# 轮回的马


    多谢!已将作品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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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书写的历史,真实,冷静,客观,对我们所处的生存,人性中一些被滥用的东西进行了残酷的解剖,以至于体现恢复人性中善良与淳朴的愿望,但我读毕,却带着一种深深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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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上接冰天 於 2014-4-5 21:16 編輯

回復 16# 轮回的马


     如此解读,柏桦未必想象过;但是,我以为你的理解非常好。而且,也是我读解过程中的一个向度。     这个文本有很强的先锋性(资料性的倚重、毛文体、新殖民主义的痕迹;特立独行的形式感),多向度的糅合是其特点。柏桦指向生命的逸乐,而轮回(我也往往如此)读出的是生命之苦;或许苦乐是本无分别的。
     多谢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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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世界的希望在何处......
外不住境,内不住心,可取法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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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18# 幽谷幽兰


    多谢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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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19# 上接冰天


    您说错了,应该谢谢你,我们的民族应该有真实的声音,哪怕是非常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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