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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胖子沉默 發表於 2018-1-17 12:41

布朗肖:来自墓外的目光

来自墓外的目光

文 | 【法】莫里斯·布朗肖
译 | 王立秋

在新版的《成年岁月》中,米歇尔·莱利斯用一篇论文代序,对其作品进行了最为精到的评论,相比之下,其余评述都显得一无是处。在这篇题为《论文学之为斗牛》的论文中,他详尽地阐明了这本跻身所谓“现代”文学核心著作之一的书中,我们没有读出的那些意图。在写作《成年岁月》的欲望中,他想要什么?首先,避开文学作品的无功利性或无偿性来完成一笔真正的买卖,这笔买卖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威胁,而且,对作者来说,它蕴含的危险实不亚于真实的斗牛运动中“锋利的牛角”所象征的那种危险。其次,完成一部既能使自己切实领悟自己,也能让他人明白自己,与此同时把自己从某些执念中解放出来从而使自己达到真正的“生的圆满”的作品。最后,写一本通过透露“内部的信息”,使我们“在其书面作品全部的、不令人兴奋的赤裸状态中”窥见“那些塑造了结构——这一结构在作品光鲜的外表中多多少少得到了伪装——的材料”,从而危及作者的其他作品以及普遍意义上的文学的书。

所有这些意图都对文学不能摆脱的那些问题做出了回应。文学,如果不在一场充满危机——这些危机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变作者——的运动中把作者席卷进去,就什么也不是。同样,如果写作这场游戏没有成为冒险的经验——追求这种经验的人,走上了一条结果无法预知的道路,在学会未知的一切的同时,他也失去了阻挡他前进的障碍——的话,也就毫无意义。因此,必须写作,但只有在写作使得写作本身变得更为艰难的情况下,在写作将从作者那里夺走语词不断从最熟练的手中获取的能力的时候如此。

《成年岁月》不是一部自传或一份简单的忏悔;它甚至也算不上是回忆录。自传是这样的作品:鲜活的、充满生机的记忆想要也能够在自身的运动中再次把时间抓住。自传,在内容之外,依赖的是韵律及其向前奔涌、倾泻的趋势,而这一切,与这部作品中的信心并不一致,相反,自传唤起的是水流的力量,某种流动、绵延并只在连续的改变中成形的真实存在。就此而言,《昂利·布吕拉传》,《一名自我主义者的回忆录》,有时还要加上德·昆西以及《如果种子不死》的第二部分,都可以算作是这种被揭示了的历史——不是那种已然完成、凝结了的历史,而是一种转向未来的存在,在它被讲述的时刻,听起来也好像总是正在进行,为此前讲述它的那个人所不知——的范例。至于回忆录,我们知道它们是:深思熟虑、井然有序的重构,是反思之作,有时还是科学和艺术之作。这里存在(即使这里涉及的是某种私人性的存在)就是历史因为它是历史性的。它总被表现为现在完成进行时的存在,这种尊严和庄重来自于某一过去纪念碑式的存在,而对于这种过去,作者本人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墓外回忆录》就有此标志性的特征:诚如莫里斯·勒维扬所言,这些回忆来自于坟墓,而夏多布里昂也以其对过去无与伦比的感觉,用那些不容我们置之一笑的文字承认:“有人曾催促我在生前发布这些回忆的一些残片;但我更喜欢在我的棺材内说话;我的叙述将永远伴随着那些因发自坟墓而具有某种神圣性的声音。”然而,说实话,在这些回忆录中,不是死亡在说话,相反,真正言说的,是那种仿佛死去,好像从那时起就一直属于过去,被固化在与一切未来,甚至是死亡的未来惊人地疏离的生命中的存在。

《成年岁月》更近于忏悔。在忏悔中,作者想要“袒露自己……公开地忏悔那些最让他自己最感到羞愧的缺陷或不足。”忏悔的目的,正在于出于一种道德的、或至少是实践的意图来公开那些只属于个人的隐私。忏悔,首先就是把隐秘的东西放到日光之下,然后让日子来裁定这些隐秘的深度,最后把自己从秘密的生活之中解放出来,把这些负担交给日子。在前言中,米歇尔·莱利斯告诉我们:“通过采取必然涉及那些通常情况下必须有所保留的领域的自传形式……我想让自己摆脱某些令人生厌的想像和描绘,并在最大限度地解放自我纯粹特性的同时,也使之最大程度地为我所用,从而驱散那些可能蒙蔽他人的关于我的错误看法。”接着他谈到了实现精神分析疗法最初效果的对规训的宣泄和解放。某种程度上说,也许这是本书的一个隐秘意图。有人会说这个意图与其他意图抵牾——如果作者写作是为了把自己从危险的执念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他从书中预期得到的“好”也就弱化了这本书危险的本质。凭着内心的真诚,作者认为他能改正这些“缺陷或不足”,同时,通过让一些与他亲近的关系对他而言更成问题,他也能够经验到这种真诚所蕴含的一切危险,但最终,为权利起见,考虑到在摆脱更为严重的缺陷时为作者所接受的那种一时的不便,以及在免除执念和缺陷的危险后为继续生活而冒险付出的那种努力,那么,这不过是又一个不当的行为罢了。

我们可以再次注意到这点,即忏悔必然包含着动机和结果的奇异纠缠。坦承自己是懦夫当然是不容易的。确切地说,没有勇气的话,忏悔也不可能发生,而对忏悔的见证可能在缺点之前就预先感觉到忏悔者坦承缺点的勇敢和坚定,在对缺点坦白诚恳、严厉而准确的时候,这点会更加明显。而如果说忏悔的人是靠坦白把自己从缺陷中解放出来的话,如果说,在坦承自己有缺陷的同时,他也发现,在忏悔之后,他成了最勇敢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忏悔的过程也就被昭示为取胜的策略,并且成为对冒险忏悔者的回报。

《成年时代》的作者不但没有忽视这些困难,还对这些困难,或至少对其等价形式进行了公开的指责。首先,他说,人们通过写作而迎来的那种危险绝少是道德上的。威胁作者的牛角,不只是尖角投下的一道影子而已。丑闻可以是巨大的,但文学是治愈它带来的伤口的利剑:丑闻的美学价值,其美丽之处,不久之后就会使之变形,而作者冒受鄙视之危险写下的书终将为他带来声名与赞誉。因此,诡计也就是一切像悲剧那样的文学事业的出发点。然而,更严重的是:“我所误解的是,在一切反省的深处,总是存在某种为自己盘算的偏好,在一切忏悔的深处,总是存在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欲望。”事实上,这种偏好和愉悦是忏悔为自我放弃,陷入忏悔的人们准备的唯一直接的“好处”;而之前我们指出的另一有利因素依旧模棱两可:如其所是地,亦即,比某人意欲显现和他人所见更为执中地为某人画像;这种供认徒劳地许诺我们以安慰,在忏悔的时候,我们只会感到烦恼和艰辛,也正是烦恼和艰辛,才使得忏悔得以作数;坦承缺陷的人感觉到的是为他所坦承的缺陷,而不是忏悔的勇气,忏悔录——忏悔写于其中,由忏悔组成的书——仅仅是吞吐结巴的概要,完全意识不到其将要成功而广受赞誉和尊敬的命运。因此,忏悔,确实是一种危险;同时,它也是一种疗法,但这种疗法可能是虚幻的,与捭使隐秘的事物消散相反,忏悔将使它们更加隐秘而萦绕不散,促成原本意欲避免的失败。

“满意地看自己看的还是自己,把目光集中在自我身上而不是把它转向外部,把自我交付给某种广义上的人。”在这个层面上说,忏悔,事实上被它带来的满足秘密地削弱了。有的人会从耻辱中得到自尊,在使自己颜面尽失的忏悔中获得快感——有时候卢梭便是如此。这可能是某种更加微妙而可怕的快感。因此,在不满地看待自己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感到满足,在把一切公开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感到一种迷乱的感官愉悦,而严格反倒成了缺点。我们越是真诚,这种真诚就越是满足于心底的虚伪。我们越是苛求自己,这种苛求就越是成为种种危险分歧的根源。在忏悔中,有一种忏悔无法清偿的原罪,人们一旦试图开脱这种罪责,也就以坦率的承认供认了这一罪行,它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严重:这里罪行与释罪和清白无辜相关。意欲清白是必须的,没有它我们就不能活,因此一切都是罪行,无论是坦白还是拒绝坦白。这很大程度上说也就是克尔凯郭尔言下的“魔性”。

莱利斯选择了忏悔的原罪,而这,很可能是一种幸运的罪,因为这本从此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书应归功于它。但在此必须注意到,这里满足正是满足的对立面,它不仅意指言说的过度倾向,而且源于对言说的拒绝,源于因过度地“我不能说”而终于开口说话。“我所有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名忏悔专家,一个忏悔狂;然而,让我——尤其是对女性——吐露心事的,却是我内心的胆怯。当我与一个人独处,这个人的性别使她与我相异时,我就会感到孤立和痛苦,绝望于找不到展开对话的话题,没有能力去讨好对方——如果我恰好喜欢她的话——我便开始,因无话可说而谈论自己;话说得越多,我也就越紧张,最终,我开始在我和我的对话者之间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因为,现在的状况越是让我感到痛苦,我就越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来言说自己,在长时间地依赖于这种孤独且与外界隔离的感觉之后,以迷惑于我描述的这出悲剧与我现在恒定的事实是否相符,抑或只是对当我与他人接触或者说被——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放在言说的位置上时经受的那种一时的痛苦的意象性的表达而告终。”

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刻的言论正出自于那种源于言说不可能性的眩晕,我们也能够看到,此言论的动机及其单一的主题,正是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它被说出,却仿佛没有在说,因此,它也就是无限的,没有什么能使它中断因为它并无内容可耗——什么也没有,如果,它发现自己在说,发现自己在喋喋不休地言说并因此而意识到它的诡计而后向沉默复归,为这番空洞的言论而感到羞愧和厌恶,只是在某个特定时刻的话。从口头的秘密到书本之间,有着巨大的距离。为言说,作者在这里审慎地,怀着对控制的关注想要的,是严格的审查——不允许出现语言无约束的过度。然而,在言说的时候,言说的目的,仍然是说出不在作者内部言说的一切,并违背那种意欲安静的沉默。《成年岁月》正是这个成熟的时刻,此时,沉默的隐私,自我内部和关于自我的属于童年和青春期的暗哑无言的统治,为一种费心的、分析的、非难的语言所颠覆。因为沉默的自给自足是人类初生头三个月所犯下的罪行,无辜的罪行,它什么也不想说也无话可说,成年替换了这种语言的自足,意欲成为罪行的罪行因此而再次无辜,违法的无辜。

米歇尔·莱利斯的书并非眩晕,它拒绝脱口而出的秘密的自发性,这些秘密的深处为清理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的心情那不可压制的力量所昭示。他说,写下“从色情角度来看待”的生活,他也就把法则强加给自己。他不放心把自己托付给奔涌的记忆或简单的年月次序。像其他自传作者那样,他想重新抓住生活,“把生活集中到一个单一而坚固的支柱上”,但他靠的是一种有序的想像,一种原始的洞察力:根据在存在中感觉到的深层主题来对此存在进行安排。这些严厉的法则,这种在自我-表达和自我-阐释中观察到的纪律,看起来正是确保其事业真实最大可能性,同时使这项事业与斗牛——斗争迫使来自直觉的危险以仪式的方式出现,在此仪式中什么也不能改变——无比接近的东西。这些忏悔的吊诡之处,如果存在的话,均出于此:作者不是因为忏悔的自由及其激越的运动,而是因他为写下这些忏悔而强加给自己的法则的严厉,以及通过书写忏悔他想要实现的明晰的客观性,才觉得忏悔是危险的。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悖论是:这些私房话的语气几乎总是含蓄而有所保留的,但这种含蓄与保留,与它最可能导致的后果——削弱忏悔的真诚性——相反,反而确保了这种真诚性并与之以必要的本性。说出一切的真诚,说的只是自己,且可能只是出于偶然才说出自己。在说出一切的同时有所保留的那种真诚,也说出了它所保留的东西,正是从此保留之物中出发它才得以言说,保留的东西强迫它不得不说,通过禁止一切否认、一切收回、一切辩解而使言说成为它不得不履行的义务。《成年时代》的“客观”语调,书中显露的那种警惕,有时几乎是形式化的冷漠为潜台词“我不想说”所推进,就像他提到的内心的胆怯,阻止而后扰乱交流的沉默的回音。在这里晕眩化作透明,痛苦就是冷血。

《成年时代》是一次阐释自己的尝试,其中,所有喜好的细节——个人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生活琐事的微尘——那些通常被认为没有意义的东西,都与主题关联起来,围绕着这些主题,存在的深层意义才组织起来。这与一般的自传截然不同,也比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更有意义:它避开了诸如精神分析甚至于解释学那样,为理解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因果性解释和系统论的陷阱。书中充满了罕见的方法和控制策略:一种看清自己,却不改变自己的关注,一种理解从各种力量中突围的的,不易理解的自己的能力,一种人类状况的悲剧感——从这种状况的难处中窥见的,既不为此状况所拔高,也不因此而降低的悲剧感。在那本名为《自白》的小书中,阿尔迪尔·阿达莫夫也试着进行了一场感伤与真诚交织而不冲突的忏悔,他也试图把自己的执念与普遍意义上的世界状况联系起来,就像今天莱利斯做的那样。但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全力追逐这两个相互扰乱、彼此混淆的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其叙事的感伤,使他不得不围着这种无法控制的悲情打转,而说到底关于这悲情他也只给了我们一些大致的意象;而“他的痛苦也是世界的痛苦”这种情感,则把过度简化了的解释和辩解之可能性放到他手中,这种简化了的可能性使他远离自身,远离那种严格而费心的审查——没有这种审查,“忏悔”也许就仍然只是种诱惑而已。

《成年时代》的“形式”,表达的坚硬,规则的限制(这些限制允许适当的宣泄),真诚的含蓄,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写作的程序,相反,它们还是写作程序协助公开的那个存在的一部分。莱利斯向我们解释道,从十五岁起,他就在服饰和举止方面追求“英国式的外表……严肃而端庄的风格——或者说呆板僵硬甚至阴森的风格。”接着,他补充道,“这与矿化的象征性追求,针对我内心的软弱和瓦解的威胁而做出的防卫反应;我想给自己套上盔甲,在我诗意地追求的外在表现中,也生产出那种理想的硬度。”无论如何,这种“冰冷”,这种对冷漠的喜爱,这个石膏面具,本身却是通过深沉的挂念和催促而择取的。“冷淡”和铁石心肠被当作防卫的手段来使用,但这同时也是因为,“冷淡”本身也为作者所欲求,就连最具活力的情感运动,也与对冷酷的梦想紧密相连。在《奥罗拉》,这部看似全无功利性,除文字劳作外无其他目的的文学作品中,人们会发现,所有的主题——这些主题的生命意义,《成年时代》已经告诉了我们——都内嵌在意象与象征之中,书中的一个角色宣称,“我不得不说,从有时间起,太古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和柔软,温暖和无限混同在一起。由于只爱生活之外那不可捉摸的无形之物,我武断地把一切等同于坚硬和冰冷之物,甚至,是不变的几何体。”这位达摩克利斯·希利埃尔接着说道,“死亡日夜如阴沉的威胁般悬在我的头上。也许是我迫使自己认为可以通过矿化——它能为我打造护体的装甲,同时也是逃避死亡那变动而精确的打击的藏身之处(就像昆虫通过装死来抵抗危险的时候用自己身体构建的藏身之处)——来躲避这种威胁。我惧怕死亡而厌弃生命(因为死亡就是的生命的极致,对生命的最高肯定)。”

我们不想深入主题的运动,去搅那趟浑水——被撕裂与被爱的,造成伤害和消除恐惧的,被当作死亡的意象和被当作免除死亡的机会来热爱的,凡此种种,在这里都混在了一起。而所有这些,都只是书的一个部分。这里我想要做的,是对这些动机的模棱两可如何深化其含义进行展示。达摩克利斯·希利埃尔告诉我们,死亡的威胁日夜悬在他的头上。同样,这个威胁也日日夜夜地悬在《成年岁月》之上。但它并非某种模糊的威胁,不是不懂得它表现的是什么,与其本性相异的那种威胁。在我看来,书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在于:“我不能恰如其分地说我死了,因为——无论我经历的是暴力的死亡还是非暴力的死亡——在此事件发生时,我只是部分地在场。或许,我在死亡这个概念中感觉到的恐惧,很大一部分乃是源自那仍然悬在危机之中的困惑,我的消逝,将永远阻止我,对这场危机的后果进行认识。这种非现实,死之荒谬性的非现实正是……死亡最可怕的地方。”通过这些异常清晰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对死亡的恐惧同时也是不能去死的恐惧。我们不能经历死的现实这个事实最终使死亡变得不真实,而死亡的非现实又迫使我们对不真实地死去产生恐惧,害怕无法真正死去,害怕永远被困在生死之间,以非生非死的状态苟延残喘——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中,生命才取得意义及其现实性。我们不了解我们死去这个事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人是否死去,他人的死亡对我们来说仍旧是陌生的,而且永远是不完整的,因为知悉他人之死的我们,还活着。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自己会长生不老,相反,我们视自己为在死亡中被判承受死之不可能性、完成之不可能性,通过以一种决定了的、决定性的方式把自身托付给死亡来领会死亡这个事实的人。

在莱利斯看来,生死之间的眩晕,在生活中,自我的丧失——这同时也是死亡的展现,有时有助于消除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帮助人们面对死亡——做出了解释。“如果说,我们把爱看作一种逃避死亡——否定死亡,特别是遗忘死亡——的方式的话,这也许是因为,冥冥中,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仅有的或多或少运用经验的方式,因为,在交配的时候,我们至少还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也有能力成为接下来的灾难的见证者——苦涩的见证者。”然而,危险不在于“有必要知道”,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间接地持有求知的欲望:我们想要确定死亡为完成的,真正的、真实的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后会吸引我们,因为“死亡之后”将是死亡,如果不是早已离我们而去的话,至少也是它真正地、真实地在我们身上经过、完成的证据。我们想要死亡之外的某种东西,为的并不是这种东西本身,相反,通过在死亡之外做出要求,我们狡猾地欲求的,是能够亲见自己的死亡,通过把一道来自墓外的真正的目光投向自身的虚无,从坐落在死亡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自身的虚无,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在米歇尔·莱利斯和传统神话中,爱是事先经历、结局可知的死亡,因此爱总是害怕第二天的到来,总是惧怕自己的未来,因为它害怕成为自身的觉醒,害怕那个深刻悲剧的时刻:那时,它会发现,自己并没有结束——在它正要结束的时候,它发现自己尚未完成,未曾存在,而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它未曾是过的那种存在空洞而冗长的延续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爱有时要通过死亡来完成,就好像死亡,本身尚未完成的死亡,就单独一个人的死亡来说用不完整的死亡,通过使对自己来说已经死去的两个存在的死亡合二为一,就能够真正地完成,结果,“爱比死亡更强大”也就有了神话的意义:通过结束死亡,让死亡真正地结束,爱也就战胜了死亡。

“长久以来,我给一切远古之物加上了一种坦率性感的艳丽本性。建筑以其冰一样的温度和硬度吸引了我。有时,我会想像自己伸展躯体平躺在石板(我的肌肤感觉到石头的冰冷)上,或者靠柱而立,把躯干黏在柱子上。”在《奥罗拉》中,在摩克利斯·希利埃尔与颅骨光滑,硬如磐石的雪花石像做爱的时候,我们读到:“对我来说,爱总是和这种硬的概念连在一起;我的牙齿,我嘴里冰冷松散的石块,从那时起,在我眼中就比其他器官更注定要爱。”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冷”不只是为保护受他人或死亡威胁的隐私而采取的简单的防卫机制,它也把隐私公布给他人,因为大理石的冰冷和磐石的不可触知是特许的意象,在此意象中,死亡与他者混同,同时,为把自身从世界强加给随时间解体而来的那种极度的充盈,死亡也提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感的遁词,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眼前以机智胜过死亡的尝试已是死亡的在场,同时,这一尝试还把死亡引进存在的内心深处,引起后者的爱和欲望,只是为了更好地使死亡成为完整、本质的形式——这种形式,使死亡远离未完成的生命以及“我正死去”的非现实——才在死亡中感到恐惧。

在《奥罗拉》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用第一人称我之外的任何方式来表达自我,对我总比对其他人要困难的多:这不代表我很骄傲,只是因为,我这个代词对我来说,囊括了世界的结构。”然而,稍后我们将读到,“这里,我停留在刚才以钢笔的一击,死亡,语法的叉铲——它们以其不可避免的语法规则征服世界及自我,这个法则,使一切话语成为遮蔽客体虚无的微不足道的幻景,无论我说什么,也无论我拿出怎样的一个我——除掉的第三人称单数的死亡教堂面前。”《奥罗拉》是一个变形的故事:第一人称的我变成了第三人称的他,而第三人称他则通过更加轻微的变形,徒劳地尝试降至定冠词那个的层次之下以获取真实的虚无。但《成年时代》已向我们展示了在第一人称我的深处以及与之无尽的结合中,在由我引发的恐惧以及由恐惧生发的痛苦之中,死亡的第三人称就已经把它冷酷无情的永恒和冷漠的泰然自若呈现在我们眼前。在题为《无夜之夜》的梦境结集中,在日期1940年7月12日—14日的日期下,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梦:“醒来(叫喊着……喊了什么,Z不让我说),梦到了:我把似乎在东张西望的脑袋凑到通往一个阴暗密室——看起来似乎是有大理石柱支撑的阁楼——的,类似于圆窗的窥口……我的痛苦来源于此:在俯视这个狭小空间的时候,我惊恐地发现在它内部的黑暗中,我注视的正是自己。”《成年时代》正是这种透明的目光,通过它,第一人称的我穿透“内部的黑暗”,发现注视着黑暗深处的不再是第一人称的我——“世界的结构”,却已是那纪念碑式的,没有目光的,没有个性的,无名的雕像:第三人称单数的统领万物的死亡。






附加阅读


日子的疯狂
文 | 【法】莫里斯·布朗肖
译 | 王立秋
我不博学;我不无知。我懂得欢乐。那就是少说话(说得太少):我活着,生命给我以最大的快乐。死亡呢?在我死去(可能就在现在的某一分钟内)的时候,我会感到巨大的满足。我说的不是死亡的预示,那太过无趣也常不合意。苦难钝化感觉。但我确信,这必是个不寻常的真理:我在生命中经验无限的快乐并在死亡中获得无限的满足。

我四处徘徊;我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我在一个地方停留,住一个单独的房间。我曾贫穷,而后,在比众人人富有后,又变得比众人贫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满怀着激情,我想要的一切也都得到了满足。我的童年已经消失了,青春岁月也已在我身后。这没关系。我为过去的一切而感到幸福,我为现有的一切所取悦,将来的一切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我的生活比其他人的更好么?也许。我头顶尚有屋顶,很多人却没有。我没有患上麻风病,我不瞎,我看得到这个世界——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幸福哟!我看到,这一天,在此之外别无所有。谁又能夺走这一切呢?日子逝去,我也会随之而消逝——随那令我狂喜的思想和确定性而消逝。

我爱人,我也失去了他们。当那一下击中我的时候,我疯了,因为它是地狱。但我的疯狂并无见证,我的狂乱也不明显;只是我最深处的存在变得疯狂。有时我怒不可遏。人们会对我说,“你为何如此平静?”可我已是焦头烂额;夜里,我会在马路上奔跑嚎叫;白天,我会在路上平静的行走。

此后不久,世界的疯狂爆发了。和其他人一样,我被迫面壁而立。为什么?没有原因。武器并没有消失。我对自己说,上帝呀,你在做些什么?那时,我已经停止了疯狂。世界犹豫了,随即又归于平静。

在理性回到我身上的同时,记忆也随之而来,我看到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当我认为自己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悲剧的时候,我却几乎在同一时刻感到极度的快乐。这使我若有所思。但思索的结果却不那么令人满意。我好像失去了很多。我问自己,我伤心么,我有感到自己的生命破碎么?是,这倒是真的;但每一分每一秒,当我一动不动地窝在房间的角落,夜的凉爽和大地的稳定就让我欣喜并因此而舒缓放松。

人想要逃避死亡,他们可真奇怪。很多人大声嚷着“死,死”只是因为他们想要逃避生活。“这是什么生活。我要自杀。我放弃了。”多么可悲又令人感到奇怪;这真是个谜。

我也遇见过从不对生活说“安静!”也不对死亡说“滚!”的人。她们是女性,上帝美丽的造物。男人为恐怖所攻击,夜突破了他们的防线,他们看到自己的计划被消灭,自己的劳作(最终)化为尘埃。自以为重要,意欲创造世界的他们被震惊了;万物崩溃。

我能描述自己的审判么?我不能走路不能呼吸也不能吃喝,我的气息出自于顽石,我的身体来自于水,可我却要死于饥渴。某天,他们把我塞入大地;医生用泥土把我掩盖。地底进行的是怎样的劳作啊!谁说冷?它是火床,是荆丛。醒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的触感流溢,离我已有六尺之远;若有人进入我的房间,我必会高声尖叫,刀刃却把我切得支离破碎。是的,我只剩一副骨架。夜里我的纤弱将展现在我的面前把我恐吓。它来来去去侵扰着我,耗得我筋疲力尽;哦,我确已筋疲力尽。

我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么?我只为少数人所吸引,我不同情任何人,我也绝少希望取悦他人或被他人所取悦,我,几乎感觉不到我自己关心什么,只在他人中承受着苦难,因而,他们最微小的担忧对我来说也是无限巨大的不幸,即便如此,如果必须的话,我会蓄意牺牲他们,夺取他们一切快乐的感受(有时我会把他们干掉)。

我爬出泥坑,带着成熟的力量。从前我是什么?一个水袋,无生命的广延,静止的深渊。(我已经知道过去我是什么;我继续生活,不落入虚无。)人们从远处看我。孩子们在我周围玩耍。我也年轻过。但无疑,那空虚令我失望。

我不胆怯,我四处击打试探。某个人(一名才智枯竭的男子)拾起我的手,把刀插了进去。周围全是血。而后他战栗了。他把自己的手伸向我以便我能够把它钉在桌上或钉在门后。因为,他曾那样地切割我,这个人,是个疯子,尽管他现在是我的朋友;他把自己的妻子推向我的怀抱;他跟着我在大街上哭喊。“我被诅咒了,我是不死的妄想的玩物,我忏悔,我忏悔。”奇怪的疯子。同时鲜血渗出了我的衣服,我唯一的一件衣服。

大多数时间我住在城里。有一段时间我引领着公共的生活。我为法律所吸引,我喜欢人群。在一群不知道我的人群之中。作为无名者,我也是主权者。有一天,我厌倦了当一块把孤独的人们击打致死的石块。为引诱法律,我把她轻声呼唤,“来者,让我看看你的脸。”(有一阵子我想把她带走。)这可真是鲁莽的呼吁。如果她回应了,我该如何是好?

我必须承认我读过许多书。在我消失的时候,这些书卷也会发生觉察不到的变化;它的边缘会变得更宽,而思想,则会变得更加喧嚣。是的,我曾与太多的人交谈,现在我受到了反击;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是全部的人。那个巨大的他人使我(变得)比自己想要的更多。现在我的生活倒安全得令人吃惊;即使是致死的疾病也会发现,我强大得不可侵犯。对不起,但我必须在埋葬自己之前埋葬一些他者。

我开始向贫乏沉沦。慢慢地,贫乏在我周围打转;第一圈似乎把一切都留给了我,最后一圈只留给我我自己。某天,我发现自己为这个城市所困;旅行除幻想外什么都不是。我打不通电话。我的衣服一件件地磨损。我忍受着严寒;春天,快些来。我走向图书馆。我和一位研究自己的人成了朋友,他把我带到了热过了头的地下室。为了对他有用,我幸福地在过道里奔驰为他带来他此后将寄送给阅读的黑暗心灵的书本。但这个黑暗的心灵对我大声叫骂,言辞大不礼貌;我在它眼前收缩;它看我是为了看到我的所是,一只虫子,带颚的造物,来自贫乏的黑暗领域。我是谁?这个问题给我了巨大的困惑。

门外,我有一个狭小的视野:几步开外,就在我要离开的那个街角,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女子停了下来。我不大看得清她的样子,她挪动着车子想要通过外门。就在这时一名之前我没有看到的男子接近并从那道门走了进来。在他后退又一次出门之前,他就已经跨过了窗台。在他站在门边的时候,从他前方经过的婴儿车被举了起来,穿过了窗台,那个年轻的女子,在抬头看了他之后,也消失在屋子里。

这个小景使我兴奋得发狂。对此,无疑,我也不能为自己作出充分的解释,但我确信,就在被一个真正的事件绊住脚的日子开始快速消退的时候,我抓住了那个时刻。它来了,我对自己说,结局来了:有事情发生了,结局就是开始。我为喜悦所侵占。

我走到那栋房前,没有进去。从一开始我就看到了庭院黑色的边缘。我靠在外墙边上;我真的很冷。就在寒冷从头到脚包裹我的时候,我渐渐地感觉到我在这无边寒冷的各个层面上占据的至高地位;它根据其自然法则安静地成长着,而我,则在喜悦和这幸福的完满中徘徊,一时间,我的脑袋高得像天上的石块一般,而我的脚,则立在人行道上。

这一切都是真的:记下来。

我没有敌人。没有人惹我。有时无边的孤独在我脑中开启,整个世界都会消失其中,然后,世界又不受触动地走出这片孤独,安然无恙,完美无缺。我几乎丧失了我的视力,因为有人把玻璃压进我的眼睛。那一击并不让我感到气馁,这我承认。我有种感觉,我要回到那面墙里,或迷失在火石丛中。最糟糕的是,日子突然、令人震惊的残酷;我不能看,但我忍不住要看。看见是可怕的,为阻止去看却把我从前额到喉咙都撕得粉碎。而且,我听到鬣狗的嚎叫声,这些声音把我暴露在野生动物带来的威胁之前(我想这些声音是我自己的)。

玻璃一被取走,他们就在我眼睑下滑过一卷细小的胶片,眼睑上放上了棉絮的墙。他们并不希望我说话因为说话会拉扯固定好的绷带。“你睡着了,”后来医生对我说。我睡着了!我必须紧握自己以避开七日的阳光——一场奇妙的火灾!是的,一次七天,七道致命的光,变成一刻闪动的火花,要我去记述它们。谁会料到这些?有时我问自己。“这就是死亡。尽管(失去了)一切,这也是值得的,它让人印象深刻。”然而更经常的是我躺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最后,我渐渐地确信,我直面着日子的疯狂。这就是真理:光变得疯狂,明亮失去了一切的理性;光毫无理智地,不受控制地,毫无目的地猛击着我。这一发现直通我的生命。

我睡着了!在我醒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听一个人问,“你要起诉么?”对一个直接与日子打完交道的人来说,这可真是个有趣的问题。

即使在我康复之后,我还在怀疑我好了没有。我不能读也不能写。我被多雾的北方所包围。可这正是奇怪之处:尽管我没有忘记与日子痛苦的联系,我却在黑暗玻璃帷幕后的生活中变得衰弱不堪。我想在光天化日下看到点什么,却满足于明暗交界处愉悦和满足;我对阳光的渴求,如对水和空气的渴求一般。如果说可见是火焰,那么,我要求的就是这充盈的火焰;如果说可见会使我染上狂疾,那么,我将疯狂地希冀着疯狂。

他们在体制内为我留了一个狭小的位置。我应付这电话。医生经营着病理学的实验室(他对血饶有兴致),人们(有时)会来这里喝下些药剂。(身躯)伸展在小床上的同时,他们入睡。他们中的一个家伙耍了个杰出的诡计:在喝完指定的药剂后,他服下毒药并昏迷了过去。医生说这是下三滥的把戏。他救醒了那家伙并为这不诚实的入睡和他“打了场官司”。真的!在我看来,这个病人配得上更好的待遇。

尽管我的视力并没有被削弱,我还是像螃蟹一样横过街道,紧紧地扶着墙,无论何时,只要我一放手,就会眼花缭乱迈不出脚步。我常看到这些墙上的同一幅海报;那是一张简单的海报,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你也想要它。当然我想要,每一次我看到这些显著文字的时候,我就想要它。

但我体内的某种东西迅速停止了渴求。阅读对我来说是巨大的疲倦。阅读和说话一样使我筋疲力尽,要我说出最小型的真实的言说,对我来说也要求着那种我不曾具有的勇气。有人告诉我,“你很容易安于现状。”这是我震惊。在二十岁的时候,同样的境遇下,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四十岁时,某种程度上说贫乏的我正变得赤贫。可这沮丧的表象来自何处?我想我在街边捡到了它。街道并不是我变得富有,尽管理应如此。截然相反。我沿着人行道行走,跳进地铁明亮的灯光,拒绝城市大放异彩的美丽街道,我变得及其木讷,谦逊和疲劳。在过度分享吸收了无名的废墟之后,我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因为这个废墟并不是为我而设,而是用我来制造某种极度模糊而无形的事物;出于这样的原因,它看起来无耻而造作。使贫乏感到不适的是,它是可见的,每个看到的人都会想:你看到了,我成了被告;谁在攻击我?但我却不希望把正义随身携带。

他们对我说(有时是医生,有时是护士):“你是受过教育的人,你有天赋;不使用这些能力——如果这些能力被分给十个人的话,你就能让他们活下去,你夺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而你的贫困,本是可以避免的——你就冒犯了他们的需求。”我答道,“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我从你那里偷东西了么?来来,把它拿回去。”我感到自己被不正义的思想和恶意的推理所包围。与我抗衡的人是谁?不可见的知识,没人能证明它的存在,我追求它却一无所获。我是受过教育的人!也许,不是一直如此。天赋?像长椅上穿袍的法官那样说话,准备日夜将我责备的那些天赋来自何处?

我很喜欢医生,在他们的怀疑面前我却不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恼火的是他们的权威随时日而阴森地逼近。有人可能意识不到这点,但他们是国王。掀开我的屋子,他们会说,“这里一切都属于我。”他们会对我思想的印记发动进攻:“这是我们的。”他们会挑战我的故事:“说”,而我的故事中将为他们服务。匆忙中,我会摆脱自己。我分配我的血液,把我最隐秘的存在分给他们,借给他们整个宇宙,把日子也交给他们。这一切,就发生在他们眼前,尽管它们根本就不会震惊,我成了一滴水,一点墨。我把自己还原为他们。整个我在他们眼前一览无遗地逝去,最后,除了我完美的虚无外一无所有,什么也看不到。他们会因恼怒而起身呼喊,“好了,你在哪?你躲在哪里?隐藏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对我们冒犯”等等。

在他们身后我看见法律的剪影。不是人人熟知的那种法律,那种法律严厉而很难达成一致;这是一种别样的法律。与在她的威胁下跪下祈祷相反,看起来,我让她感到恐惧。对她来说,我的一瞥就是闪电的门闩,我的双手就是死亡的动机。而且,法律荒谬地用一切力量来相信(我的存在);她永久地在我面前屈膝显露自身。但她什么也不让我问,当她认识到我的权利无处不在的时候,这也意味着我不在任何地方。当她把我至于权威之上的时候,这意味着,你不被授权做任何事情。如果她低声下气的话,这也就意味着,你不尊重我。

我知道她的目标之一是让我“看到正义的实现”。她会对我说,“你是特例;没有人能对你做什么。你能说,没有什么能够约束你;誓言不再与你绑定;你的行为全无后果。你践踏于我之上,而我,就在这里,是你永远的仆从。”仆从?我可不想要什么仆从。

她会对我说,“你热爱正义。”“是的,我想是这样。”“为什么你会明白无误地允许正义在你的人格内受侵犯呢?”“如果正义在你身上弱化了,她也会在其他人身上弱化,后者也会因此而受到伤害。”“但这与她无关。”“一切都与正义有关。”“但正如你说的那样,我是特例。”“如果你行动的话你就是——如果你不行动,你就不可能是特例。”

最终,她说的还是这样的废话:“我们永不分离,这就是真理。我永远随你到任何地方。我将在你的屋顶下生活;我们将分享同样的睡眠。”

我允许自己被关起来。这只是暂时的,他们告诉我。好吧,暂时的。在室外的时日里,另一个居民,一个白胡子的老头,跳到我的肩上在我的头上大打手势。我对他说,“你是谁,托尔斯泰?”正因为这个举动,医生认为我真是疯了。最后,我在我背后绕所有人走动,紧紧纠结在一起的人群,一个中年人组成的人群,为血管中跳动的支配欲所惑,一股不幸的傻气,在我崩溃的时候(因为说到底我并不是一匹马)随之坠落的大多数同志,(恼羞成怒)把我打了个鼻青脸肿。那可真是美妙的时光。

法律对我的行为作出了严厉的批判:“(现在的)你和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你大不相同。”“大不相同?”“人们并非不受惩罚地嘲弄你。为了看到你,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爱上你就意味着死亡。人们挖坑把自己掩埋,为的是躲过你的视线。他们会互相喃喃细语,‘他走了没有?愿大地把我们藏得安稳。’”“他们这么怕我?”“对你来说,害怕是不够的,打心眼里的赞美,(过上)诚实的生活,(发掘)尘埃里的人性,这些统统不够。首要的是,不让任何人质疑我。谁敢思考我?”

她变得异常激动。她赞扬我,为的不过是反过来拔高自己的地位。“你是饥荒,不合,谋杀,破坏。”“为什么?”“因为我是战争,谋杀和末日的天使。”“那好”,我对她说,“要把我们关起来,这已经足够了。”事实是,我喜欢她。在那些过量的男性人口组成的环境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元素。一旦她允许我触摸她的膝——多奇怪的感觉。我也这样对她说过:“我不是那种为了一个膝盖就可以被牺牲的男人!”她答道:“这可真够恶心的!”

这是她的游戏之一。她会在窗顶和天花板之间向我展示一片空间。“你就在那里”,她说。我艰难地看着那个点。“你在那里么?”我竭尽全力看着那个地方。“哦?”我感到伤痕飞离了我的眼睛,我的视力就是一道伤口,我的头是一个洞,除去内脏的公牛。突然她大声喊道,“上帝呀,我看见了日子”等等。我抗议这个游戏使我筋疲力尽,可她却不知足地下决心要实现我的荣耀。

谁把玻璃扔到我的脸上?这个问题在其他一切问题中浮现。问题不是严格以此形式提出的,但一切道路都交汇于此。他们向我指出,我的回答并不能澄清什么,因为一切早已昭然若揭。“更理性些,不要说话。”“瞧,你是受过教育的;你知道沉默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你的无言正以最愚蠢的方式将你背叛。”我要对他们作出回应,“可我的沉默是真实的。如果我把它藏起来了,你就不会往前更进一步再次找到它。如果说沉默背叛了我,那么对你来说也是好的,他能帮助你(去发现),对我来说也是好的,因为照此说来你也在帮助我。”因此,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到达沉默的底部。

我卷入了他们的研究,我们都像带上面具的猎手。问题是向谁提出的?谁在提问?单一者变成了他者。言辞自己说话。沉默进入了语言,绝妙的避难之地,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注意到沉默的人。

有人问我: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故事么?我开始回答:我不博学;我也不无知。我懂得欢乐。那就是少说话。我对他们讲出了整个故事而在我看来他们也带着浓厚的兴趣聆听了整个故事,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结局却令所有人大吃一惊。“这是开头”,他们说,“现在请陈述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故事已经结束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能力把这些事件塑造成一个故事,我已经失去了故事感;这源自一系列的疾病。但这种解释只会让他们更加坚持不懈。因此我第一次注意到,这里有两个人,而这种对传统(叙事)方式的曲解,即使在事实证明这两个人一个是眼科医生,一个精神疾病的专家的情况下,还在不断地赋予我们的对话以权威审讯的特征,后者为严格设定的法则所监督和控制。当然,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警察头子。但因为他们有两个,相对而言也就会有第三者,我肯定,这个第三者仍然确信,作家,这个以独特方式言说和推理的人,总有能力去叙述他能够记述的事实。

故事?不。没有故事,不再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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